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静下来之后，我就想，在澳大利亚工业园区这个计划上，吴江市政府和我其实都尽了最大的努力，特别是吴江市委书记和市长，一直非常支持这个事情，他耗费了很多心血，当这个项目无法继续推进的时候，他甚至比我还要着急和焦虑。但是，最终还是因为某些条件不成熟，我们的计划未能成功实施。
这对我有没有教训呢？当然有。
这次教训对我是非常大的，你看，我化了很大的代价，耗费了很大的精力，包括经济上的、精神上的和体力上的，我却什么都没做成。而且我也知道，这个项目的失败，还会给我带来一些名誉上的损失。
吴江市方面，为了这个“澳大利亚工业园区”的计划，在土建方面，也已经投入了不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可以说，我和吴江市政府两方面都是这个计划的受害者。
那么，谁又赢了呢？
谁都没有赢。
那么，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
答案是很明显的：除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外，我们也没有获得中国政府高层的支持。或者我们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有与这个政府高层人士相关的部门参与到这个计划当中，很多事情就会顺利很多。这就是中国独特的办事方法。
我认赌服输了！
那么，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区为什么能建成呢？同是一个江苏省政府，为什么厚此薄彼，批了新加坡不批澳洲呢？这里面的道理也是很简单的：我在中国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力。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和“新加坡的缔造者”李光耀的合力推动下最终成功的。我算是老几？
是的，我也在中国官场上认识几个人，可是我的人际关系做的太表面了，根本没做扎实的工作。假如有一个主要的中央领导能够赞赏我的计划，事情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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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澳大利亚工业园区”始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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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我对建立“澳大利亚工业园区”的艰难程度认识不足。就凭我一个小小的海外商人之微薄之力，来推动这么大一个事情，简直可以说是“蚍蜉撼大树”了，怎么可能成功呢？
实质，也可以说，我是有那么点自不量力了。
我毕竟离开中国已经八年之久了，早已不懂要用中国思维办事了。
所以说，是因为两国文化的差异，也因为天时、地利与人和仅仅差那么一点点，一个良好的愿望，一个宏大的设想，一个本来可以让澳洲和中国双方面都受益的计划，最终还是未能实现。
我想，这个澳大利亚工业园区计划的失败，一定使许多关心我、对我期望很大的朋友与各界人士失望了。其实我自己也为此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我也算是栽了一个很大的跟头，毕竟这个计划经过了媒体的报道，已经广泛地宣布了出去。
后来，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事件，我又陷入了谣言和误解的包围之中。这是后话了。
很多年以后的今天，当我再次回忆起当初筹建“澳大利亚工业园区”的前前后后，我最终明白了，是我的理想与中国的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导致了我的失败。
我是一个理想主意者。
我总是想按理想的方式做一些我认为是对社会有益的事。
但是，仅有良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
失败不仅带来痛苦，而且带来财富，这种财富是非常宝贵的，它会伴随你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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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进军澳洲地产，收购“霍克大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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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就这样过去了。1995年成了我付出最多收获最少的一年。
