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的电话也打不了长途。三天后父亲说要出去办点事情，让她等在这里不许乱跑，从此便人不见影鬼不见踪。院子里的人每天用各种花言巧语试图稳住姐姐，以至姐姐一周之后才发觉情形不对，但院子的大门始终锁着。这期间父亲给她打过几次电话，先是骗她稍安勿躁，耐心等他回来，后又挑明如不放弃与权虎结婚的想法，就不让她回家。
姐姐又哭又闹，她后来才知道这院子原来是公安局的一个内部的招待点。保良后来回想，这个“计谋”肯定是于叔叔出的主意。因为父亲在去省城之前，曾在体育馆和于叔叔鬼鬼祟祟地碰面，在父亲回来之后，又在废窑弹冠相庆地接头。在他们自鸣得意的时候，也许没想到姐姐在省城的那个小院里，已被逼成困兽。
那个小院、还有院里的三层小楼，都是空着的，只有一个老头和一个中年妇女日夜守着姐姐，不许她出去，每日好言相劝，茶饭伺候，无非劝她要听父母的话，劝她在这里好好安静几天，等父亲过来接她回去。
在明白真相的第三天深夜，姐姐从三楼卫生间的窗户顺着楼后外墙的下水管子爬了下来，手和腿都蹭出了见血的伤口。当她的双脚着地后也顾不上疼痛，向着大街的方向飞快奔逃。天亮后她用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买了火车票回到了鉴宁，在那个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路口，见到了她的爱人权虎。
权虎马上把姐姐带到二伯那里，声称要立即与姐姐结婚。他们没有告诉二伯，这时的姐姐，其实已经怀有身孕。
二伯给出的态度非常明确，第一，不反对他们相爱和结婚，第二，他对姐姐说，我跟你爸爸是几十年的兄弟，你嫁到权家来，你爸必须有个态度，哪怕他到我这儿来点个头，也就算数。他不同意，你们就不能办结婚手续。你们别让我们做老辈的，为你们伤了和气。
二伯的态度与其说是支持，不如说是反对。
姐姐和权虎决定私奔。
保良是从父亲接到一个电话的反应上，知道了姐姐已经回到鉴宁。父亲接了那个电话后，马上打电话给权虎和二伯，追问姐姐的下落，打给权虎的电话是权三枪接的，说权虎不在，搪塞过了。二伯则在电话里向父亲通报了儿女的想法，并把自己的立场做了复述。在他们通话之后，双方家庭都在寻找各自的儿女，但姐姐没有回家，权虎也不在酒楼，两个年轻人摆出了一副人间蒸发的架势，以争取他们相爱的权利。
保良这才看到，父亲真的急了，脸色发白地四处打电话求助。在和于叔叔通了一个电话后，又匆匆离家而去。也许保良那时年纪太小，他无法推测父亲的不近情理，是否必有其中的道理和原因。
这个道理和原因，是在这段棒打鸳鸯的悲剧发生将近一年之后，保良才得以明晰，可那时一切都为时已晚，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保良见到姐姐是在姐姐回到鉴宁的第二天下午，也就是阳历的大年三十。保良放学时被权三枪在校门口叫走，用汽车把他拉到了一条叫不出名字的街道，带他进入了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在这幢居民楼顶层的一套单元房内，保良见到了权虎和姐姐。
姐弟二人抱头痛哭。
保良觉得，姐姐太可怜了。
见到姐姐憔悴的样子，见到姐姐淌下的泪水，保良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他那时把全部的同情，全都投向了姐姐，投向了和姐姐痴情相爱的权虎。那天晚上他自觉自愿地充当了一个小交通员的角色，把姐姐决定结婚并决定与权虎双双出走的消息，悄悄带给了母亲。
这个消息让母亲也流下了眼泪。她和保良躲在厨房里，背着一墙之隔的卧室里的父亲，看了保良带回来的姐姐的亲笔信。那封信里充满了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与愧疚，让人悲肠百转，也发出了从此井水河水永不相犯的毒誓，令人心寒如冰。
