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自己在名望和道义上的欠缺，一旦小人提供一个机会能在攻击别人过程中获得这种补
偿，也会在犹豫再三之后探头探脑地出来，成为小人的同伙。如果仅止于内心的些微需要试
图满足，这样的陷落也是有限度的，良知的警觉会使他们拔身而走；但也有一些人，开始只
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心对位而已，而一旦与小人合伙成事后又自恃自傲，良知麻木，越沉越
深，那他们也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小人而难以救药了。从这层意义上说，小人最隐秘的土壤，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即便是吃够了小人苦头的人，一不留神也会在自己的某个精神角
落为小人挪出空地。
五
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
显然没有消解小人的良方。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上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少。我认为，文明的
群落至少应该取得一种共识：这是我们民族命运的暗疾和隐患，也是我们人生取向的分道所
在，因此需要在心理上强悍起来，不再害怕我们害怕过的一切。不再害怕众口铄金，不再害
怕招腥惹臭，不再害怕群蝇成阵，不再害怕阴沟暗道，不再害怕那种时时企盼着新的整人运
动的饥渴眼光，不再害怕几个很想成名的人长久地缠着你打所谓名人官司，不怕偷听，不怕
恐吓，不怕狞笑，以更明确、更响亮的方式立身处事，在人格、人品上昭示着高贵和低贱的
界限。经验证明，面对小人，越是退让，麻烦越多。那么，只好套用一句熟语了：我们死都
不怕，还怕小人么？
此外，有一件具体的事可做，我主张大家一起来认认真真地研究一下从历史到现实的小
人问题。把这个问题狠狠地谈下去，总有好处。
想起了写《吝啬鬼》的莫里哀。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根治人类身上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吝啬
这个老毛病，但他在剧场里把吝啬解剖得那么透彻、那么辛辣、那么具体，使人们以后再遇
到吝啬或自己心底产生吝啬的时候，猛然觉得在哪里见过，于是，剧场的笑声也会在他们耳
边重新响起，那么多人的笑声使他们明白人类良知水平上的事非。他们在笑声中莞尔了，正
常的人性也就悄没声儿地上升了一小格。
忘了是狄德罗还是柏格森说的，莫里哀的《吝啬鬼》问世以来没有治好过任何一个吝啬
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只要经历过演出剧场那畅快的笑，吝啬鬼走出剧场后至少在两三
个星期内会收敛一点，不是吝啬鬼而心底有吝啬影子的人会把那个影子缩小一点，更重要的
是，让一切观众重见吝啬行为时觉得似曾相识，然后能快速给以判断，这就够了。
吝啬的毛病比我所说的小人的痼疾轻微得多。鉴于小人对我们民族昨天和今天的严重荼
毒，微薄如我们，能不能像莫里哀一样把小人的行为举止、心理方式用最普及的方法袒示于
世，然后让人们略有所悟呢？既然小人已经纠缠了我们那么久，我们何不壮壮胆，也对着他
们鼓噪几下呢？
二十世纪临近末尾，新的世纪就要来临。我写《山居笔记》大多是触摸自以为本世纪未
曾了断的一些疑难文化课题，这是最后一篇，临了的话题是令人沮丧的：为了世纪性的告别
和展望，请在关注一系列重大社会命题的同时，顺便把目光注意一下小人。
是的，小人。
原载《收获》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余秋雨《山居笔记》
长者
一
一九六三年我十六岁，高中毕业。高中毕业的体验是永远无法重复的。
一群既可称为少年也可称为青年的人突然要为自己作出终身选择了，选择的范
围又毫无限制。你说将来想做中学语文教师、图书馆管理员，或外科医生、国际海
