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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清王朝被推翻，作为末代皇帝的溥仪，如同世界其他被废黜的皇室、王室一样，其行踪与命运依然受到中外媒体的关注。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派兵逐出紫禁城，他携妻妾仆人仓皇逃至天津日租界隐居，曾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1927年，当北伐大军逼近北京、天津时，身份特殊的溥仪重新浮出水面，接受记者采访。《时代》曾以《谦恭的皇帝》为题报道说：
被废黜的中国满洲皇帝、谦恭的青年溥仪，在消失多月之后，上周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目前他隐居在天津日租界。他说：
“我们今日在中国所见，除了政局混乱、背叛、贿赂、战争，除了人民承受更多的苦难之外，别无其他。这都是由太多腐败将军所致。他们到处都有，进攻、撤退、再进攻——不是为中国，只是为他们自己之私利。
“今天，当一个皇帝并不是闲差事。一个好皇帝要为臣民着想，是臣民之慈父。我的能力和智慧尚不能胜任中国人民之父的重任。我确信将会有人出现，成为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肯定是一位比我更伟大的人。”
当亨利·溥仪上周在天津谈到中国的“腐败将军”时，他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些将军中的两位，正在结盟，以二十万兵力准备向天津、北京进军。（《时代》，1927年7月4日）
所谓谦恭，实则为一种姿态。嘴上说“当一个皇帝并不是闲差事”，但溥仪一直沉迷于恢复清王室的梦想。1924年后虽隐居于天津日租界，溥仪却不甘永远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过一种正常的日常生活。他梦寐以求的仍是恢复祖业，他不愿意被世人淡忘，他要以各种方式向世人证明他的不容忽视的存在。读《爱新觉罗·溥仪生平大事记（1906年2月7日一1967年10月17日）》，即可见到如下记录：
1925年10月，溥仪奖赏白俄将领谢米诺夫，助其实行“夺取满蒙地区，建立反赤根据地”，由溥仪就位统治的“复国”计划。
1926年9月15日，溥仪接见英军司令官和驻津英国总领事。同时应邀前往彼德斯飞号军舰，与英王四太子乔治会晤并共进晚餐。
1927年9月4日，溥仪派郑孝胥赴日为复辟奔走。 1928年7月4日，孙殿英盗掘乾隆墓和慈禧墓，溥仪发誓报仇。
1929年10月10日，在溥仪视为“国耻纪念日”（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刻，由远山猛雄引导，携弟妹观看日本小学生运动会，以激发“复国”精神。
1930年5月12日，陕西大旱，溥仪接见办理赈灾事宜的朱庆澜。继而以库存玄狐、貂皮千余张助赈。
1931年8月，豫、皖、粤、湘、鄂大水灾，溥仪捐出一栋楼房、婉容捐出一串珍珠助赈。
“九一八事变”对于中国是个灾难，但对于溥仪却是期盼已久的新纪元的开始。在他看来，满洲是他的祖先的宝地，他们正是从那里起步，进军关内，完成统一中华的伟业。现在，他也要从那里起步。1931年11月2日，溥仪与日本关东军情报首脑土肥原贤二密谈，决定出关。同时，他拒绝了蒋介石以恢复优待清室条件为前提的挽留。八天之后，11月10日，他就从天津偷渡白河，几天后秘密出关，抵达营口，同月下旬移居旅顺，住进了日本满铁的大和旅馆，开始酝酿伪满洲国的成立。在几岁时就早早失去祖业的他，终于在二十年后又有了重温旧梦的契机。
哪怕是当一个傀儡！
或许溥仪内心非常明白自己尴尬的处境，但渴望称帝的欲望早已压倒了一切。日本方面最初只想将东北从中国分离，成立一个“满洲国”，委任溥仪担任“执政”，而非如溥仪所设想的帝制，加冕为皇帝。溥仪称，如要他出山，就一定要称帝。日方却不肯让步，在日军司令坂垣征四郎发出最后通牒后，溥仪只能同意先出任“执政”。但在讨价还价后，日方也答应溥仪提出的“一年为期实行帝制”的条件。