元旦这天，父亲原说要出去找二伯和几个走得近的朋友好好谈谈，但母亲把早饭做熟之后，父亲还未起床。母亲问他，他说头痛不去了。母亲把保良叫到厨房，从身上掏出一只精巧的小盒子，保良知道，这就是母亲唯一留存下来的那件嫁妆——一对镶着真钻的白金耳环。
母亲打开盒子，两只耳环熠熠耀目。母亲取出一只，放在保良手里，随即哽咽起来，克制了半天，才把抽泣压住。她对保良说：“昨天晚上我去街上，给你姐打了电话，她今天和权虎结婚。今天是元旦，是个挺好的日子，今天结婚挺好的。我跟你姐说了，今天妈妈去不了啦，可妈妈要送她一个结婚礼物。保良你把这只耳环带给你姐，告诉她以后不管走到哪儿了，要是想妈妈了，想家了，就看看这只耳环。妈妈这儿还留了一只，妈要想她了，也看看这只耳环……什么时候这一对耳环又合到一起了，妈妈的心也就安了，妈妈等着这天。你跟姐说，妈祝他们幸福。
第一部分姐姐的婚礼
元旦，鉴宁的街上，好大的雪。
俗话说，瑞雪兆丰年。
元旦下雪是个好兆，但保良走在街上，雪粉飘在脸上，每一滴每一粒，都像妈妈和姐姐的眼泪，特别凉，特别疼。
姐姐的婚礼就在那幢居民楼的顶层单元里举行，仪式简单。姐姐和权虎一没拜天地，二没拜高堂，甚至，也没有夫妻对拜。他们只是坐在一张旧餐桌前，喝了交杯酒，说了祝福自己的话。桌上摆的“婚宴”，都是从楼下的餐馆里买回来的酒菜，因为这房子是临时租的，所以没有任何餐具，菜就盛在从餐馆带回的塑料饭盒里，筷子也是从餐馆拿来的一次性筷子。权虎因为执意结婚，和他父亲也闹僵了，所以尽管身上有钱，也不敢到街上像样的酒楼里大办喜事。二伯在鉴宁城里耳目众多，他们必须小心为妙。代表女方参加婚礼的，竟然只有保良一人，而男方亲属的代表，也只有背着二伯悄悄赶来的权三枪。
餐桌的一侧，放着姐姐和权虎行将上路的行李，那两只行李让婚礼充满了天涯沦落的辛酸味道。保良把母亲的那只耳环交给了姐姐，保良说：妈让我把这个给你，她祝你们一生幸福。姐姐接了耳环，看了半天，摘了自己原来戴的普通耳环，让保良把这只白金镶钻的耳环给她戴上。保良给姐姐戴耳环时姐姐哭了，耳朵抖得让保良戴了半天才好歹戴上。权虎问：怎么只有一只？保良说：另一只我妈留着，说想我姐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他又对姐姐说：妈说你要想她了，就也看看这只耳环。什么时候两只耳环合在一起了，妈妈的心也就安了。妈说她要一直等着这天。
保良说完这话，鼻子酸得想哭，泪到眼窝又忍住没落。
姐姐没有说话，只是把保良搂在怀里，先是用手，后又用唇，抚摸亲吻着保良乌黑的头发。婚宴也就此草草结束，权虎开始催促姐姐收拾上路。保良和权三枪一起送姐姐和权虎去了火车站，他看着权三枪帮这对新人把行李搬上车厢，看着权虎拉着姐姐的手踏上了列车的踏板，那一刻他觉得姐姐脸上终于漾起的笑容是那么幸福，那么由衷。
火车开动。
姐姐走了。
保良哭了。
他那时觉得，这就是永别，姐姐真的再也不会回来了。
火车是绿色的，绿色中涂了黄色和银色，还点缀着白色和红色。当火车在雪地里渐渐走远，越变越小以后，统统变成了单纯的黑色。
元旦过后，父亲照常去二伯的公司上班，和二伯见了面，谁也不提儿女的事情。也许他们都不知道他的女儿和他的儿子，已经秘密地结了婚，他们兄弟二人，已经亲上加亲地成了儿女亲家。
元旦后上班的头一天晚上，二伯让父亲参加公司里的一个应酬，是一家地产商在百万豪庭大酒楼宴请二伯。那家地产商要开发市南的一块地皮，想请二伯手下的拆迁公司承包拆迁任务，二伯手下的拆迁公司就由权三枪负责，听说鉴宁很多难缠的钉子户一听权三枪三个字，就全都老老实实地搬了。
那天酒席宴上父亲多喝了几口酒，散席后二伯让权三枪开车送父亲回家。车子开到小巷的巷口，停稳之后，下车之前，父亲问权三枪：“三枪，你跟叔说句实话，你到底知不知道权虎跟我家保珍现在在哪儿？”
权三枪想了一下，说：“权虎和保珍已经走了，他们已经结了婚，前天就走了，可能到上海去了。”
