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看我的职工们，打起精神，告诉他们：所有的法律责任，由我一个人承担！
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我得先了解一下，我的最坏的结果将会是什么。我咨询了一下律师，我被告知：第一，如果警方真的代表澳洲医生工会把我告上法庭，我是必输无疑；第二，假如我的官司输了，我要面临的将是2年有期徒刑，并且加上数万澳元的罚款！
这太可怕了！
这是刑事案，而不是经济纠纷，所以由警察出面，代表国家的权力。
我知道，与他们抗争是很艰难的。但是，不抗争是没有出路的。
第二天，我带着全体医生，秘书10多人去警察局录口供……，警察局正式开始起诉我的侦查行动。
面对这样的指控，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只有全力维护中医诊所的合法权力。
首先，我找了一家很有声望的麦可律师事务所。其实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华人朋友，也是个律师，而且很有水平，但我考虑再三，还是选了家白人主理的律师事务所，因为我的对手是势力强大的澳洲医生工会，我必须要找一个让以白人为主的陪审团信任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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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我与澳洲警察打官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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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麦克一起讨论了我的案子。他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你的案子肯定是要输的，因为你确实白纸黑字地使用了Doctor（医生）这个称呼。我所能做的，只能尽最大努力让你不要输的太惨，比如，不判你坐监，甚至少交一些罚款等等。
离开麦可律师事务所，我难过极了。我做错了什么呢？我雇佣的这些中医师确实没有一个是假冒的呀！他们在中国不仅在大学里学的是中医，而且都有超过五年以上的中医师工作经验。怎么就不可以被称为医生呢？在说，他们也确实在澳洲治好了很多人的病啊！入股外面的中医师都是江湖骗子，都是冒牌货，怎么可能治好你们多的病人？怎么可能那么受欢迎呢？
难道，我们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医诊所事业，就在这样一条小河沟里面翻船了吗？
我反复地问麦克，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麦克想了想，说，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不理睬他们，但是要迅速关闭你的诊所，这样，这件事可能就会不了了之，他们告你的真正用心无非是你的诊所抢了他们的生意嘛；二是应诉，和他们打这个官司。我已经告诉你了，打官司也是个输，当然，也不是一点嬴的希望没有，如果你有中“六合彩”的运气的话……好了，你现在选择吧。
我选择了第二个方案：应诉！
麦克一听，愣了一下，说，那好吧，既然你这么固执……也许固执的人都会有好运……你回去后尽快准备对你有利于的材料……不过，我还是要先告诉你，我们要准备打一场很艰难的官司了……
我为什么选择了应诉呢？连经验丰富的大律师麦克都说铁输的案子，我为什么还偏要打下去呢？麦可为我指出的第一个方案不是很好吗？只要关闭了我的中医诊所，可能会毫无损失吗？我为什么还要应诉呢？
我也不知道。一定要我回答的话，只是两个字——直觉。
我只是觉得，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不允许真正的中医行医，那么这个国家的法律就是非常愚蠢的！哪怕是输，我也要在法庭上告诉大众，澳洲的法律是愚蠢的！然后，我就打道回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话虽这么说，我还是要任职准备材料的。
我想了整整一个晚上，我准备了如下应诉方案和材料：
第一，当我们在宣传品上，或者是在我们的诊所内称那些人为Doctor（医生）时，很明显，我们指的是ChineseDoctor（中医师）。我认为，对于我雇佣的那些人的中医师资格，不应该由澳洲的医疗机构审定，而应该由当今世界上中医研究最发达的国家——中国来审定；而我雇佣的那些人，每个人都有来自中国的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们是合格的、甚至是出色的中医师。
第二，我在开办中医诊所之前，曾经写信咨询澳洲联邦卫生部长和维多利亚州卫生部长（我留有该咨询信件的底本），要求两位熟悉卫生相关法规的政府官员为我提供有可能影响我开办这个中医诊所的法规。这两位官员都没有给我回函，说明他们对此并不持有异议。而且其后，在我的诊所成立时，两位政府卫生官员还都来了贺信，信上对我的诊所使用医生一词毫无异议。这一招非常聪明，相当是把中医师是否可以使用医生这样的称呼，也就是澳洲医生工会和我的这场争执，转变成政府的卫生部门与警察部门之间的争执了。
第三，我将提供五十封被我们的中医师治好了的病人写来的感谢信。这些感谢信将证明我们的中医师是多么的出色，这些感谢信也将在法庭上大声询问：如果象这样能治好本地医生多年没治好的病的中医师不允许被称之为医生，应该称他们什么？
第四，我最后还要提供世界卫生组织承认中国针灸技术的文件，以及针灸可以治疗的疾病的清单。此外，我还提供了中医作为一门科学，在中国以及世界上部分国家的大学里开办了本科专业的证明，以次说明了我们的中医诊断技术在世界上都是被承认的一种科学的医疗技术。
我把这些材料一件件地交给了律师麦克后，他的眼睛渐渐地亮了，他很兴奋地说，金，没想到你准备的材料如此丰富，而且具有说服力。看来，我们有希望打赢这场官司了。我先去和他们交涉一下，你就等着好消息吧。
得到了麦克的首肯，我的心就放下来了一半。
我爱神耐心地等候。在等待结果期间，我们的诊所照常营业，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但是，我们首先本着和解的基本愿望，立即在后来的各种散发的广告和资料中，去掉了“医生”这个称号，而改用“执业者”这个称呼，表明了我们并不想和澳洲医生工会进行竞争和对抗的诚意。
一个月后的某一天，麦克突然给我打来电话：金，警察撤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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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我与澳洲警察打官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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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赢了！真是太好了！我几乎要跳起来了。
