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苏东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经反到了“流俗
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的程度！“愤”是愤苏东坡，“惋”是惋
皇上。有多少忠义之士在“愤惋”呢？他说是“无不”，也就是百分之百，无一遗
漏。这种数量统计完全无法验证，却能使注重社会名声的神宗皇帝心头一咯噔。
又如李定。这是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对苏东坡的
攻击最凶。他归纳了苏东坡的许多罪名，但我仔细鉴别后发现，他特别关注的是苏
东坡早年的贫寒出身、现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会名声。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
畴，但他似乎压抑不住地对这几点表示出最大的愤慨。说苏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
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等
等。苏东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说它，硬说苏东坡不学无术、文辞不好，实
在使我惊讶不已。但他不这么说也就无法断言苏东坡的社会名声和世俗鼓动力是“
滥得”。总而言之，李定的攻击在种种表层动机下显然埋藏着一个最深秘的原素：
妒忌。无论如何，诋毁苏东坡的学问和文采毕竟是太愚蠢了，这在当时加不了苏东
坡的罪，而在以后却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会失控，他只会找自己最痛恨
的部位来攻击，已顾不得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珪，这是一个跋扈和虚伪的老人。他凭着资格和地位自认为文章天下第
一，实际上他写诗作文绕来绕去都离不开“金玉锦绣”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
笑，他还自我感觉良好。现在，一个后起之秀苏东坡名震文坛，他当然要想尽一切
办法来对付。有一次他对皇帝说：“苏东坡对皇上确实有二心。”皇帝问：“何以
见得？”他举出苏东坡一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字为证，皇帝不解，说：“
诗人写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说：“写到了龙还不是写皇帝吗？”皇帝倒是
头脑清醒，反驳道：“未必，人家叫诸葛亮还叫卧龙呢！”这个王珪用心如此低下，
文章能好到哪儿去呢？更不必说与苏东坡来较量了。几缕白发有时能够冒充师长、
掩饰邪恶，却欺骗不了历史。历史最终也没有因为年龄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苏东坡的
前面。
又如李宜之。这又是另一种特例，做着一个芝麻绿豆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
苏东坡以前为当地一个园林写的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竟也写
信给皇帝检举揭发，并分析说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少进取心，也会影响取士。看来
这位李宜之除了心术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问题，你看他连诬陷的口子都找得不伦
不类。但是，在没有理性法庭的情况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对散落全国
各地的李宜之们构成了一个鼓励。为什么档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
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
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
这种目的确实也部分地达到了，例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竟然还会写到李宜之这个名
字，便完全是因为他参与了对苏东坡的围攻，否则他没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时
代的人写在印刷品里。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据他们对当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体察，
觉得李宜之这样的人未必是为了留名于历史，而是出于一种可称作“砸窗了”的恶
作剧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楼前指指点点，看谁家的窗子亮就拣一块石
子扔过去，谈不上什么目的，只图在几个小朋友中间出点风头而已。我觉得我的青
年朋友们把李宜之看得过于现代派、也过于
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为主要出于一种政治投机，听说苏东坡有点麻烦，就把麻烦
闹得大一点，反正对内不会负道义责任，对外不会负法律责任，乐得投井下石，撑
顺风船。这样的人倒是没有胆量像李定、舒亶和王珪那样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发难，
说不定前两天还在到处吹嘘在什么地方有幸见过苏东坡、硬把苏东坡说成是自己的
朋友甚至老师呢。
又如——我真不想写出这个名字，但再一想又没有讳避的理由，还是写出来吧
：沈括。这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学家也因忌妒而陷害过苏
东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检举揭发苏东坡诗中有讥讽政府的倾向。如果他与苏东坡是
政敌，那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曾是好朋友，他所检举揭发的诗句，正是苏东坡与
他分别时手录近作送给他留作纪念的。这实在太不是味道了。历史学家们分析，这
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
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
，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但王安石毕竟也是一个讲究人品的文化大师，重视过
沈括，但最终却得出这是一个不可亲近的小人的结论。当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
亲近，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
围攻者还有一些，我想举出这几个也就差不多了，苏东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
已经可以大致看清，我们也领略了一组有可能超越时空的“文化群小”的典型。他
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要单独搞倒苏东坡都是很难的，但是在社会上没有一种强大的反
诽谤、反诬陷机制的情况下，一个人探头探脑的冒险会很容易地招来一堆凑热闹的
人，于是七嘴八舌地组合成一种伪舆论，结果连神宗皇帝也对苏东坡疑惑起来，下
旨说查查清楚，而去查的正是李定这些人。
苏东坡开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诉他，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他先是一怔，
