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山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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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山伯爵- 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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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这样!”维尔福惊奇地望着他的父亲回答,“你们的消息看来的确很灵通。” 
  “呃,事情很简单。你们当权的人所拥有的,只不过是金钱能收买到的东西,而我们在野人,却可以得到由信仰所激发的一切。” 
  “信仰?”维尔福微笑着说。 
  “不错,是信仰。那两个字的含义,我相信,就是有希望的雄心。”说完,维尔福的父亲伸手去准备拉那条叫人的铃绳,想叫侍者进来。维尔福却按住了他的手臂。 
  “等一等,我亲爱的父亲,青年说道,我再说一句话。” 
  “说吧。” 
  “不管保皇党的警务部多么无能,他们却知道一件可怕的事。” 
  “什么事?” 
  “就是有个人的外貌特征在奎斯奈将军失踪的那天早上到将军家里去过。” 
  “哦,能干的警务部知道了这件事,那个人的外貌特征什么样?” 
  “褐色的皮肤,头发,眉毛胡须,都是黑的,排胸扣的蓝色披风,钮扣上挂着荣誉团军官的玫瑰形勋章,戴阔边帽子,一支藤手杖。” 
  “啊,啊!他们知道了这一切?”诺瓦蒂埃说,“那么,为什么他们不捉住那个人?” 
  “因为昨天,或者前天,他们跟踪那人到高海隆路拐角上的时候,把他给跟丢了。” 
  “我说你们警备部是些脓包吗?” 
  “是的,或许他们迟早会捉到他的。” 
  “不错,”诺瓦蒂埃说,随即漫不经心地环四周看了看——“不错,假如这个人事先没有得到警告或许会被他们抓住的,但现在他已经得到了警告。”他微笑了一下又说,“因此他就要改变他的相貌和穿着了,说着他走到放梳妆品的桌子前面,在脸上擦了一些肥皂,拿起一把剃刀,用一只结实的手刮掉那险些给他添麻烦的胡子,因为它们是给警务部留下了非常明显的印象。维尔福惊奇地注视着他。 
  胡子刮掉了,诺瓦蒂埃又把他的头发重新整理了一下,然后,拿起一条放在一只打开着的旅行皮包上面的花领巾,打了上去,穿上了维尔福的一件燕尾服式的棕黑色的一衣,脱下了他自己那件高领蓝色披风,在镜子前面试,他又拿了他儿子的一顶狭边帽子,觉得非常合适;把手杖放在原先那个壁炉角落里,拿起一支细竹手杖,用他那有力的手虎虎地试了一下,这支细手杖是文雅代理法官走路时用的,拿着它更显得从容轻快,这是他的主要特征之一。 
  “好了”化完了妆以后,他转过身来寻着他惊讶得目瞪口呆的儿子说,“怎么样,你们警务部还能认出吗?” 
  “认不出来了,父亲。维尔福讷纳地说,“至少,我希望如此。” 
  “现在,我亲爱的孩子,”诺瓦蒂埃又说,“我留给你来照料这些东西,全凭你的谨慎来把它处理掉了。” 
  “哦,放心好了。”维尔福说。 
  “是,是的,我现在相信你的确说的不错,你真的救了我的命,但你放心,我很快就会向你报恩的。” 
  维尔福摇摇头。 
  “你不相信?” 
  “至少,我希望是您弄错了。” 
  “你愿不愿意在他面前当一个预言家呢?” 
  “讲祸事的预言家是不受宫廷欢迎的,父亲。” 
  “不错,但他们总有一天会得到报偿的,假如真的发生了第二次的复辟,你那时就可以成为一个伟人了。” 
  “好吧,我对国王该说些什么呢?” 
