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社会病菌，动不动就采取极端措施，驱逐了人道、公德、信义、宽容、和平。
现在可以回到流放上来了。说过了杀的花样，流放确实成了一种极为仁厚的惩
罚，但实际上对承受者来说，杀起来再慢也总不会拖延太久，而流放却是一种长时
间的可怖折磨。死了倒也罢了，问题是人还活着，种种不幸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
受，这就比死都烦难了。就以当时流放东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来说，首先让人受不
了的事实是流放的株连规模。有时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所有远远近近的
亲戚，甚至包括邻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
。别以为这样热热闹闹一起远行并不差，须知这些几天前还是锦衣玉食的家庭都已
被查抄，家产财物荡然无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后做什么也早已定下，如“赏给出力
兵丁为奴”，“给披甲人为奴”等等，从孩子开始都已经是奴隶。一路上怕他们逃
走，便枷锁千里。我现在随手翻开桌上的史料就见到这样一条记载：明宣德八年，
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东北，但死在路上就有三分之二，到东北只剩下五十
人。由此，一路上的自然艰苦和人为虐待便可想见。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
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丈夫碍手碍脚先把丈夫杀了；
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的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的去换马。最好的待遇算
是在所谓“官庄”里做苦力，当然也完全没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学者吴兆骞记
述，“官庄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头，不是种田，即是打围、烧石灰、烧炭，
并无半刻空闲日子。”
在一本叫《绝域纪略》的书中描写了流放在那里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镜头：“春
余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不可纪，皆中华富贵家裔也。”
在这些可怜的汲水女里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林黛玉这样的人物，昨日的娇贵
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部成了奢侈。
康熙时期的诗人丁介曾写过这样两句诗：
南国佳人多塞北，
中原名士半辽阳。
这里该包含着多少让人不敢细想的真正大悲剧啊。诗句或许会有些夸张，但当时中
原各省在东北流放地到了“无省无人”的地步是确实的。据李兴盛先生统计，单单
清代的东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总数在１５０万以上。普通平民百姓很
少会被流放，因而其间“名士”和“佳人”的比例确实不低。
如前所说，这么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株连者，这个冤屈就实在太大了。那些
远亲，可能根本没见过当事人，他们的亲族关系要通过老一辈曲曲折折的比划才能
勉强理清，现在却一古脑儿都被赶到了这儿。在统治者看来，中国人都不是个人，
只是长在家族大树上的叶子，一片叶子看不顺眼了，证明从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
大树连根儿拔掉。我看“株连”这两个字的原始含义就是这样来的。树上的叶子那
么多，不知哪一片会出事而祸及自己，更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什么时候会危害到整
