长了升到了警务部的大臣），向他索要他所需要的情报；后者请求给他两天的时间去进行调查，届时大概就可以把所需的情报提供给他了。第二天晚上，维尔福先生收到下面这张条子：“基督山伯爵有两个好朋友，一个是威玛勋爵，是一个有钱的外国人，行踪不定，目前在巴黎；另一个是布沙尼神甫，是一个在东方广行善事、颇得该地人士称誉的意大利教士。”
维尔福先生回信吩咐严密调查这两个人的一切情况。他的命令很快被执行了，第二天晚上，他接到了一份详细的报告：“神甫到巴黎已经一个月，住在圣·苏尔莫斯教堂后面的一座租来的小房子里，有上下两层，每层有两个房间。接下的两个房间中的一间是餐厅，房子有桌子一张，椅子数把，胡桃木碗柜一只；另一间是镶着壁板的客厅，并无壁饰、地毯或时钟。神甫显然只购置纯对必需的用具。神甫很喜欢楼上的那个起坐间，里面堆满神学书和经典，一个月来，他常常埋头在书堆里，所以那个房间倒不象是起居室，而象是一间书房。他的仆人先要从一个门洞里望一望访客，如果来者绝不认识或不喜欢，就回答说神甫不在巴黎——这个答复能使大多数人满意，因为大家都知道神甫是一位大旅行家。而且，不论是否在家，不论在巴黎或开罗，神甫总留下一些东西施舍给来访的人，那个仆人就用他主人的名义从门洞里把东西分散给人。书房旁边另外那个房间是寝室。全部家具只有一张没有帐子的床、四把圈椅和一只铺黄色天鹅绒厚垫的睡帽。
威玛勋爵住在圣·乔琪街。他是一个英国旅行家，在旅行中花掉的钱特别多。他的房子和家具都是租的，白天只在那里逗留几个钟头，而且极少在那儿过夜。他有一个怪脾气，就是从来不说一句法国话，却能写纯正的法文。”
在检察官得到这些详细情况的第二天，有个人驱车到费洛街的拐角处下车，走去敲一扇深绿色的门，要见布沙尼神甫。
“不在家，他今天一早就出去了。”仆人回答说。
“这个答复不能使我满意，”来客答道，“因为对于派我来的那个人，是没有人会说自己不在家的，还是请你劳神去告诉布沙尼神甫——”
“我已经告诉你他不在家啦！”仆人又说。
“那么，当他回来的时候，把这张名片和这封盖过封印的信交给他。他今天晚上八点钟在不在家？”
“当然在的。除非他在工作，那他也就和出门一样了。”
“那我今晚八点再来。”来客说完，就走了。
果然到了指定时间，那个人还是乘着那辆马车来了，但这一次马车并不停在费洛街的街尾，而是停在那扇绿门前面。
他一敲门，门就开了他走了进去。根据仆人对他的恭敬殷勤的态度上，他看出那封信已产生了预期的效果。“神甫在家吗？”他问。
“是的，他在书房里工作，他在恭候您，先生。”听差回答。来客走上一座很陡的楼梯，迎面看到神甫坐在桌子前面。
桌子上有一盏灯，灯罩很大，把灯光都集中在桌面上，使得房间里其余部分相当黑暗，他看见神甫穿着一件和尚长袍，头上戴着中世纪学者所用的那种头巾。“幸会，幸会，阁下就是布沙尼神甫吗？”来客问。
“是的，阁下，”神甫回答，“而您就是那位以前做过典狱长，现任警察总监波维里先生派来的使者吗？”
“一点不错，阁下。”
“身负巴黎保安重任的一位使者？”
“是的，阁下。”来客犹像了一下，脸也有些红了。
神甫把眼镜架好，这副大眼镜不但遮住两眼，并且连他的颧骨也遮住了，他又重新坐下来，并示意来客也就座。“我悉听您的吩咐，阁下。”神甫带着很明显的意大利口音说。
“我所负的使命，阁下，”来客一字一顿地说，“不论是对完成这项使命的，还是对作为这项使命的对象，都是机密的。”
神甫鞠了一躬。“您的正直，”来客继续说，“总监是早有耳闻的，现在，他作为法官，希望要从您这儿了解一点有关社会治安的情况。为了了解这些情况，他委托我来见您。希望不要碍于友谊或人情而不会使您掩饰事实的真相。”