员而去报考相应的专业，周围没有人会笑你。人的一生就这么短短的个把月时间的
无限制状态，今后到死也不会再有了。照理父母和老师应该来限制一下，但他们那
时也正在惊喜自己培养的成果怎么转眼之间拥有了那么多可能，高兴得晕颠颠的，
一般也拿不定主意。于是，在那个绝对不应该享有那么大决定权的年岁，作出了不
知轻重的决定。那个夏天那么烦热又那么令人兴奋，只有树上的知了在幸灾乐祸地
叫着，使很多人成年后不愿再回忆这种叫声。
与很多男孩子一样，我照例也有两个小伙伴，一个姓丁，一个姓张，成绩都很
好，相信只要自己愿意，任何一所大学都考得上。一天在操场边上商议，现在报考
的大学分三类，一类为理工科，二类为医科，三类为文科，我们三人如果各报一类，
二十年后一起周游世界，走到哪里都没有不懂的事情了，那该多痛快！这个想法很
吸引人，立即通过，而且决定，一定要选每一类里最好（也就是最难考）的学校。那
么，三类怎么分工呢？用三张小纸写上号码，折成小球往上一抛，抓阄。丁抓到了
第一类，很快打听明白，最好的是清华大学；张抓到了第二类，经过衡量也作出了
决定，当时最难考的医科是第二军医大学；我抓到了第三类，可恨的文科，该选哪
个大学呢？三个人都苦恼开了。
肯定不能考名牌大学的中文系。为什么三个人如此快速地一起作出这种判断，
现在回想起来还不大能够理解。大概是觉得中文系里闹不出一个极有意思的工作，
或者是觉得我们在中学早已把《离骚》、《论语》和几十篇古文背得滚瓜烂熟，难
道大学里再去做这种令人厌烦的事？张同学说：“我刚读过郭沫若的自传，连他也
没有上过中文系！”丁同学说：“巴金也没有。”那天的初步意向，我应该报考外文
系，至于哪个大学的外文系最好，还要分头打听。
但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情。班主任孙老师把我找去了，他身边站着一位我不认
识的瘦瘦的老师，自我介绍是上海戏剧学院来的。“我们学院要以最高的要求招收
戏剧文学系的一个班，现在已有几千人报名，只招三十名，但我们还怕遗漏了最好
的，听说你在全市作文比赛中得了大奖……”没等他说完我就急着问：“那你们是
不是今年全国文科大学中最难考的？”“还没有作这种排列。”老师说，“你知道郭
沫若先生吧？”“知道。”我回答，心想昨天张同学才提起过他。“郭沫若以中国科
学院院长的身份兼任了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他在这个大学高年级里发现了一个能写
剧本的高材生，立即决定中止他的学业，转到我们学院来读书。”“你是说，连中
国科学院院长也认为，科学技术没有戏剧文学重要？”我的班主任孙老师惊讶地问。
“我可没有这么说，”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含蓄地笑了一下，“但是科技大学
的这位高年级学生只能进入我们的一年级，还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如果你来报考，”
他把脸转向我，“他是你的竞争对象。”我的脑子开始有点发呆，他又丢过来一句：
“你的竞争对象还有巴金的女儿。”果然还有巴金！昨天我们刚刚说郭沫若和巴金
没读过中文系，没想到他们两位不约而同地把学生和子女托付给了上海戏剧学院戏
剧文学系。怎么能怀疑这两位长者的判断？我当即下了报考的决心。
戏剧学院是提前考试，一共考了九场，真把人累死。还没有等到发榜，全国高
校统考开始了，我当然还应该参加。统考的第一志愿填了军事外语学院，因为听说
这个学校毕业后能做外交武官、情报人员，这对一个男孩子来说太刺激了。
不久传来消息，两校都录取了我，戏剧学院抢先一步，拿走了我的档案。军事
学院一位姓刘的军官坐在我家里不走了，反复给我父母说，我的英语成绩在今年考
生中是第一名，学校决定非要我不可，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让我和家长到市招生委员
会吵，把档案抢回来。
我父母本来就对戏剧学院没有兴趣，但又平生不会争吵，只得不断写信给招生
委员会。姓刘的军官又来了，说写信没有用，得当面去说。父亲对我说：“这种事
由家长去说没有说服力，你自己到招生委员会去一趟吧。”上海市招生委员会设在