棵大树，于是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此这般，中国怎么还会有独
立的个体意识呢？我们以往不也见过很多心底里很明白而行动却极其窝囊的人物吗
？有的事，他们如果按心底所想的再坚持一下就坚持出人格和个性来了，但皱眉一
想妻儿老小、亲戚朋友，也就立即改变了主意。既然大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敢于面对
风的吹拂、露的浸润、霜的飘洒，整个树林也便成了没有风声鸟声的死林。朝廷需
要的就是这样一片表面上看起来碧绿葱茏的死林，“株连”的目的正在这里。
我常常设想，那些当事人在东北流放地遇见了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次却因
自己而罹难的远房亲戚，该会说什么话，作何等样的表情？而那些远房亲戚又会作
什么反应？当事人极其内疚是毫无疑问的，但光内疚够吗？而且内疚什么呢？他或
许要解释一下案情，而他真能搞得清自己的案情吗？
能说清自己案情的倒是流放者中那一部分真正的罪犯，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刑事
犯；还有一部分属于宫廷内部勾心斗角的失败者，他们大体也说得清自己流放的原
因，其中有些人的经历也很有历史意味，但至少我今天在写这篇文章时对他们兴趣
不大。最说不清楚的是那些文人，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狱”、科场案，一夜之间成
了犯人，竟然福大命大没被砍头，与一大群株连者一起跌跌撞撞地发配到东北来了
，他们大半搞不清自己的案情。
“文字狱”的无法说清已有很多人写过，不想再说什么了。我想，流放东北的
文人中真正算得上“犯案”的大概就是在科举考试中作弊的那一拨了。明代以降，
特别是清代，壅塞着接二连三的所谓“科场案”，好像鲁迅的祖父后来也挨到了这
类案子里边，幸好没有全家流放，否则我们就没有《阿Ｑ正传》好读了。依我看，
科场中真作弊的有（鲁迅的祖父像是真的），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恣意夸大甚至无
中生有的。例如１６５７年（顺治十四年）发生过两个著名的科场案，造成被杀、
被流放的人很多，我们不妨选其中较严重的一个即所谓“南闱科场案”稍稍多看几
眼。
一场考试过去，发榜了，没考上的仕子们满腹牢骚，议论很多，被说得最多的
是考上举人的安徽青年方章钺可能（！）与主考大人是远亲，即所谓“联宗”吧，
理应回避，不回避就有可能作弊。落第考生的这些道听途说被一位官员听到了，就
到顺治皇帝那里奏了一本，顺治皇帝闻奏后立即（！）下旨，正副主考一并革职，
把那位考生方章钺捉来严审。这位安徽考生的父亲叫方拱乾，也在朝中做着官，上
奏说我们家从来没有与主考大人联过宗，联宗之说是误传，因此用不着回避，以前
几届也考过，朝廷可以调查。本来这是一件很容易调查清楚的事情，但麻烦的是皇
帝已经表了态，而且已把两个主考革职了，如果真的没有联过宗，皇帝的脸往哪儿
搁？因此朝廷上下一口咬定，你们两家一定联过宗，不可能不联宗，没有理由不联
宗，为什么不联宗？不联宗才怪呢！既然肯定联过宗，那就应该在子弟考试时回避
，不回避就是犯罪。刑部花了不少时间琢磨这个案子，再琢磨皇帝的心思，最后心
一横，拟了个处理方案上报，大致意思无非是，正副主考已经激起圣怒，被皇帝亲
自革了职，那就干脆处死算了，把事情做到底别人也就没话说了；至于考生方章钺
，朝廷不承认他是举人，作废。
这个处理方案送到了顺治皇帝那里，大家原先以为皇帝也许会比刑部宽大一点
，做点姿态，没想到皇帝的回旨极其可怕：正、副主考斩首，没什么客气的；还有
他们领导的其他所有试官到哪里去了？一共十八名，全部绞刑，家产没收，他们的
妻子女儿一概做奴隶。听说已经死了一个姓卢的考官了？算他幸运，但他的家产也
要没收，他的妻子女儿也要去做奴隶。还有，就让那个安徽考生不做举人算啦？不
行，把八个考取的考生全都收拾一下，他们的家产也应全部没收，每人狠狠打上四
十大板，更重要的是，他们这群考生的父母、兄弟、妻子，要与这几个人一起，全
部流放到宁古塔！（参见《清世主实录》卷１２１）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判决，处罚之重，到了完全离谱的程度。不就是仅仅一
位考生可能与主考官有点沾亲带故的嫌疑吗？他父亲出来已经把嫌疑排除了，但结