这场官司与危机，就这样由于我所提供的特别有说服力的资料而化解了。警方撤诉就等于是我赢了。
这个事情也给我了很多启发。首先，在澳洲遇到法律诉讼时千万不要怕，一定要沉着冷静，要想各种办法。当时有很多朋友都劝我把诊所关了算了，可我就要打这个官司。在困难面前，心态很重要，如果你的大脑总是被恐惧感所占领，那么能做的就是逃避，挣扎，拖延。这无益于事件的解决，灾难依旧。面对灾难，要学会冷静，以平和心态，分析并找到问题的关键，建立自信并取解决问题。
另外，我们要注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澳洲是一个公平的法律社会，律师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司法调节活动，只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活动，任何人、任何权势都奈何你不得，这和那些法律不健全的非法治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遇到这类事情时的心态也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一定要沉着应对，不要惊慌，而是自信地去面对，直到找到所有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和材料，让那些真实而有说服力的材料去讲话，就可以打赢官司了。
危机是考验一个人是否具有勇气，智慧，能力的时候，退一下就全军覆灭，坚持努力一下危机有时就过了。有时候，危机也使一种机会，当你能转危为安的同时，还有可能创造新的机会。事实上，我和维州警察局不打不成交，10年后，我陪同维州警察局副局长访问了中国。
说起来，1991年是我发展最快的一年，但也是我危机最多的一年。
我和澳洲警察及医生工会的法律危机刚刚平息，我的诊所内部又出现了人员危机。真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记得那天我正在一个车行里选购汽车，我准备花三万澳元买一辆新车。
我正在谈着，突然接到Richard的电话。Richard就是给我出主意开诊所的那个人，也是我最早的合作者，现在代我管理我的第二家诊所。
Richard告诉我，诊所的其他四个中医师，最近一直都在背后谈论我，抱怨我给他们的分成比例太低了。他们的意思是，诊所现在的生意特别好，而和他们的分成比例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没有提高。Richard原来以为他们只是随便发发牢骚，过几天就会好了，没想到突然决定不干了，要走人了！
我立即暂时停止了买车的手续。我得好好想想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要比我买车只要多了，而且，假如我的中医师真的闹起“哗变”，我到底还要不要买一辆车，也是一个问题了。
说实话，刚听到这样的消息时，我有些生气。我觉得这几个中医师应该先和我谈，如果谈完了我依然不提高给他们的分成，再走也不迟呀？为什么不直接和我谈，把我蒙在鼓里呢？为什么说不干就不干了，说走就走了呢？这样我会很被动的。
而且，我有强烈的被过河拆桥的感觉。本来你们还在餐馆打工呢，是我让你们有了一个发挥本专业的机会，而且收入已经大为提高了。我就不信你们真的是要走人，不过是看着生意越来越好，你们也成了中坚力量，于是就拿走人来要挟我？
当时我很生气，真想索性先下手为强，把这几个人都给辞退。反正有的是中医师。
当时车行老板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觉得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想问又不好意思问，只好尴尬地陪着我，呆坐在车行的休息室里。
我必须马上做出一个决定，要么提高给他们的分成，留住他们；要么索性炒他们的鱿鱼，重新找几个中医师。从感情上讲，是他们伤害了我，我真的再不客气。可是理智地讲，诊所的生意好了，这里面当然也有他们的功劳，这样说来，他们希望提高报酬的想法也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我也想到，我一直没和他们签订长期的工作合同，可能也是造成他们不安心工作的一个因素。
我想了一会儿，理智战胜了感情。我决定留住这些中医师：
第一，提高中医师的分成比例；
第二，和这几个中医师们签定一个比较长期的工作合同，表示我合作的诚意；
第三，个别要走的，也要与他们理性地分开。
想到这里，我笑了。我相信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看来，新车还是要买的。
那天，我就这样把一辆全新的日本丰田佳美车开回了家。
第二天，我来到了诊所，召集那几个背后嘀咕着准备离开诊所的中医师开了一个会，宣布了我的两项决定：第一，提高他们的分成比例；第二，和他们签定长期的工作合同。
除了一个人坚持要走外，其余的人都留了下来。
我想我是对的，他们都是成熟的中医师，而且每个人手中都有自己的病人，留住他们也就留住了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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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我与澳洲警察打官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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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决后，大家心里的疙瘩也很快解开了。
有时候，真的是“退后一步天地宽”，必要的时候就是要妥协，因为妥协是达成合作的基础；相反，意气用事可能会很痛快，但那却是一把双刃剑，弄不好会伤害双方的利益。
重要的是，既然大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就应该各让一步，双方满意。
我的诊所一般使用的都是澳洲人做会计，这是从维护本企业的经济利益出发的。我们严格按照会计制度做事，从不做假帐，收入支出都是一目了然，帐目是非常清晰的，这样大家都有信赖感，对诊所的未来也有信心。
这件“哗变”事件令我看到了职称合作的重要性。
为了增强合作，也为了加深友谊，我在年底成立了一个“澳中中医中心经理联席会议”。我们定期组织活动，开会，交流，互相提高，共享信息资源。和快，三个诊所就犹如我的“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生意兴隆。
故事讲到这里，该总结一下了。
我于1987年10月来到澳洲，到1991年底，是四年多一点。
第一年，主要是打基础，写了两本书，搞了很多次讲座，并搞定身份；
第二年，主要是在三所高等院校里面工作，并买下第一幢房子；
第三年和第四年，成功创办了三间中医诊所，并创办了《新移民》杂志，奠定了我的未来商业王国的基础。
后来，我又在中医领域内发展了三年，我没有实现要在澳洲开办30家中医诊所的宏图大志。原因是多种的，第一是经过我这些年的不懈努力，中医已经在澳洲被广泛认可，使得开中医诊所变得容易了许多；第二是我为澳洲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