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山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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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山伯爵- 第1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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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唉,阁下,可怜可怜我吧!” 
  老人的眼睛还是看着门口。 
  “我还可以回来是吧?”莫雷尔问。 
  “是的。” 
  “就我一个人出去吗?” 
  “不。” 
  “我该把谁带走呢,——检察官先生吗? 
  “不。” 
  “医生?” 
  “是的。” 
  “您要和维尔福先生谈话?” 
  “是的。” 
  “他能懂得您的意思吗?” 
  “是的。” 
  “噢!”维尔福说,调查工作可以在私下进行了,—— 
  “噢,放心吧,我能够懂得家父的意思的。” 
  阿夫里尼扶住那年轻人的胳膊,领他走出房间。这时,整幢房子被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一刻钟以后,他们听见踉跄的脚步声,维尔福出现在阿夫里尼和莫雷尔痛苦等待着的房间门口。他们一个在沉思,一个因为痛苦几乎透不过气来,“你们可以来了。”他说,他们回到诺瓦梯埃那儿。莫雷尔注意到维尔福脸色青白;大滴汗珠从他的脸颊上滚下;他的手里的一支笔已经捏碎了。“二位,”他用一种嘶哑的声音说,“你们用人格向我提保:决不把这个可怕的秘密泄露出去,两个人下意识地退了一步。“我恳求你们——”维尔福继续说。 
  “但是,”莫雷尔说,“那个罪犯——那个杀人犯——那个凶手呢?” 
  “请放心,阁下,正义会得到伸张的,”维尔福说。“家父已经告诉了我那个杀人犯是谁,家父也象你一样渴望报仇,但他也象我一样请求你们保守这个秘密。是吗,父亲?” 
  “是的。”诺瓦梯埃坚决地表示。莫雷尔不禁发出一声恐怖和怀疑的叫声。 
  “噢,阁下!”维尔福抓住马西米兰的手臂说,“家父是个很坚强的人,他提出了这个要求,那是因为他知道,而且确信瓦朗蒂娜的仇一定能报。是这样吗,父亲?”老人作了一个肯定的表示。维尔福继续说,“父亲是了解我的,我已向他发过誓。放心吧,二位,在三天之内,司法机关所需的时间更短,我要向谋杀我孩子的人报仇。我报仇的手段会让最最勇敢的人看了也会发抖。”当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他咬牙切齿,紧握住老人那只没有感觉的手。 
  “这个诺言会履行吗,诺瓦梯埃先生?”莫雷尔问,阿夫里尼也用询问的眼光望着他。 
  “是的。”诺瓦梯埃带着一种凶狠的惬意表情回答。 
  “那么请发誓吧,”维尔福把莫雷尔和阿夫里尼的手拉在一起说,“你们发誓要保全我家的名誉,让我来为我的孩子报仇。” 
  阿夫里尼把头撇转在一边,极不情愿地说“是”;但莫雷尔挣脱他的手,冲到床前,在瓦朗蒂娜那冰冷的嘴唇上吻了一下,就发出一声绝望的呻吟,急匆匆地离开了。 
  前面已经说过,所有的仆人都跑光了。所以维尔福先生不得不要求阿夫里尼先生主持丧事的一切事宜,在一个大城市里办丧事是件麻烦事,尤其是在这种暧昧的情况下死了人。 
  不管别人怎么安慰劝说,诺瓦梯埃先生还是不肯离开他的孙女儿,他的眼泪默默地顺着脸颊滚落下来,这种无言的痛苦和沉默的绝望。让人目不忍睹。维尔福回到书房里,阿夫里尼去找市政府专门负责验尸医生,那位医生因其负责验尸,所以被人称为“死医生”。一刻钟以后,阿夫里尼先生带着“死医生”回来了。发现大门是关着的,由于门房和仆人们已经逃走,维尔福只能亲自出来开门。但他走到楼梯顶上就停下了,他没有勇气再进那个房间。所以两位医生走进瓦朗蒂娜的房间。诺瓦梯埃仍坐在床前,象死者一样的苍白、沉默寂然无声。“死医生”漠不动情地走到床前,揭开盖在死者身上的床单,稍微掰了掰姑娘的嘴唇。 
  “唉,”阿夫里尼说,“她真的死啦,可怜的孩子!你可以走了。” 
  “是的”医生简洁地回答,放手把床单又盖在姑娘身上。 
  诺瓦梯埃发出一种呼噜呼噜喘息声,老人的眼睛闪闪发光,阿夫里尼明白他希望再看一看他的孩子。他走到床前,趁“死医生”把他那接触过死人的嘴唇的手浸在漂白液里的时候,他揭开床单,他揭开床单’看到那个宁静而苍白,象一个睡着的天使那样的面孔。老人眼睛里滚下眼泪,表示了他对医生的感谢。“死医生”那时已把他的验尸报告放在桌子角上;他的任务完成后,阿夫里尼便陪他出去。维尔福在他的书斋门口遇见他们。他对医生说了几句感谢的话,然后转向阿夫里尼说:“现在请个神父吧?” 
