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梦-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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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梦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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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在这幢当时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奢侈无比的花园洋房里住三个晚上，我必须在Peter回来之前找到一处息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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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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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澳洲梦是从1987年10月3日开始的。
　　那天上午，Peter驾车把我从墨尔本机场接到他家，没说几句话就走了。他只是匆匆地向我介绍了他年轻漂亮的金发女友Jan，然后一一指给我看哪里是卧室、厨房、客厅、洗澡间、洗衣房，并给我演示怎样打开热水、煤气、空调、电视和洗衣机，怎样烧水煮咖啡；最后还打开冰箱的门，指了指里面的食物告诉我说：这都是给你准备的。然后，他就和Jan跳上他的敞蓬吉普车走了。他要和Jan一起去山里的农场住几天。
　　我知道，我必须在这几天内找到安身之处。
　　Peter一走，这幢大房子就象收音机被关了电源一样，一下子就静了下来。怎么会这么静呢？没有大城市的喧闹，也没有乡村的鸡鸣狗叫，甚至连风声都感觉不到。我一个人幽灵般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再看过一遍，松软的席梦思床和羊毛地毯，耀眼的不锈钢水龙头和炉具……这一切都象是在梦中。
　　我突然发现所有的窗子都挂着窗帘。
　　我好奇地掀开一个个窗帘，每次看到的都是一些奇异的树丛和花草——原来整个房子是被花园包围着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别墅”吧？抑或是“花园洋房”？
　　桌子上放着一本墨尔本地图，是Peter留给我的。那是一本象《收获》杂志一样大小的书，但比《收获》又厚了许多，大概有半块砖那么厚吧。一个城市的地图怎么会这么厚？上海地图也不过是一张打开的《文汇报》那么大。
　　书里夹着一张黄色的小纸条，上面写着：Youarehere（你在这里）。
　　打开来。是地图的第256页。金黄色的彩笔涂出一个地名：Elwood。
　　这么说，这就是我在澳洲的第一处落脚地了。
　　我花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研究那本地图。地图上呈现的墨尔本是这样的：这是一座海滨城市，整个城市沿弧形的海湾向两面伸展，形成一弯下弦月的样子。墨尔本市中心就建在靠水的“弦”上比较偏上的位置；我的第一个落脚地Elwood在墨尔本市中心的右下方（也就是东南方）5公里处，也是在靠水的“弦”上。
　　有时间应该去看看大海。我想。
　　我试着打开电视，一群精壮汉子正挤压在一起争抢一个椭圆型的小球。这可能就是澳洲人最喜欢玩的橄榄球吧？看台上，所有的观众都在拚命地呐喊，看上去比运动员还辛苦。突然，一个脸上涂着澳洲国旗图案的年轻姑娘站起来，对准摄像镜头掀起上衣，露出两只丰硕的乳房——她的脸上充满纯真和欢乐……
　　真的是来到另一个世界了。
　　一阵倦意袭来，我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当我醒过来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一束束昏黄的光线从百叶窗挤进来，落到我身边的地毯上。
　　房间里越发安静了。
　　这种安静令我心中发慌。
　　我已经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里，语言、文化、环境……没有一样是我所熟悉的。我会喜欢这里吗？我会适应这一切吗？
　　我只有三个月的签证。
　　三个月里，我能做些什么？三个月后，我又将如何？
　　而眼下，我只能在这幢当时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奢侈无比的花园洋房里住三个晚上，我必须在Peter回来之前找到一处息身之地。
　　心底越发烦躁起来。
　　我来到外面，沿小街信步走去。
　　一座挨一座的花园洋房，一棵接一棵的棕榈树……
　　没有一个人影——除我之外；偶尔会有一辆车子在我身边轻轻擦过，也是那种悄然无声的感觉。