同济大学，换了三辆车才找到。那天奇热，进校门前先在马路对面的小银行门口站
了好久，怯生生地端详着大门，猜想会见到什么样的人，盘算该讲什么样的话。进
了校门后又故意在一幢幢因暑假而阒寂无人的楼房间胡乱穿行，直到培养足了对军
事外语学院的热爱，对上海戏剧学院的憎恨，才推开招生委员会的大门。
我才与一位工作人员说了几句，他就笑了，说你爸爸每天寄来一封信，现在都
在姚主任那里，就让姚主任与你谈吧。就这样，我轻易地见到了大名鼎鼎的上海市
招生委员会主任姚力先生。
姚力先生一脸慈祥，笑眯眯地听我把准备好的那一套讲完，就把笑容收住了，
用一种宣判式的语调对我说：“我们国家打仗的时间太长，军事人员过剩而艺术人
员缺乏，你应该读艺术。”他的语气完全不容辩驳，好一位威严的长者，我看着他
发了一阵傻，他也看着我，却不再讲话。结果是我点了点头，起身告别。
如果说郭沫若、巴金还比较遥远，那么，姚力却实实在在地以长者的力量把我
推进了戏剧学院。
班级里三十个人，我被分在第一小组。坐在我后面的同学叫曲信先，他就是郭
沫若推荐来的那一位；我的邻座叫李小林，巴金的女儿。
二
不知是该怪学校还是该怪时代，我们入学后遇到的课程实在太差了，差到
我根本不敢写信告诉在清华大学和第二军医大学的那两位小伙伴。
专业主课叫“剧本份析”，分析的第一个剧本是朝鲜的《红色宣传员》，然后
是中国的《夺印》和《英雄工兵》，更让人惊异的是所谓分析只讲解思想内容，猛
一听全部都是政治课。这些社会上人人都能讲的话，难道就是大学课程？我当时不
知道更大的背景，只认为上海戏剧学院以一种“最难考”的假象把我们骗进去了，
于是整天忧郁。一位有革命经历的干部要我们抄写他新创作的剧本，说是给我们一
个学习的机会，记得剧本是歌颂一个劳动模范的，一抄之下便大惊失色，对学习的
前景更加担心起来。
终于有一位稍有名气的陈汝衡先生来讲古典文学，他用标准的苏北口音教了几
个月的平仄和格律之后要我们学写古诗，待我们把作业交上去之后他着实有点吃惊，
连连问：“这是你们自己写的？”同学们不禁暗暗一笑，你们忘了是以什么样的标
准把我们招来的。
写了几首古诗，古典文学课也就结束了，而那个写劳动模范的剧本还是一稿一
稿改，每一稿都由我们抄，抄完后再送到打字间打印，我想这些劳动加在一起，一
定远远超过那位劳动模范本身的辛劳了。那天我又一次奉命把剧本送到打字间，在
等候的时间里听到了一段有趣的交谈。几个打字员都是年轻小姐，她们手指不停嘴
也不停，在争论全校风度最好的是哪一位教师。他们的争论对象，渐渐从表演系转
到别的系，从青年转到老年又转到中年，从男老师转到女老师，最后停留在一个人
的名字上不动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可。
从她们的七嘴八舌中听得出来，张可老师是个传奇性的人物。出身富贵之家，
容貌美丽，娴熟英语，莎士比亚研究专家，而居然早在三十年代十几岁时就参加了
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等到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她却功成身退，离开组
织成了一名普通教师。但是，只要学校有重要外宾来访，总少不了她。高雅的仪容
和漂亮的英语每次都让来访者感到有些意外。打字员们说，那时她们总会暂停手下
的工作冲出去看，不是看外国人而是看张可老师，看她的举手投足、言谈风度。
旁听这番议论后不久我们要下乡了，说是不能让我们在高楼深院里成为书呆子，
必须到农村参加当时正在开展的“四清运动”。全班同学正好都厌烦了听那些课，
觉得再听下去未必成为书呆子却一定成为呆子，于是便欢天喜地地打点行装，只有
郭沫若推荐来的曲信先同学得了肝炎，不仅不能去，还要由医务室隔离，眼泪汪汪
地十分悲伤。
我们去的地方是江苏太仓浏河，每个村去一个教师、一个同学，再搭配一个从
附近县乡抽调过来的农村干部。在一堵公布名单的墙上看到，与我一起到一个叫郏
家宅的村子里去的农村干部叫李惠民，而教师，则是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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