果还是如此惨烈，而且牵涉的面又如此之大。能代表朝廷来考试江南仕子的考官，
无论是学问、社会知名度还是朝廷对他们信任的程度本来都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
为了其中一个人有那么一丁点儿已经排除了的嫌疑，二十个全部杀掉，一个不留。
而且他们和考生的家属全部不明不白地遭殃。这中间，唯一能把嫌疑的来龙去脉说
得稍稍清楚一点的只有安徽考生一家－－方家，其他被杀、被打、被流放的人可能
连基本原因也一无所知。但不管，刑场上早已头颅滚滚、血迹斑斑，去东北的路上
也已经浩浩荡荡。这些考生的家属在跋涉长途中想到前些天身首异处的那二十来个
大学者，心也就平下来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何况人家那么著名的人物临死前也
没吭声，要我冒出来喊冤干啥？充什么英雄？这是中国人面临最大的冤屈和灾难时
的精神卫护逻辑。一切原因和理由都没有什么好问的，就算是遇到了一场自然灾害
。且看历来流离失所的灾民，有几个问清过台风形成的原因和山洪暴发的理由？算
啦，低头干活吧，能这样不错啦。
三
灾难，对常人来说也就是灾难而已，但对知识分子来说就不一样了。当灾难初
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更缺少应付的能耐；但是当这一个关口渡
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开始与灾难周旋，在灾难中洗刷
掉那些只有走运时才会追慕的虚浮层面，去寻求生命的底蕴。到了这个时候，本来
经常会嘲笑知识分子几句的其他流放者不得不收敛了，他们开始对这些喜欢长吁短
叹而又手无缚鸡之力的斯文人另眼相看。
流放文人终于熬过生生死死最初撞击的信号是开始吟诗，其中有不少人在去东
北的半路上就已获得了这种精神复苏，因为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这好几千里的路
要走相当长的时间。清初因科场案被流放的杭州诗人、主考官丁澎在去东北的路上
看见许多驿站的墙壁上题有其他不少流放者的诗，一首首读去，不禁笑逐颜开。与
他一起流放的家人看他这么高兴，就问：“怎么，难道朝廷下诏让你回去了？”丁
澎说：“没有。我真要感谢皇帝，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让我在一条才情的长河中畅游
，你知道吗，到东北流放的人几乎都是才子，我这一去就不担心没有朋友了。”丁
澎说得不错，流放者的队伍实在是把一些平日散落各地的杰出文士集中在一起了，
几句诗，就是他们心灵交流的旗幡。
丁澎被流放的时候，他的朋友张缙彦曾来送行，没想到三年以后张缙彦也被流
放，戍所很远，要经过丁澎的流放地，两人见面感慨万千，唏嘘一阵之后，互相能
够赠送的东西仍然只有诗。丁澎送张缙彦的诗很能代表流放者的普遍心理：
老去悲长剑，
胡为独远征？
半生戎马换，
片语玉关行！
乱石冲云走，
飞沙撼碛鸣。
万方新雨露，
吹不到边城。
（《送张坦公方伯出塞》）
丁澎早流放几年，因此他有资格叮嘱张缙彦：“愁剧须凭酒，时危莫论文。”
“时危莫论文”并不是害怕和躲避，而是希望朋友身处如此危境不要再按照原
先文绉绉的思路来考虑问题了。用吴伟业赠吴兆骞的诗句来表述，文人面对流放，
产生的总体感受应该是“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原先的价值坐标轰
毁了，连一些本来确定无疑的概念也都走向模糊和混乱，这对许多文人来说都不完
全是一件坏事。
有一些文人，刚流放时还端着一副孤忠之相，等着哪一天圣主来平反昭雪；有
的则希望有人能用儒家的人伦道德标准来重新审理他们身陷的冤屈，哪怕自己死后
有一位历史学家来说两句公道话也好。但是，茫茫的塞外荒原否定了他们，浩浩的
北国寒风嘲笑着他们，文天祥虽然写过“留取丹心照汗青”，而“汗青”本身又是
如此暧昧不清。
到东北的流放者一般都会记得宋、金战争期间，南宋的使臣。洪皓和张邵曾被
金人流放到黑龙江的事迹。洪皓和张邵算得为大宋朝廷争气的了，在拣野菜充饥、
拾马粪取暖的情况下还凛然不屈。一次一位比较友好的女真贵族与洪皓谈话，谈着
谈着就争论起来了，女真贵族生气地说：“你到现在还这么口硬，你以为我不能杀
你么？”洪皓回答：“我是可以死了，但这样你们就会蒙上一个斩杀来使的恶名，
恐怕不大好。离这里三十里地有个叫莲花泺的地方，不如我们一起乘舟去游玩，你
顺便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