  “对他这样说:‘陛下,关于法国的形势,市民的舆论,军队的士气,您受骗了。那个在巴黎被您称为科西嘉岛的魔王,在内韦尔被冠以逆贼头衔的人,已经在里昂被人欢呼为波拿巴,在格勒诺布尔被尊为皇帝了。您以为他是在被围剿,被追逐,或将要被擒获了,但他却在迅速前进,就象他所养的鹰那样。 
  您所信赖的士兵都快要饿死,累死啦,他们随时都准备着开小差,然后象雪片附在向前滚的雪球似地赶到他那儿去。陛下,走吧!把法兰西让给它真正的主了吧,让给那个不是把它买到手,而是征服它的人吧。走吧,陛下,倒并不是因为您会遇到什么危险,因为您的对手很强大,会宽容您的,面对圣·路易的孙子来说,竟让那个打赢了阿柯尔战役,马伦戈战役,奥斯特利茨战役的那个人饶他一命未免也太丢脸了。’就对他这样说,或者,最好还是什么也不要告诉他。把你这次行程严守秘密,别吹嘘你到巴黎来干什么,或曾干了什么。赶快回去,在黑夜里进入马赛,从后门溜回家,静静地,服服贴贴地,不声不响地呆在那儿,而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惹人讨厌,因为这一次,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认清了谁是敌人以后要给以狠狠的惩罚的。 
  走吧,我的儿子,走吧,我亲爱的杰拉尔,假如你能听从我的话或者如果你高兴,把它算作友好的忠告也行,我们还可以保留你的原职的。这个,”诺瓦蒂埃微笑了一下又说,“就算是一种交易吧,假如有一天,在政治的天平上你高我低的时候,还希望你再救我一命。再见了,我亲爱的杰拉尔,下次再来时,请在我的门口下车。”诺瓦蒂埃在讲这番话后,他便以同样安祥的态度离开了房间。维尔福脸色苍白,急忙奔到窗前,撩开窗帘,看着他泰然自若地走过街口两三个鬼头鬼脑的人的身边,这两三个人,也许就是等候在那儿来抓一个长黑胡子的,穿蓝色披风,戴阔边呢帽的人的。 
  维尔福屏息静气地站在那儿呆望着,直望到他的父亲拐入了蒲赛街。然后他转过身来急忙去处理他留下来的那堆东西,把那黑领结和蓝披风塞进旅行包的箱底里,把帽子仍进了黑洞洞的壁厨里,把手杖折成几段,一下子投进了壁炉,然后戴上他的旅行便帽,叫仆人来,用眼色示意让他不要提任何问题,付了饭店的账,跳上那辆早已等候着的马车里,他在里昂得知波拿巴已进入格勒诺布尔,沿途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的,他终于到达马赛,这个野心勃勃的人初尝成功的喜悦,但同时,他心中又充满了种种希望和忧虑。 
  (第十二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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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百日

    

  诺瓦蒂埃先生真是一个预言家,事态的发展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谁都知道从爱尔巴岛卷土重来的这次著名的历史事件,——那次奇妙的复归,不仅是史无前例,而且大概也会后无来者。 
  路易十八对这一猛烈的打击只是软弱无力地抵抗了一下。他这个还没有坐稳的王朝,本来基础就不稳固,一向是摇摇欲坠,只要拿破仑一挥手,这座由旧偏见和新观念不好调和而构成的上层建筑便坍了下来。所以维尔福从国王那里只得了一些感激(这在目前反而可说是对他有害的)和荣誉十字勋章,但对这个勋章,他倒多了个心眼,并没有佩挂它,尽管勃拉卡斯公爵按时把荣誉勋位证书送了来。 
  诺瓦蒂埃当时成了显赫一时的人物,要不是为了他,拿破仑无疑早就把维尔福免职了。这个一七九三年的吉伦特党人和一八○六年的上议员保护了这个不久前保护过他的人。 
  帝国正在复活期间,但已不难预见它的二次倾覆了。维尔福的全部力量都用在封住那几乎被唐太斯所泄漏的秘密上了。只有检察官被免了职,因为他有效忠于王室的嫌疑。 
  帝国的权力刚刚建立,也就是说,皇帝刚刚住进杜伊勒里宫,从我们已经向读者们介绍过的那间小书房里发出了无数命令,在桌子上路易十八留下的那半空的鼻烟盒还敞开在那里。在马赛,不管官员们的态度如何,老百姓已知道:南北始终未被扑灭的内战的余烬又重新燃起来了;保党人如果敢冒险外出,必定会遭到斥骂和侮辱,这时如果要想挑起人民来报复他们,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由于时势的变化,那位可敬的船主在当时虽还说不上势倾全市,因为他毕竟是个谨慎而胆小的人,以致许多最狂热的拿破仑党分子竟斥他为“温和派”,但却已有足够的势力可使他所提出的要求闻达于当局,而他的那个要求,我们不难猜到,是与唐太斯有关的。 