  “您想特地去指定一位神父来为瓦朗蒂娜祈祷吗?”阿夫里尼问。 
  “不,”维尔福说,“就近找一位好了。” 
  “近处有一位善良的意大利长老,”“死医生”说,“他就在您的隔壁。我顺便请他过来好吗?” 
  “阿夫里尼,”维尔福说,那就麻烦您陪这位先生一起去。 
  把大门钥匙带上这样您进出就方便。您带那位神父来,我领他到瓦朗蒂娜的房间里去。” 
  “您希望见见他吗?” 
  “我只希望独自呆一会儿,请原谅我,一位神父是懂得这种悲伤的,尤其一位父亲失去女儿的悲伤。”维尔福先生把钥匙交交给阿夫里尼,向那位“死医生”道了别,就回到他的书房里,开始工作了。”对于某些人来说,工作是医治悲伤的良药。 
  当两位医生走到街上的时候,他们注意到一个穿法衣的人站在隔壁的房门口。“这就是我所说的那位长老。”医生对阿夫里尼说。 
  阿夫里尼上前去同那位神父打招呼。“阁下,”他说,“您愿意为一个刚失去女儿的不幸的父亲尽一次伟大的义务吗?他就是维尔福先生,那位检察官。” 
  “啊!”神父的意大利口音很重,“是的,我听说那座房子里死了人。” 
  “我正要去自荐,阁下,”那神父说,“克尽职守原是我们的职责。” 
  “死者是一个年轻的姑娘。” 
  “我知道的,阁下,从那座房子里逃出来的仆人告诉我了,我知道她叫瓦朗蒂娜,我已经为她祈祷过了。” 
  “谢谢您,阁下,”阿夫里尼说,“既然您已开始您那神圣的职责就请继续下去吧。请去坐在死者的身边,他们全家人都会感激您的。” 
  “我这就去,阁下,谁的祈祷也不会比我的更虔诚。” 
  阿夫里尼搀住那神父的手,没有去见维尔福,径自走到瓦朗蒂娜的房间里,那个房间没有任何变动,殡仪馆的人要到傍晚才来收尸。当长老进去的时候,诺瓦梯埃异样的眼光望着他的眼睛;认为他已从神父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特殊的表示,他要继续留在房间里。阿夫里尼请神父照顾那死者和老人,长老答应尽力为瓦朗蒂娜祈祷并照看诺瓦梯埃。为了他在履行这种神圣的使命时不受人打扰,阿夫里尼离去,神父就闩房门,而且把通向维尔福夫人房间的房门也闩了。 
  (第一○三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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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四章 腾格拉尔的签字

    

  第二天是个阴霾多云的日子。殡仪馆的人在昨夜执行完了他们的任务,把尸体裹在一块包尸布里,尽管有人说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但包尸布却要最后证明他们生前所享受的奢侈。这块包尸布是瓦朗蒂娜在半月以前刚买的一块质地极好的麻布衣料。那天晚上,收尸的人把诺梯瓦埃从瓦朗蒂娜的房间搬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里,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要他离开他的孩子并没怎么费事。布沙尼长老一直守候到天亮,然后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径自离开了。阿夫里尼是早晨八点钟左右回来的。他在到诺瓦梯埃房间去的路上遇到维尔福,他们去看老人睡得如何。令他们惊奇的是老人在一张大圈椅里,睡得正香,他面色平静,脸带微笑。 
  “瞧,”阿夫里尼对维尔福说,“上帝知道如此来抚慰人的悲伤。有谁能说诺瓦梯埃先生不爱他的孩子?可是他照样睡着了。” 
  “是的,您说得很对,”维尔福神色惊奇地回答说,“他真的睡着了!这真奇怪,因为以前最轻微的骚扰就会使他整夜睡不着。” 
  “悲哀使他麻木了。”阿夫里尼回答,他们深思着回到检察官的书房。 
  “看,我没有睡过,”维尔福指着他那张根本没动过的床说,“悲哀并没有使我麻木。我有两夜没有睡了,看看我的书桌。我在这两天两夜里面写了很多东西。我写满了那些纸,已写好了控告凶手贝尼代托的起诉状。噢,工作!工作!工作是我的热情,让我愉快,让我喜悦!工作减轻我的悲伤!”他用痉挛的手握住阿夫里尼的手。 
  “您现在需要我帮忙吗?”阿夫里尼问。 
  “不,”维尔福说,请你在十一点钟的时候回来,到十二点,那——那——噢,天哪!我那可怜的,可怜的孩子!”检察官的铁石心肠也变软了,他抬起头向上望着呻吟起来。 
  “您想到客厅里去接待来客吗?” 
