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正本
《山居笔记》是余秋雨的又一本散文集。该书1995年8月在台
湾出版。后因全国各省市的书市上出现了大批盗版本，作者迫于无奈，
于1998年9月交由文汇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大陆版的《山居笔记》。本文
为该书的序。有删节。
不知道这算是屈服还是抗争，我终于被盗版者们逼得走投无路，
多年坚守溃于一旦，不得不出版《山居笔记》大陆版的“正本”了。
我已经听到他们的冷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自己辛辛苦苦写的书，却要在盗版者的逼迫下才交付出版，这是
一个让人听不懂的故事。两位略知内情的前辈学者对我说：“你的这
些经历是一个特殊时期的文化现象，过去不会发生，今后难于理解，
别处无法想像，有记述下来的资料价值。”
有没有资料价值不知道，但是买我书的读者有权利知道一点事情
的来龙去脉，我也有责任向他们作一个交代。
一、说来话长
说来话长，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是1988年年初交付给
一家地方出版社的，到1992年终于改由上海出版，难产了整整四年。
出版此书后一路畅销。畅销三个月后开始有第一种盗版本，后来盗版
本源源不断，平装精装都有。前年（1996年）夏天去新疆喀什，当地
读者要我签名的《文化苦旅》居然有十分之九是盗版，去年到中国科
技大学演讲，要我签名的书中盗版本仍高达二分之一以上。
经常有消息传来，盗版《文化苦旅》的不法书商在湖南、山东、
河南、广东等地被查处，消息是确实的，有报道为证，但从来没有哪
个机关来通知我查处的结果。有几个专家告诉我，一个不法书商甘冒
牢狱之灾而盗印一本书，必须有一个极为可观的印数。这本书被盗印
了多少，很难估计了。
盗版本虽然各式各样，但错别字连篇却是共同的。我几乎每天都
要收到受盗版本之害的读者来信，他们多数不知道买到的是盗版本，
只抱怨出版社校对不认真，有不少读者还寄来了厚厚的勘误表，希望
能助我一臂之力。有些读者看出了是盗版本，来信责问出版社为什么
不多印一点。
我打电话问出版社，正本已经印了多少了，答曰三十余万册。我
突然想起，这本书印了这么多年还没有签订过出版合同，当初领取过
一次性的字数稿酬，大体上正好与我购买此书送人的款项持平。能否
以版税计？惴惴不安地去信商量，出版社转达过来的意见是：“以前
的算了，以后再印可计版税。如同意这样签约，可给一点奖励。”我
犹疑了一会儿，也就点头了。
还有没有“以后再印”的机会？我不知道，看到的是书市间永远
在“再印”的盗版本。偶尔也停步翻翻，发现近一二年《文化苦旅》
的盗版本在印刷质量上有很大提高，有时书商见我看得仔细就大力推
荐，我会支支吾吾地说这可能是盗版本，这一说不要紧，几乎每次都
引起书商的勃然大怒。对于街市间的横蛮人我历来是毫无办法的，他
们的训斥引来了很多围观的路人，大家很可能以为我是一个企图偷书
而被抓住的人，我不知如何辩说，只能红着脸快速离开，背后的书商
还在吼叫：“盗版？你才盗呢！买不起书，别到这儿来起腻！”
二、深夜电话
我不知道怎么办，曾问过一位年长的干部，这位干部哈哈一笑，
拍着我的肩安慰我：“好书嘛，多印一点怕什么？”
后来听说河北某地有一个盗印《文化苦旅》的窝点，出版界的一
位朋友曾经顺便去查询了一下，当地干部说：“农民要脱贫，印一点
既不反动也不色情的书，总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当然。人家比我更窘迫。
我周围的朋友说得更达观：“盗版，是在特殊时期普及文化的一
条途径，也是对僵硬的出版体制的一种冲击，表面上恶，实质上善，
你要看得宏观一点。”