父亲按说应有预料，可他当时的表情却说明他真的没有料到：“结婚？他们已经结了婚？”
权三枪说：“他们也不能不结了，保珍已经怀了权虎的孩子，不结婚更不好办了。”
父亲没再说话，他手脚迟钝地开了车门，下了车子，刚刚走了两步就双腿一软，瘫在了马路边上。
保良和母亲赶到医院时父亲已经打上了吊针，吊针里除了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外，还有一种镇定催眠的药物，父亲很快睡过去了。二伯也赶过来探望，见父亲已无危险，又向医生问了情况，才打道回府。走前对母亲说：“妹子，你跟三弟说，他愿不愿意跟我搭亲家我无所谓，不是亲家我们还是兄弟。孩子也都大了，咱们想管也管不了，随他们去吧。咱们做老辈的，别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长命百岁才是真的。”保良站在母亲身后，他在二伯的话里，听不出他对权虎和姐姐已成夫妻的事实，是否已经清楚。
第一部分姐姐生下儿子
父亲醒来之后，又在医院里躺了两天，才出院回家。于叔叔来家里探望了一次，父亲支开保良和母亲，关上卧室的门和于叔叔谈了很久很久。于叔叔走的时候，脸色阴沉，但并没忘记对在门口做功课的保良笑了一下。保良突然讨厌这个于叔叔，他甚至断定，父亲之所以反对姐姐的婚姻，之所以粗暴地把姐姐软禁在省城的那座小楼，大概都是于叔叔出的主意，都是于叔叔设下的圈套。
从此以后，父亲更加沉默。只要父亲在家，家也就变得沉默。父亲只有在严肃地要求保良用功学习的时候，才开口和保良说话。父亲要求保良必须考上鉴宁最好的高中，因为只有上了高中，才有可能考上大学。父亲说他已经和省公安学院的熟人说好，只要保良的分数过了公安学院的录取线，就一定会收他去那里上学。虽然这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但从现在就要加倍努力，打好基础。咱们陆家就靠你了！
父亲说这些话时，态度虽然严肃，言语虽然重复，但声调却总是保持着强烈的激动。说到动情时，眼里还会闪出些许泪光。保良每次照例听着，听完照例点头，然后照例说声“唔”。
那一阵保良在家，只有母亲可以倾心对话。母子二人说话的地点，多数是在厨房和后门，以及其他可以避开父亲的角落。他们相谈的内容，多数是关于姐姐——关于姐姐的去向，关于她的生活，关于她是否幸福，关于权虎是否仍然爱她……还有她肚里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母亲说要是男孩就好了，男孩是家里耀祖光宗的希望，长大以后恋爱结婚，也不像女孩那么让人牵肠挂肚。
保良问母亲：“姐姐要是生了男孩，爸爸是不是就会同意她跟权虎大哥好了？”
母亲反问：“是吗？”
保良说：“因为爸爸看重男孩呀，姐姐要是生了男孩，爸爸也就不用整天逼我学习了。我要是考不上公安学院，还有姐姐的孩子，他要是考上了，一样耀祖光宗呀。”
母亲愣了半天，叹口气说：“唉，你姐就算生了男孩，也是人家权家的苗啊。耀的是人家的祖，光的是人家的宗，和陆家不相干的。”
关于姐姐的长吁短叹，也是保良与李臣刘存亮聚会时的一个内容。李臣还异想天开地提议大家攒钱，帮助保良前往上海，演绎一出千里寻姐的现代传奇——万一你姐在上海落入虎口了呢，你去把她解救出来，那时全国的报纸电视都会把这动人的故事宣传报道，你陆保良从此也就名扬一世！
后来保良知道，姐姐和权虎出走之后，确实去了上海，又从上海去了南京。他们并没“落入虎口”，而是在鉴宁左右的不同城市辗转迁徙，日子过得还算和谐。
姐姐和权虎之间唯一不和谐的，是关于当初要不要离家出走。离家半年之后的权虎开始想家，特别是每当他信用卡上的钱快要用光，马上就会有人在卡上注入新的存额的时候，他的意志和情感，就遭到一次无形的肢解。第一次发现卡上的钱突然回涨的那一刻权虎就知道他父亲已经原谅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