“阁下，只要您所了解的情况不至于给我带来良心上的不安就行。我是一个教士，阁下，譬如说，人们在忏悔的时候所讲出来的秘密，那就必须由我保留由上帝裁判，而不是保留给人类的法庭。
“您别担心，神甫阁下，我们会尊重您的良心安宁。”
这个时候，神甫把靠近自己那一边的灯罩压得更低一些，另外那一边就翘了起来，使来客的脸被照亮了，而他自己则仍在暗处。
“对不起，神甫阁下，”警察总监的使者说，“灯光太刺眼了。”
神甫把灯罩压低，“现在，阁下，”他说，“我在恭听了，请说吧！”
“我来直截了当地说。您认识基督山伯爵先生吗？”
“我想您是指柴康先生吧？”
“柴康！这么说他不叫基督山？”
“基督山是一个地名，或说得更确切些，是一座岩礁的名字，不是一个姓。”
“好吧，既然基督山先生和柴康先生是一个人，我们就不必在字面上争论了。”
“绝对是一个人。”
“我们就来谈谈柴康先生吧。”
“好吧。”
“我刚才问您认不认识他？”
“我和他很熟。”
“他是谁？”
“一个有钱的马耳他造船商的儿子。”
“我知道，报告上也这么说。但是，您知道，警务部对空泛的报告不会满意的。
“但是，”神甫温和地微笑着答道，“当报告与事实相符的时候，谁都必须相信——别人得相信，警务部也得相信。”
“但您能确信这一点吗？”
“您是什么意思？”
“阁下，我对于您的诚实并无丝毫怀疑，我只是问您，您对于这一点能不能确定？”
“我认识他的父亲柴康先生。”
“啊，啊！”
“小时候，我常常和他的儿子在船坞里玩耍。”
“但他这个伯爵的头衔是哪儿得来的？”
“您知道那是可以买到的。”
“在意大利？”
“到处都行。”
“而他的财产，据一般人说，简直是无限——”
“哦，关于这一点，”神甫说，“‘无限’用得很恰当。”
“您以为他有多少财产？”
“每年十五万至二十万里弗左右的利息。”
“这也在情理之中，”来客说，“我听说他有三四百万呢！”
“每年二千万里弗收益金就得四百万本。”
“但我听说他每年有四百万的利息收入。”
“哦，那是不可信的。”
“您知道那个基督山岛？”
“当然，凡是从巴勒莫、那不勒斯或罗马经海道来的法国人，都知道这个岛，因为他们都必须从岛的附近经过，看得到它。”
“据说那是一个迷人的地方。”
“那是一座岩山。”
“伯爵为什么要买一座岩山呢？”
“为了要做一个伯爵。在意大利，如果想当伯爵，就必须有一处采地。”
“您想必听到过柴康先生青年时代的冒险经历吧？”
“那位父亲？”
“不，他的儿子。”
“这我知道得不确切，那个时期我没有看到我那青年朋友。”
“他去从军了吗？”
“我好象记得他当过兵。”
“加入哪一军种？”
“海军。”
“您作为神甫，他向您忏悔过吗？”
“不，先生，我想他是一个路德教徒。”
“一个路德教徒？”
“我说我想如此，我没有肯定，而且，我以为法国是有信仰自由的。”
“当然，我们现在所调查的不是他的信仰，而他的行动。我代表警察总监请求您把您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都告诉我。”
“大家认为他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基于他对东方基督教徒所做的杰出贡献，教皇曾封他为基督爵士——这种荣誉一向是只赐给亲王的。他还有五六种尊贵的勋章，都是东方诸国国王报答他种种贡献的纪念品。”
“他戴不戴那些勋章？”
“不戴，但他很以此为荣。他说过他喜欢的是给人类的造福者的褒奖，而不是给人类的破坏者犒赏。”
“那么他是个教友派信徒了？”
“一点不错，他是教友派信徒，只是他从不穿那种古怪的衣服而已。”
“他有没有朋友？”
“有，凡是认识他的人都是他的朋友。”
“但有没有仇人呢？”
“只有一个。”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威玛勋爵。”