  “不,我的一个堂弟代我担任了这种伤心的职责。我要工作,医生,当我工作的时候,我就忘掉一切悲伤了。”的确,医生一离开书房,维尔福便又专心致志地工作起来。 
  阿夫里尼在大门口恰好遇见维尔福的堂弟,此人在我们的故事里正如在他这个家族一样,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是那生来就供人差遣的角色。他很守时,穿着黑衣服,手臂上缠着黑纱,带着一副根据情况需要而随时可以变化的面孔去见他的堂兄。到十二点钟,丧车驶进铺着石板的院子圣·奥诺路上挤满了游手好闲的人,这些人对节日有钱人家的丧事就如同节日一样感兴趣,他们象去看一次大出丧同看一位公爵小姐的婚礼一样热烈。客厅被人挤满了,我们的几位老朋友都已经来到,先前是德布雷、夏多·勒诺和波尚,然后是当时司法界、文学界和军界的领袖人物;因为维尔福先生是巴黎社会中的第一流人物,——这,一部分是由于他的社会地位,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他个人才干的力量。 
  他那位堂弟站在门口接待宾客,他无动于衷,并没有象一位父亲,一位兄长,一个爱人那样哀伤或者勉强挤出几滴眼泪。 
  这使宾客们感到很轻松,那些相识的人便组成了小团体。其中有一个小团体是由德布雷、夏多·勒诺和波尚组成的。 
  “可怜的姑娘!”德布雷说,象其他来宾一样,他也对这位年轻姑娘的死言不由衷地说了几句,——“可怜的姑娘,这样年轻,这样有钱,这样漂亮!夏多·勒诺,当我们——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呀?三个星期,也许最多一个月以前吧——我们不是在这儿参加那次并没有签订成功的婚约仪式的吗?那时你会想到发生这样的事吗?” 
  “的确想不到。”夏多·勒诺说。 
  “你认识她吗?” 
  “我在马尔塞夫夫人家里见过她一两次,不过我觉得她很可爱,当时她有点儿抑郁。她的继母到哪儿去了?你知道吗?” 
  “她去陪伴接待我们的那位先生的太太去了。” 
  “他是谁?” 
  “哪一位?” 
  “那个接待我们的人。他是议员吗?” 
  “噢,不,那些议员我每天都见过,”波尚说,“他的面孔我却不认识。” 
  “这件丧事有没有登报?” 
  “报纸上提及过,但文章不是我写的。真的,我不知道维尔福先生看了那篇文章是否会很高兴,因为它说,如果那接连四次死亡事件不是发生在检察官的家里,他对这件事情就感到有特别大的兴趣了。” 
  “可是,”夏多·勒诺说,“为家母看病的阿夫里尼医生却说维尔福情绪非常沮丧。你在找谁呀,德布雷?” 
  “我在找基督山伯爵。”德布雷道。 
  “我的银行家?他的银行家是腾格拉尔,是不是?”夏多·勒诺问德布雷。 
  “我相信是的,”那秘书带着略微有些尴尬地回答。“但这儿不仅只少基督山一个人,我也没有看见莫雷尔。” 
  “莫雷尔!他们认识他吗?”夏多·勒诺问。 
  “我记得别人只给他介绍过维尔福夫人。” 
  “可是,他是应该这儿来的呀,”德布雷说。“今天晚上我们谈论些什么?谈论这件到事件,这是今天的新闻。但是,不要再说了,我们的司法部长来了。他一定得对那个哭哭啼啼的堂弟说几句话。”于是那三个青年赶紧揍过去听。 
  波尚说的是实话。在他来参加丧礼的途中,他曾遇见过基督山,后者正在朝安顿大马路腾格拉尔先生的府上那个方向驶去。那银行家看见伯爵的马车驶进前院,带着一个伤心但又殷勤的微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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