　　走过那条小街，来到一个小小的商业区。有几家小的店铺，好象都关着门。
　　记得那天是周六。Peter早就告诉过我，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第一个实施五天工作制的国家。我便很奇怪，周末不正是赚钱的好时候吗？为什么都关着门呢？
　　我开始留恋上海的繁华、热闹和拥挤了。
　　接着，我开始渴望能在街上遇到一个人，我无法忍受这寂静和孤独。
　　继续往前走。
　　还是一座挨一座的花园洋房，一棵接一棵的棕榈树……
　　突然，我听到惊涛拍岸的声响。
　　我振作起来，并加快了脚步，朝涛声走去。
　　在我攀上一个陡坡之后，突然就看到大海了。
　　——应该是南太平洋了。
　　远处，水天一色，夕阳正疲倦地沉下去，在水天交界处画出一道金线。
　　突然，在那道金线的尽头，我看到一片如森林般竖立着的高楼群。那里一定是墨尔本市中心了！我在心底这样叫着，目光却一刻也不曾离开那片在落日中闪着金光的高楼群，直到夕阳彻底沉下去。
　　当夕阳沉下去的时候，高楼里的灯光便显现了出来。这些代表着现代文明和繁荣的灯光又令我激动了一小会儿。可是很快，那些灯光变得冷漠起来。隔着这片海湾，我突然觉得墨尔本离我特别遥远，遥远到永远走不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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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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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周围依然没有一个人影。
　　我突然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是被这个世界抛弃了的人。
　　为排遣寂静和孤独，我跺着脚，朝大海、朝远处的墨尔本困兽般吼了起来。我的吼声连同我的信心立刻被滔天巨浪所吞没。
　　我会实现我的澳洲梦吗？我虽然拿的是读英语的学生签证，可我不是来读书的，也不是来打工的，我要在这里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可我的全部资本只是1000澳元外加两箱书。我不知道这1000澳元能维持几天，至于那些书，能变成财富吗？
　　我呆呆地站在海边的礁石上，心中很乱。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我仍然固执地站在那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终于，我在海边的巨浪中发现一个小小的身影。
　　那是一个冲浪者，在大海面前，他显得非常渺小，可他仍然在和大海顽强地搏斗着。一拨巨浪涌过来，他跳上冲浪板，向浪尖冲过去；他刚刚站到浪尖上就摔了下来，并被巨浪吞没……没过一会儿，他又从水中爬了起来，推着冲浪板，向大海深处拚命滑过去……又一拨巨浪涌过来，他再次跳上冲浪板……他又失败了……有那么一会儿，他似乎已经被大海彻底吞没了，我甚至为他着急起来。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从另一个地方冒了出来……
　　他看上去还是个孩子，只有十四、五岁的样子。
　　我被他深深地打动了。
　　天色越来越暗，冲浪的他变成一个跳跃的小黑点。
　　他一直没能成功。
　　我默默离开海边。
　　回家的路依然被寂静与孤独笼罩着。街灯已经点亮了，每一座花园洋房的窗子里都透出温馨的灯光来。我知道，每一束灯光下都有一家人，他们在看电视、吃晚饭，或者是交换着白天所见到的人和事。而我，却远离家乡，一个人走在昏暗的路上。我的心底一阵酸楚，差点流出泪来。
　　就在这时，那个冲浪的孩子的身影又从我的脑海里跳出来。
　　我突然意识到：他已经嬴了……是的，他已经嬴了……
　　不知不觉中，我的步伐快了起来。
　　若干年后的某一天，我被邀请参加了澳洲自由党的助选活动。当时的澳洲联邦总理是自由党领袖何华德，他在争取连任。如果他再次连任，就将成为澳洲历史上任职时间第二长的联邦总理。踌躇满志的何华德总理频频举杯，接受支持者的祝福。他就这样来到我身边。我还没有想好该和何华德总理说些什么。就在这时，联邦参议院唯一的华人参议员陈之彬先生走了过来，他指了指我，告诉何华德总理：他就是把霍克澳洲总工会大楼买下来的那个中国人！
　　我突然意识到，澳洲的联邦总理早就知道一个华人买下霍克总工会大楼的事了。
　　何华德总理很认真地盯住我看了一会儿，然后把酒杯换到左手，腾出右手来，握住我的手，用力地摇了摇：干得漂亮！年轻人！
　　我明白何华德总理这句话后面的潜台词是什么。
　　霍克曾是工党领袖，也是何华德的老对手（霍克做联邦总理时何华德是联邦反对党领袖）；而且，霍克也是澳洲历史上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事实上，何华德再次连任之前，霍克是澳洲历史上任职时间第二长的联邦总理。明天就是投票日，霍克在澳洲历史上的位置很有可能被何华德取代。而我，则在何华德前面做了另一件事：在墨尔本市中心那幢用霍克命名的澳洲总工会大楼，已经因为被我买了下来而换上了“澳中集团”的名字。