“他在哪儿？”
“他现在巴黎。”
“他能不能给我一些消息？”
“他可以提供给您重要的消息，他曾在印度和柴康相处过一段日子”
“您知道他住哪儿？”
“大概在安顿大马路那一带，但街名和门牌号码我都不知道。”
“您跟那个英国人关系不好，是吗？”
“我爱柴康，他恨柴康，所以我们关系不太好。”
“您是否以为基督山伯爵在这次访问巴黎以前，从没有到过法国？”
“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打保票。不，阁下，他从来没有到过这儿，因为半年以前，他还向我打听过法国的情况。”因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回巴黎，我就介绍卡瓦尔康蒂先生去见他。”
“安德烈吗？”
“不，是他的父亲，巴陀米奥。”
“阁下，我现在只有一个问题要问了。我凭人格、人道和宗教名义，要求您坦白地回答我。”
“请问吧，阁下。”
“您知不知道基督山先生在欧特伊买房子是什么目的？”
“当然知道，他告诉过我。”
“是什么目的，阁下？”
“他要办一所精神病院，象庇沙尼男爵在巴勒莫所办的那所一样。您知不知道那所精神病院？”
“我听说过。”
“那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机构。”说完了这句话，神甫就鞠了一躬，表示他要继续做他的研究工作了。来客不知是懂得神甫的意思，还是他再没有别的问题要问了。他站起身来，神甫送他到门口。
“您是一位大慈善家，”来客说，“虽然人家都说您很有钱，但我愿意冒昧地捐献一些东西，请您代我施舍给穷人。您愿不愿意接受我的捐款？”
“谢谢您，阁下，我在世上只有一件事情看得特别重，就是，我所施舍的必须完全出于我自己的经济来源。”
“但是——”
“我的决心是无法改变的，但您只要自己去找，总是找得到的，唉！您可以施舍的对象太多啦。”神甫一面开门，一面又鞠了一躬，来客也鞠躬告辞。那马车又出发了，这一次，它驶到至·乔琪街，停在五号门前，那就是威玛勋爵所住的地方。来客曾写信给威玛勋爵，约定在十点钟的时候前来拜访。
警察总监的使者到的时候是十点差十分，仆人告诉他说，威玛勋爵还没回家，但他为人极守时间，十点钟一定会回来的。
来客在客厅等着，客厅里的布置象其他一切连家具出租的客厅一样。没有特别的地方，一只壁炉，壁炉架上放着两只新式的瓷花瓶：一架挂钟，挂钟顶上连着一具张弓待发的恋爱神童像；一面两边都刻花的屏风一边刻的是荷马盲行图，另一边是贝利赛行乞图；灰色的糊壁纸；用黑色饰边的红色窗帘。这就是威玛勋爵的客厅。房间里点着几盏灯，但毛玻璃的灯罩光线看起来很微弱，象是考虑到警察总监的密使受不了强烈的光线而特意安排的，十分钟以后，挂钟开始敲十点钟，敲到第五下，门开了，威玛勋爵出现在门口。他的个子略高于中等身材，长着暗红色的稀疏的髭须，脸色很白，金黄色的头发已有些灰白。他的衣服完全显示出英国人的特征——就是：一件一八一一年式的高领蓝色上装，上面钉着镀金的纽扣；一件羊毛背心；一条紫花布的裤子，裤脚管比平常的短三吋，但有吊带扣在鞋底上，所以也不会滑到膝头上去。他一进来，就用英语说：“阁下，您知道我是不说法语的。”
“我知道您不喜欢用我国的语言谈话。”密使回答。
“但您可以说法语，”威玛勋爵答道，“因为我虽然不讲这种语言，但我听得懂。”
“而我，”来客改口用英语回答，“我也懂得一些英语，可以用英语谈话。您不必感觉不便。”
“噢！”威玛勋爵用那种只有道地的大不列颠人民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