如果让我来描述我的1995年，那就是：失败是成功之母。我获得了宝贵的教训和如何对进一步发展的深刻反思。
整个1995年，我为了“澳大利亚工业园区”的事不断往中国跑，也顺便推进了澳洲和中国在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交流获得。
４月份，我协助安徽省与澳洲的北领地建立了合作关系，后来还建立姐妹省州关系，并且协助邀请安徽人大代表团访问了北领地，我亲自做陪同。北领地在澳洲大陆的最北边，首府是达尔文。这里地广人稀，但是采矿业、畜牧业很发达，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和内地合作的。
此外，我还与《上海侨报》展开合作，在《上海侨报》上策划出版了“澳洲专版”，向上海推介澳洲，当然也推介澳中集团。借助于《上海侨报》的推广宣传，我的澳中集团公司在上海的知名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９月和10月这两个月，我率领了多达３７人的澳洲新华人企业家代表团，应邀出席了上海华商大会。这些年前往澳洲创业的新移民当中有很多上海人，他们和我一样，通过了这些年的努力，都在澳洲站稳了脚跟，打下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于是想回国发展。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墨尔本，比较出色的新华商中间，大部分都是上海人。那么其它省份的人呢？都去悉尼了吧？
所以，这次我率领的这个代表团算是回娘家了。上海的各家平面媒体，还有电视、广播等相继报导。而上海侨办也给予了我们这些归家的海外游子以极大的礼遇。
记得《解放日报》曾称我为“中澳交流的民间大使”，这对我是最好的褒奖和鼓励。
我在推进澳中之间的各项交流方面，确实一直很努力，也很用心。
年底的时候，我在给中国国务院国侨办主任写新移民工作建议书的时候，提了很多如何做海外华人华商华侨的工作的建议：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切实地关心和注意到新移民的崛起，因为这批新移民对中国，比任何一个时期的海外华侨的感情都要深，联系都要紧密，关注都要迫切。我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留学世界各地的新移民、新华人，是中国一个非常宝贵的战略资源，中国政府应该更多地关心、支持这一群体。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在政治上支持这个群体，在经济上扶持这个群体，在科技上与这个群体合作，这样才会最大程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好地为中国的繁荣出力。
我的这封建议书，得到了国侨办廖主任很高的评价，他说建议很有见地，这份建议书还转发了全国各地的侨办，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为这建议还发了一个内参。
当我的“澳大利亚工业园区”计划受挫之后，我也开始了对中医事业发展的再思考。
我首先去悉尼了解市场情况。在悉尼，中医诊所的市场情况还可以，因为悉尼的华人移民要比墨尔本多，大约有五十万，在街上走路，华人的面孔和汉语，会经常在你的眼前和耳边出现。就是说，在悉尼，单靠华人就可以支撑这样诊所的生意了。
不过，我也隐隐地感觉到了中医诊所的危机。虽然悉尼的中医诊所市场不错，但是，要开新的诊所，已经找不到好的中医师了。因为这些中医师有了澳洲的永久居留身份之后，都自己开起了家庭中医诊所。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中医师人才的危机。
我还去了澳洲东北部的昆士兰州了解市场，我发现，这个州的中医诊所发展的潜力倒是很大，不过，我要是继续开办诊所，也还是缺乏合格的中医师。
考察结束后，我失望地回到了墨尔本。
这次考察的结果，引发了我对中医诊所事业的认真思考。看来，我过去计划在全澳洲创办30个中医诊所的宏大设想似乎是很困难的事情了，因为大家都想自己开中医诊所。
我意识到我的中医事业的危机。
我于是当机立断，决定逐步从中医诊所领域里撤退。
做生意就是这样，当别人一窝蜂地干一件事情的时候，那就意味着，这个行当已经快饱和了，需要另辟蹊径了。
后来证明，我的决断是完全正确的。
当1996年迈着“嗵嗵”的步伐向我们走来的时候，南北两个半球呈现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中国──是冰天雪地的冬季；澳洲──则是鲜花盛开的夏季。
在这样的季节里，我开始仔细思量和计划着我未来的道路。
中医诊所需要渐渐地退出，澳大利亚工业园区也胎死腹中；我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什么呢？