1932年3月9日，溥仪在长春就任“满洲国”的“执政”，年号“大同”。一年多过去，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为“大满洲帝国”，改年号为“康德”，溥仪正式“登基”称帝。
溥仪与日本的这种依存关系，其实早就在世人的意料之中。1931年《时代》在报道“九一八事变”时便这样说到溥仪：“日本为随从众多的溥仪先生提供津贴，在天津的日租界为他安排了一处豪宅，享受现代化生活，将他牢牢控制，一旦中国某一部分分离出来，就可能使他成为傀儡皇帝而不再是公民。”
虽将之称为傀儡，但《时代》在封面上对溥仪形象的处理，明显要比对在他之前出现的吴佩孚、蒋介石等人重视得多。以往都是黑白照片或素描，而这一次，则是由肖像画家精心绘制的彩色肖像。溥仪身着黄色龙袍，手持如意，头顶宝石皇冠，身后是七彩光芒。虽“登基”于乱世，画面却呈现一个华丽的景象。在西方人印象中，溥仪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深度近视，于是，肖像上醒目地画上了他那厚镜片的眼镜。在肖像中，溥仪显然比他本人英俊，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溥仪“登基”仪式的筹备，在紧张地进行着：
到上周，木匠们按照北平巨大的天坛的样式，搭起一个台子，有大典时的台阶。还准备了皇冠，上面雕刻了龙和兰花。裁缝们在龙袍上绣朱雀，嵌宝石。有占卜师言，届时气温可能会降至零下二十度左右，故登基庆典应在日出后进行至中午。亨利身穿龙袍要好几个小时，朝祖先画像跪拜，然后，还要接受满洲人的朝拜。传统乐队头戴蘑菇状的帽子，帽子上飘着红流苏，外套五颜六色，他们演奏四十八面鼓，四十八张锣，用玉锤敲打八根长长的硬木板，二十四支唢呐高亢入云。（《时代》，1934年3月5日）
溥仪的随从周君适目睹了溥仪的“登基”从筹办到结束的全过程，他后来的回忆是对《时代》报道的最好补充和佐证：
关东军不许穿龙袍，使溥仪大为扫兴。他面对着摊在桌上金光灿烂的龙袍，向郑孝胥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后人，怎能不守祖制？再说，北京的宗室觉罗都要来，看着我穿洋式服装登极，算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郑孝胥和溥仪的意见是一致的，溥仪穿上龙袍，过皇帝瘾；他也可以穿着蟒袍，过宰相瘾。溥仪叫郑孝胥去关东军交涉，第一次碰了坂垣的钉子回来；第二次，溥仪说出必须穿龙袍的道理：“登极之前要行告天礼，难道叫我穿元帅服磕头祭天吗？”这一次，坂垣同意溥仪祭天时穿龙袍，但登极大典时必须穿大元帅正装。
登极大典选定于1934年3月1日举行。先期在长春郊区杏花村搭起了一座祭天的高台，这座高台，只可以说是“茅茨土阶”，略具规模，较之北京的天坛逊色多了。
3月1日是登极大典的正日子。寒风凛冽，阴云密布，从宫门到杏花村，一路警戒森严，家家关门闭户，断绝行人，警宪机关认为形迹可疑的人，已经抓进牢里关了起来（溥仪每次出门都是如此）。清晨，溥仪身穿光绪皇帝穿过的龙袍，乘坐大红色的“御用”汽车……（《伪满宫廷杂忆》，第102－104页）
溥仪又一次成了“皇帝”。读《时代》，明显感觉到行文中对溥仪命运的感叹。“溥仪一生软弱无助，总是成为这个或那个代理人手中的一个工具。”这句话，可看作整篇报道的基调。报道这样叙述溥仪前两次成为皇帝的经历：
只有二十八岁的溥仪，对皇冠毫不陌生。此前，他已两度被宣布为中国的皇帝。第一次时他只有两岁。当时，自1861年以来一直统治中国的诡计多端的慈禧太后，在1908年感觉到自己来日无多。她的侄子、三十七岁的光绪皇帝被她关在紫禁城的一个湖岛上，其罪名是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摆脱满洲老朽们的欺压，方式则是请他们自尽。1908年11月14日，据说慈禧太后的两个侍卫潜进光绪房间，将他杀死。太后挑选她的侄子淳亲王的小儿子溥仪继任。