有一位朋友来信说：“书市间见尊著被大量盗版，可喜可贺！惟
一的遗憾是错别字太多，弟准备写一篇杂文《盗亦有道》，劝他们今
后校对得认真一点。”这篇杂文，不知道后来写出来没有。
想来想去，我只有低下头来，继续写我的文章。新写的文章以
“山居笔记”的专栏方式在《收获》杂志连载。
其时，新一轮的散文热已经兴起，书肆间各种散文选本波涌浪叠，
我也渐渐被各地的出版社包围了。
他们赶了那么远的路找到我，大多还找了一位我熟悉的作家陪来，
请我吃饭，好言好语，最后都扫兴而归。其中最对不起的是北京、天
津、广州、湖南、四川、陕西的一些出版社，派来的编辑都是素质很
高的文化人，我至今还常常记起那些亲切儒雅而最终失望的面影。我
拒绝的理由很简单：“我写的散文不多，选来选去会损害读者。”他
们反驳的理由更简单：“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盗版本？因为还有很多读
者买不到你的书。”针对我的顾虑，他们规劝说：“你怎么知道所有
的读者会买你的一切选本？凡选本都会有重复篇目，到了具体读者那
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不能说他们没有道理。说来说去，我终于同意家乡出版社选一本
老家存档式的《秋雨散文》，东北的“布老虎丛书”编一本专题文集
《文明的碎片》，这两本书既选了《文化苦旅》中的一些篇目，也选
了正在连载的“山居笔记”专栏中已发表的一些篇目，后者还选了我
的一些杂文、讲演和答记者问。
谁能料到，这两本书刚出版，又遇到大量盗版。据“布老虎丛书”
的总策划安波舜先生告诉我，《文明的碎片》的盗版本制作相当精良。
而《秋雨散文》的盗版本则连我自己也分辨不出，曾与妻子购了一大
批送人，后来见到报纸上有一篇专谈识别真伪《秋雨散文》诀窍的书，
才知道我本人送出去的也全是盗版本。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了，出版家
为遏制盗版而采取的措施，居然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盗版。盗版者为什
么如此强大呢？
就在这时，我收到河南省一位大学生的来信，他说他新近买了一
本《文明的碎片》，发现其中有些文章选自《文化苦旅》，这对他来
说就造成了不必要的重复。拿着这封信我苦恼了很久，心想果不其然，
确实有一批读者见了我的书每本都买。即便别人对不起我，我却不能
对不起读者。反正朋友们谁都知道，我在出版书籍的经济收效上永远
闹着难于置信的笑话，那就不应该再把这些笑话让读者分担。
我终于作出两项决定：一，与出版社商量，立即拆版停印《文明
的碎片》，由我承担损失；二，既然《秋雨散文》中已收了《山居笔
记》中的不少篇目，不再在大陆出版《山居笔记》。
第一项决定几经商议获得了出版社的同意。安波舜先生说，尽管
《文明的碎片》仍是最畅销的书籍之一，但出版社愿意与我一起为读
者着想，立即拆版停印，这让我十分感动。但是，第二项决定遇到了
麻烦。
好几家出版社都提出要以优惠的条件出版《山居笔记》，但反正
我不松口，他们也只好作罢。这中间，有几个暖昧的电话使我产生了
警觉。我无法知道与我对话的主角是谁，只说是某位我认识的人的朋
友，正在探索一种更灵活的出版渠道，以前也曾试着“操作”过我的
书，只要我愿意在《山居笔记》上合作，可以先付我一笔钱，而且以
前对我造成的损失也可商量补给。
我大体知道他们是谁了，而且也听说他们确实厉害。几年前全国
图书交易会在武汉举行，各地出版社和书店去的人员住在招待所里，
而他们则都包住在星级宾馆。我的朋友王国伟先生曾去“微服私访”，
发现他们不仅财大气粗，而且谙熟出版行情和媒体文化，连我这样的
人的写作计划都一清二楚。他们现在直接与我联系，大概一是因为
《山居笔记》只是单篇连载而未曾出过大陆版正本，他们不能像往常