我必须继续开拓我的事业，拓展我的企业经营的范围，寻找到新的增长点。
澳大利亚工业园区计划的失败，使得我对澳中集团公司的发展战略进行了很大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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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进军澳洲地产，收购“霍克大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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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决定，暂时放弃以中国为发展重点的策略，仍旧回到从前的以澳洲为发展重点的策略。这样的战略转移并不是说我要彻底放弃中国，我只是想尽快扩展和壮大澳中集团的实力；待我们有了实力之后，再回中国发展就不同了。
那么，靠什么来讯速壮大企业的实力？
中医已经决定撤了，出版印刷、澳中贸易交流、旅行社和留学咨询等领域竞争也很激烈，前者本来就没指它赚大钱，后面的几项，中国新移民正一窝蜂地糊上来，前景也只是一般。
必须另僻蹊径。
就在这时，我想到了投资地产领域，我要把人力型的企业转变成资本型企业。
说起来，我好象是突然想起要投资地产；其实，投资地产可以赚钱我在前几年就已经悟出来了，而且我也知道有人一直在投资地产，并且靠投资地产赚了很多的钱。那么我为什么就一直没往这方面想呢？是中医诊所太顺利了？还是澳大利亚工业园区太令人兴奋了？我看都不是，我看是时机还没成熟，或者是我在心理上还没有准备好。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在地产投资上曾有过三块“试验田”——1992年买下的Burwood中医诊所不动产，1993年买下的Doncaster中医诊所不动产和1994年买下的三块连在一起的湖边的地。
1992年Burwood诊所的那块地前不久刚刚卖掉，净赚20万澳元；
1993年Doncaster诊所的那块地我去问了一下已经翻了一番，可是我不想卖，因为我想申请到可以建四个房子的批件后，就会多翻一番（现在已拿到批文，达到70万了）。
1994年的那三块地去年就出手了，净赚100万澳元！
我想，到了大举进入墨尔本地产市场的时候了。
我又给我那位地产界的朋友Mark打了个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说，停滞了五年的澳洲地产是在最低谷，有可能在1－2年内恢复。答案是：看涨！
按我的经验，是买涨不买落。赶紧进吧！
我就这样下了决心，进军地产业。
澳洲地产业和中国地产业最为不同的是，在澳洲土地是私有的，地产项目都是和所占的土地一起出售的，拥有了房子，也就拥有了房子下面的土地。而土地是稀缺的资源，不可再生的资源，是在不断地增值的。
我迅速把目光集中在地产投资上，发誓要在地产领域打出一片新天地！
我要挽回在澳大利亚工业园区失败后代来的颓势，也要让一些人看看，澳中集团公司是有实力的，不是风一吹就倒的皮包公司，也不是遇到挫折就垮台的！我激励自己，“烈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我一定要笑到最后。
当我真的下决心进军地产业后，说实在的，我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所以我第一次出手便是一记重拳──我买下了以前总理霍克命名的澳洲总工会大楼。这幢大楼的位置很好，座落于墨尔本市中心，占地16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8000多平方米。当时的市值是2000万澳元！
我买下霍克大楼的消息就象一枚重磅炸弹在人群炸开一样，震惊了大陆新移民群体，也震惊了老华侨社区，甚至也震惊了澳洲主流社会。
大陆新移民群体──金凯平怎么这么有钱啊？不是中了六合彩了吧？
老华侨社区──看来，大陆新移民还真有百万富翁啊！
澳洲主流社会──来自中国大陆的大亨，开始进军澳洲地产界！
那是1996年的7月，我来澳洲刚刚八年多一点。
我把澳洲总工会大楼买下来的时候并不知道它还有个“霍克大楼”的别名，当时是看它位置好，价钱又合理，就买了。买下来之后，就把澳中集团总部搬了进去，并且把把这幢大楼更名为“澳中大楼”。从英文上看，这次改名也很巧妙。“霍克大楼”的真实名子是“澳中总工会大楼”，写出来是A。C。T。UBuilding；而“澳中大楼”写成英文是A。CBuilding。瞧，只是需要把原来的T和U两个字母拿掉就行了。
后来，还是我的一位在工党党部工作的朋友告诉了我有关这幢大楼的故事。他说这幢大楼是原澳洲总工会大楼，前总理霍克曾经是澳洲总工会主席，而且就在此办公，所以人们习惯上称这幢大楼为“霍克大楼”。他一边告诉我这个故事一边感慨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