后来还潇洒、幽默地说：“今后我的诗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态的发展却越来
越不潇洒，１０７９年７月２８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来逮捕苏东坡，苏东坡
事先得知风声，立即不知所措。文人终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
从气势汹汹的样子看，估计会处死，他害怕了，躲在后屋里不敢出来，朋友说躲着
不是办法，人家已在前面等着了，要躲也躲不过。正要出来他又犹豫了，出来该穿
什么服装呢？已经犯了罪，还能穿官服吗？朋友说，什么罪还不知道，还是穿官服
吧。苏东坡终于穿着官服出来了，朝廷派来的差官装模作样地半天不说话，故意要
演一个压得人气都透不过来的场面出来。苏东坡越来越慌张，说：“我大概把朝廷
惹恼了，看来总得死，请允许我回家与家人告别。”差官说“还不至于这样”，便
叫两个差人用绳子捆扎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家人赶来，号啕大哭，
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边流泪。
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
这就是苏东坡。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
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全部遭遇还不知道半点起因，苏东坡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
都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当然也很可能成，那末，江湖淹没的将是一
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
文明的代表者逼到这一步之差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
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
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
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么罪？审起来看！
怎么审？打！
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苏东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
遥怜北户吴兴守，
诟辱通宵不忍闻。
通宵侮辱、摧残到了其他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残的对象竟然就是苏
东坡！
请允许我在这里把笔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会在这里颤栗。中国几千
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
往既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它
们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现在，苏东坡被它们抓在手里搓捏着，越
是可爱、高贵、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劲。温和柔雅如林间清风、深谷白云的大文豪
面对这彻底陌生的语言系统和行为系统，不可能作任何像样的辩驳，他一定变得非
常笨拙，无法调动起码的言语，无法完成简单的逻辑。他在牢房里的应对，绝对比
不过一个普通的盗贼。因此审问者们愤怒了也高兴了，原来这么个大名人竟是草包
一个，你平日的滔滔文辞被狗吃掉了？看你这副熊样还能写诗作词？纯粹是抄人家
的吧？接着就是轮番扑打，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哀号到嘶哑。这本是一个
只需要哀号的地方，你写那么美丽的诗就已荒唐透顶了，还不该打？打，打得你淡
妆浓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猎！
开始，苏东坡还视图拿点儿正常逻辑顶几句嘴，审问者咬定他的诗里有讥讽朝
廷的意思，他说：“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么人有此心，造出这种意思来。”一切
诬陷者都喜欢把自
己打扮成某种“险恶用心”的发现者，苏东坡指出，他们不是发现者而是制造者。
那也就是说，诬陷者所推断出来的“险恶用心”，可以看作是他们自己的内心，因
此应该由他们自己来承担。我想一切遭受诬陷的人都会或迟或早想到这个简单的道
理，如果这个道理能在中国普及，诬陷的事情一定会大大减少。但是，在牢房里，
苏东坡的这一思路招来了更凶猛的侮辱和折磨，当诬陷者和办案人完全合成一体、
串成一气时，只能这样。终于，苏东坡经受不住了，经受不住日复一日、通宵达旦
的连续逼供，他想闭闭眼，喘口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于是，他以前的诗中有
“道旁苦李”，是在说自己不被朝廷重视；诗中有“小人”字样，是讽刺当朝大人
；特别是苏东坡在杭州做太守时兴冲冲去看钱塘潮，回来写了咏弄潮儿的诗“吴儿
生长狎涛渊”，据说竟是在影射皇帝兴修水利！这种大胆联想，连苏东坡这位浪漫
诗人都觉得实在不容易跳跃过去，因此在承认时还不容易“一步到位”，审问者有
本事耗时间一点点逼过去。案卷记录上经常出现的句子是：“逐次隐讳，不说情实
，再勘方招。”苏东坡全招了，同时他也就知道必死无疑了。试想，把皇帝说成“
吴儿”，把兴修水利说成玩水，而且在看钱塘潮时竟一心想着写反诗，那还能活？
他一心想着死。他觉得连累了家人，对不起老妻，又特别想念弟弟。他请一位
善良的狱卒带了两首诗给苏辙，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
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埋骨的地点，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别的，是诗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铁窗里是否抱怨甚
至痛恨诗文。没想到，就在这时，隐隐约约地，一种散落四处的文化良知开始汇集
起来了，他的诗文竟然在这危难时分产生了正面回应，他的读者们慢慢抬起了头，
要说几句对得起自己内心的话了。很多人不敢说，但毕竟还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
多躲避，但毕竟还有侠义人。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当地做官时的种种美好行迹，在他入狱后公开做了解
厄道场，求告神明保佑他；狱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审问人员离开时尽力照顾
生活，连每天晚上的洗脚热水都准备了；他在朝中的朋友范镇、张方平不怕受到牵
连，写信给皇帝，说他在文学上“实天下之奇才”，希望宽大；他的政敌王安石的
弟弟王安礼也仗义执言，对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如果严厉
处罚了苏东坡，“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最有趣的是那位我们上文提到过的太
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来为她求寿，她竟说：“用不着去
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最直截了当的是当朝左相吴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