那样以冒充正本的方式欺骗书店；二是因为政府重视了知识产权保护，
立法颇严，不如直接收买作者。
我回答：“我不能戏弄读者。”他们的电话总是深夜来的，见我
拒绝，总是客气地劝我再想想，还说报酬很有弹性。
这样的电话来了五六次，我不得不央求在电话局工作的读者李明
海先生帮我更换电话号码。更换电话号码还有其他一个原因：凌晨三
四点钟，我一再被骚扰电话吵醒，电话中照例先是一阵笑声，然后说
有一帮年轻的哥们在绿光咖啡屋等我听音乐。绿光咖啡屋？我猛然想
起，台湾出过一本书，叫做《到绿光咖啡屋听巴赫读余秋雨》。看来
这帮年轻的哥们知道有这本书。换了电话号码才半个月，那个电话又
打来了。他们真有本事。
三、北京友人
1995年8月，我偷偷地在台湾出版了《山居笔记》的直排繁体字本，
因为海外没有出过《秋雨散文》，不存在部分篇目重复的问题。之所
以要“偷偷”，是怕大陆的盗版者们发现，因此连这个消息也严格保
密。
但是，三个月后，11月17日的《人民日报》华东版发表了一则报
道，台湾版《山居笔记》已名列海外华文书排行榜第二位，仅次于日
本大江健三郎的《性的人》。我估计这则报道看到的人不会太多，但
心情开始紧张起来。谁料事隔一个多月，《山居笔记》又获得了海外
华文文学最高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的第一名。此奖由于历
史原因和评委阵容，在国际间备受关注，而我又是第二次获得此奖，
因此成了一个掩盖不住的新闻，1996年1月17日，北京《中华读书报》
在头版以套红标题发表了这个消息。《中华读书报》影响不小，我想
这次是瞒不过盗版集团了。
此后，我听到深夜的电话铃声就有点抖抖索索。但很长时间过去
了，居然没有那种电话，我松了一口气。不久有一位北京友人告诉我，
他转弯抹角地听到一个传闻，有一帮很想印行《山居笔记》的人见我
态度僵硬，准备作一番“操作”，要我当心。
“无非像过去一样盗版。但这次《山居笔记》连一个底本也没有，
那我就可以公开揭穿他们。”我说。
“你想得过于天真了。”这位朋友说，“我听说他们准备花一二
年时间组织人批判你的文章，让大家对你嗤之以鼻，不相信还有人盗
版你的书，而你也会在心烦意乱中失去招架之功到那时一切都好办了。”
“可惜到那时盗版本也卖不掉了。”我笑道。
“不。中国读者最喜欢买被批判的书，这一点那帮人最清楚。”
朋友神情严峻。
他的严峻引发了我的严峻，我说：“文化毕竟是文化，先贬值后
倾销的手段，在文化领域恐怕行不通吧？”
“也可能是以讹传讹，我只是提醒一下，供你参考。”朋友有点
不悦。
北京的朋友走后，报刊间对我的批评确实多起来了，但仔细一看，
有的批评很讲道理，根本不像是盗版者组织的，我也就安心地继续走
南闯北去进行文化考察了，不再在意。后来在旅途中经常听各地朋友
说，批评声势越来越猛。口气也越来越激烈，而且还频频出现了与我
的散文无关的种种批判，甚至涉及到了我以前的学术著作我的外语水
平，我对电视的参与，我在某地的发言，有的报刊甚至公布了我考察
各地文化时“上级”补贴的旅费数字，有的报刊则反驳，说我根本没
有外出过，是拿着一本地图写的……终于北京有一家报纸在评选全年
文化大事时，我被评为“被批评最多的文化人”。忘年之交黄宗江先
生则来信调侃我：“骂余秋雨，是当今文坛一大时髦。”散文家卞毓
芳先生告诉我，他在一个座谈会上刚刚提到我的名字，便听到了一片
“嘘”声。卞先生与我只是一面之识，说起我也只是就文论文，他觉
得这种情景有点不可思议。
后来我在报纸上读到卞先生的一篇短文，说他经过了解，那些人
“嘘”我大多是因为我不接电话，架子大。他为我辩解，说老接电话
就很难静心写作。
这件事我深感冤枉，因为我历来是一听到电话铃声就急速冲过去
的，每每引得妻子叮嘱：“慢一点，别摔着了。”只是我每年有半年
多时间在外考察，接不到。但这倒又引起了我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