　　何华德总理对我的热情，让我似乎感觉到些什么。
　　用霍克命名的澳洲总工会大楼是我在1996年7月份买下来的，这幢大楼当时市值是2000多万澳元（1。2亿元人民币）。不过，那时我并不知道它和澳洲前总理霍克的这层特殊“关系”。
　　那天晚上我和何华德总理合了影。这张照片一直挂在我的办公室里。
　　一转眼，我在澳州已经闯荡十八年了。一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眼下，我的澳中集团旗下拥有十几间子公司，在墨尔本拥有十几幢商业大楼和一批土地（数万平方米）。我的梦想，应该说是已经实现了。是的，我成功了，可这成功来之不易。我也曾经失败，甚至被人误解。如今，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拥有的这一切，即使是嫉妒我的人也是无法否认的。
　　可是，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又有了新的梦想。
　　我突然明白了，我是个永远有梦想的人。
　　事实上，梦想，是支撑我生命最坚实的柱石。
　　有一天，我再一次来到我的澳洲梦开始的地方。还是那样的黄昏，还是那样的季节，也还是那块礁石，也还是那样令人发慌的寂静。我象当年一样远眺南太平洋，还是那样的画面：水天一色，夕阳正疲倦地沉下去，在水天交界处画出一抹金线……自然，我又看到那片如森林般竖立着的墨尔本的高楼群……唯独不同的是，我的心不再孤独。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的身后有数亿资产做后盾，更是因为我早已经历了无数的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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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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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一个小黑点跳入我的眼帘。
　　是冲浪者！
　　我的心立刻激越起来。
　　依然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
　　一拨巨浪涌过来，他跳上冲浪板，向浪尖冲过去；他刚刚站到浪尖上就摔了下来，并被巨浪所吞没……没过一会儿，他又从水中爬了起来，推着冲浪板，向大海深处拚命滑过去……又一拨巨浪涌过来，他再次跳上冲浪板……
　　多麽熟悉的身影，多麽熟悉的动作，多麽熟悉的过程！
　　我走下礁石。
　　我朝那个冲浪的孩子走过去。
　　我很激动。
　　我要把我的故事讲给他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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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走向澳大利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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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改变我后半生命运的竟然是一个偶然事件。
　　那天，应该说是1987年7月初的一个星期一，我正坐在《中小企业报》总编办公室审查头版内容。我那时是上海市长江中小企业经济技术公司（所属于上海市科委）总经理、上海市中小企业研究会会长——挂靠在上海科协下面。我们中小企业研究会办了一份报纸，叫做《中小企业报》，我是总编。这份报纸的社长是当时的上海科协副主席刘吉（后来上调北京，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一职）。那期报纸上有刘吉一篇谈中小企业发展的文章，非常重要，我必须亲自校一遍才放心。
　　我正看着，隔壁办公室的小张推门进来，说要借复印机用一下。
　　小张是我的棋友，我们常在一块儿下围棋。我没问他复印什么，便替他打开复印机让他自己印，然后又回到办公桌前埋头看刘吉的文章。
　　我刚坐下来，小张就喊我：复印机夹纸了！
　　我放下手中的报纸小样，过去帮小张的忙。我把复印机打开，拉出那张捣蛋的纸。
　　改变我后半生命运的事件就这样发生了——我顺便瞄了一眼那张只印了一半的纸，发现是一份英文表格。我那时正在学英语，常去我家附近人民公园内的“英语角”练口语——我的意思是说，我那时对英语非常敏感，于是便拿起来看。
　　小张一看瞒不住了，只好告诉我，那是一份英语学校的入学申请表，学校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叫什么“澳大利亚国际英语学院”。小张跟我说这些时有些不好意思，上班时间做私事总不大光彩，何况又是出国这种本该是秘密进行的大事。那时，上海正悄悄涌着出国大潮，有去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