  维尔福的上司虽已倒台,他本人却依旧保留了原职,只是他的婚事已暂时搁在了一边,以期等待一个更有利的时机。假如皇帝能保住王位,那么杰拉尔就需要一个不同的联姻来帮助他的事业,他的父亲已负责再给他另找一个了。假如路易十八重登王位,则圣·梅朗侯爵以及他本人的势力就会大增,那桩婚事也就比以前更实惠了。 
  代理检察官暂时当上了马赛的首席法官,一天早晨,仆人推门进来,说莫雷尔先生来访。换了别人很可能就会赶忙去接见船主了。但维尔福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他知道这样做等于是在显其软弱。所以尽管他并没有别的客人,但仍让莫雷尔在外客厅里等候,理由只是代理检察官总是要叫每个人都等候一下的,读了一刻钟的报纸以后,他才吩咐请莫雷尔先生进来。 
  莫雷尔原以为维尔福会显出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没想到见到他的时候,发觉他仍象六个星期以前见到他的时候一样,镇定,稳重,冷漠而彬彬有礼,这是教养有素的上等人和平民之间最难逾越的鸿沟。他走进维尔福的书房。满以为那法官见他就会发抖,但正相反,他看到的是维尔福坐在那儿,手肘支在办公桌上,用手托着头,于是他自己感到浑身打了个寒颤。他在门口停了下来。维尔福凝视了他一会儿,象是有点不认识他了似的。在这短短的一瞬间,那诚实的船主只是困惑地把他的帽子在两手中转动着,然后——“我想您是莫雷尔先生吧?”维尔福说。 
  “是的,先生。” 
  “请进来先生,”法官象赐恩似地摆一摆手说,“请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我能有幸看到你的来访。” 
  “您猜不到吗,先生?”莫雷尔问。 
  “猜不到,但假如我可以做出什么为您效劳的话,我是很高兴的。” 
  “先生,”莫雷尔说,他渐渐恢复了自信心,“您还记得吧,在皇帝陛下登陆的前几天,我曾来为一个青年人求过情,他是我船上的大副,被控与厄尔巴岛有联系。那样的联系,在当时是一种罪名,尽管在今天却已是一种荣耀了。您当时是为路易十八效劳,不能庇护他,那是您的职责。但今天您定是为拿破仑效劳,您就应该保护他了,——这同样也是您的职责。所以我就是来问问那个青年人现在怎么样了。” 
  维尔福竭力控制住自己。“他叫什么名字?”他问道。“把他的姓名告诉我。” 
  “爱德蒙·唐太斯。” 
  虽然,维尔福宁愿面对一支二十五步外的枪口也不愿听人提到这个名字,但他依旧面不改色。 
  “唐太斯?”他重复了一遍,“爱德蒙·唐太斯?” 
  “是的,先生。” 
  维尔福翻开一大卷档案,放到桌子上,又从桌子上那儿走去翻另外那些档案,然后转向莫雷尔:“您肯定没弄错吗,先生?”他以世界上最自然的口吻说道。 
  假若莫雷尔再心细一点,或对这种事较有经验的话,那他说应该觉得奇怪,为什么对代理检察官不打发他去问监狱长,去问档案官,而是这样亲自答复他。但此时莫雷尔在维尔福身上没发现半点恐惧,只觉得对方很谦恭。维尔福的作法果然不错。 
  “没有,”莫雷尔说,“我没弄错。我认识他已经十年了,在他被捕的那一小时里,他还在为我服务呢。您也许还记得,六个星期以前,我曾来请求您对他从宽办理。正象我今天来请求您对他公道一些一样。您当时接待我的态度非常冷淡,啊,在那个年头里,保皇党人对拿破仑党当时是非常严厉的。” 
  “先生,”维尔福答道,“我当时是一个保皇党人,因为当时我以为波旁家族不仅是王伯的嫡系继承者,而且是国人所拥戴的君主。但皇帝这次奇迹般地复位证明我是错了,只有万民所爱戴的人才是合法的君主。” 
  “这就对了。”莫雷尔大声说道。“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说,我相信可以从您这番话上得到爱德蒙的喜讯。” 
  “等一等,”维尔福一边说,一边翻阅一宗档案,“有了,他是一个水手,而且快要娶一个年轻的迦太兰姑娘了。我现在想起来了,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案子。” 
  “怎么回事?” 
  “您知道,他离开这儿以后,就被关到法院的监狱里去了。” 
  “那么后来呢?” 
  “我向巴黎打了个报告,把从他身上找到的文件附送去了。你该明白,这是我的职责。过了一个星期,他就被带走了。” 
  “带走了!”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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