老太后等到了小溥仪被裹以黄龙袍，加冕为宣统皇帝。第二天，慈禧太后突然去世。淳亲王成为摄政王，宣统皇帝被送回去抚养。六岁时，他刚露面，就在广州伟大的刊、逸仙的革命成功之后被废黜。他继续住在紫禁城，由原威海卫海关官员；英国人庄士敦先生执教。试图获得民国政府许诺的四百万元经费，但从未到手。
1917年，他再度成为宣统皇帝，当时依然留着辫子、虚张声势的张勋将军占领了北京，在7月的一个午夜，又为他加冕。几天后，段琪瑞总理靠日本的资助，并在中国战争中第一次使用飞机，将张勋赶走，夺回了北京。只同意用三十分钟时间来宣布宣统皇帝被废黜。（《时代》，1934年3月5日）
现在，溥仪第三次“加冕”，为他“加冕”的却是日本人。他不仅未能改变其“工具”的角色，而且处境更为艰难。下面由《时代》讲述的几个故事，颇值得细细品味：
骑自行车是他的爱好之一。作为一个日本的傀儡，他不敢在无人警卫下走出皇宫，于是他只好在花园里转来转去，练习车技。这位皇帝，目前能让前轮悬空，只骑后轮。他还用拍照来消磨时间。溥仪喜欢在饭后展示他的相机，有时还抱怨来访的客人从不用快照，因为他喜欢不住地摆姿势。
作为三千万满洲人——约十分之一为正宗满族血统——名义上的统治
者，溥仪的愿望是最好的。一个月前，他以即将登基皇帝的身份首次接受采访。溥仪身穿一身咔叽布的满洲陆军元帅服，这是由日本政府为他定制设计的，肩章上装饰着绣花，军靴锃亮。尽管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但采访时还是为他安排了翻译。他说：
“在我的统治下，我祈望上天明示，使我能与周王朝伟大君王们相媲美。不管我们两国政治如何不同，但我保证满洲帝国愿和美国一起，共同努力创造长久和平。”
“你能问问皇上他的健康如何吗？”一个记者向翻译提问。
亨利·溥仪忘记要他假装不懂英语的游戏，不等翻译开口，自己就脱口而出：“哦，我很好！”
如果他能做主，亨利·溥仪会希望举办一个简单而舒适的仪式来宣布登基为满洲国皇帝，就像上周比利时新国王宣誓登基时的仪式一样。但是，日本十年前在中国抛弃他不付分文时就选择了他，当然需要他成为一个象征，向世界表明满洲国是独立的，是这个眼睛深凹的人，在豪华的皇宫里吸引了满洲农民的目光。（《时代》，1934年3月5日）
难得的细节描述。这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早在政治漩涡中失去了自我。他有自己的梦想，却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一个正常人的乐趣。第三次称帝之后，这个在北方寒冷中摇曳的身影，蒙上了更为强烈的悲凉。
十一年后，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溥仪在沈阳机场出逃时成了苏联红军的俘虏，他的皇帝梦彻底破灭。再过一些年，在经历过战犯改造之后，他成了公民——一个享受着优厚特殊待遇的公民。“从皇帝到公民”——一时间他成为了一种政治象征、历史象征，经常在重要的外交会见场合出现。
1956年6月，当时还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溥仪，又一次来到长春——昔日“大满洲帝国”的首都新京。他在日记中记录此时的心情：
6月9日早晨从哈尔滨出发，下午三时许到了长春。当我们这列火车一开进长春站，我的心又陡然沉重了起来，好像被缚上一个大铅坨子一个样。等到下了火车，走出了长春车站，亲眼看到了长春市民时，我的那颗心就愈发沉重得几乎要把心弦都坠断了一样，就和我在哈尔滨乍一进入东北烈士纪念馆时的心情一般无二，简直使我不敢抬头去看一切人们的脸。本来嘛，自从1932年在这里当上伪执政，一直到1945年敌伪一齐完蛋为止，我都是盘踞在长春的。可以说那里的一草一木和每一寸土地，都和我的肮脏罪行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凡日寇所犯的罪行，都是和我的罪恶分不开的。因此，我到了长春，心里怀着鬼胎，就如同盗窃的人，一旦被人给领到被偷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