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表弟们坐上了划子，让黄浦江的风浪颠簸着我们。我望着外滩一带的灯光，我记起我是怎样地送别了一个我所爱的人，我的心开始痛起来，我的不常哭泣的眼睛里竟然淌下了泪水。
他回到成都写了几封信给我。后来他还写过一封诉苦的信。他说他会自杀，倘使我不相信，到了那一天我就会明白一切。但是他始终未说出原因来，所以我并不曾重视他的话。
然而在一九三一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他果然就用毒药断送了他的年轻的生命。两个月以后我才接到了他的二十几页的遗书。在那上面我读着这样的话：卖田以后……我即另谋出路。无如我求速之心太切，以为投机事业虽险，却很容易成功。前此我之所以失败，全是因为本钱是借贷来的，要受时间和大利的影响。现在我们自己的钱放在外边一样收利，我何不借自己的钱来做，一则利息也轻些，二则不受时间影响。用自己的钱来做，果然得了小利。……所以陆续把存放的款子提回来，把贴现之用，每月可收百数十元。做了几个月，很胜利。于是我就放心大胆地做去了。……哪晓得年底一病就把我毁了，等我病好出外一看，才知道我们的养命根源已经化成了水。好，好。既是这样，有什么话说。所以我生日那天，请大家看戏后，就想自杀。但是我实在舍不得家里的人。多看一天算一天，混一天。现在混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向别人骗钱来用。算了罢。如果活下去，那才是骗人呢。……我死之后不用什么埋葬，随便分尸也可，或者听野兽吃也可。因我应得之罪累及家人受此痛苦，望从重对我的尸体加以处罚……这就是大哥自杀的动机了。他究竟是为了顾全绅士的面子而死，还是因为不能够忍受未来的更痛苦的生活，我虽然熟读了他的遗书，被里面一些极凄惨的话刺痛了心，但是我依旧不能够了解。我只知道他不愿意死，而且他也没有死的必要。我知道他写了三次遗书，又三次把它毁了。甚至在第四次的遗书里他还不自觉地喊着：“我不愿意死。”然而他终于像一个诚实的绅士那样吞食了自己摘下的苦果而死去了。
结果他在那般虚伪的绅士眼前失掉了面子，并且把更痛苦的生活留给他的妻子和一儿四女（其中有四个我并未见过）。我们的叔父婶娘们在他死后还到他的家里逼着讨他生前欠的债；至于别人借他的钱，那就等于“付之东流”了。
大哥终于做了一个不必要的牺牲者而死去了。他这一生完全是在敷衍别人，任人播弄。他知道自己已经逼近了深渊，却依旧跟着垂死的旧家庭一天一天地陷落下去，终于到了完全灭顶的一天。他便不得不像一个诚实的绅士那样拿毒药做他唯一的拯救了。
他被旧礼教、旧思想害了一生，始终不能够自拔出来。其实他是被旧制度杀死的。然而这也是咎由自龋在整个旧制度大崩溃的前夕，对于他的死我不能有什么遗憾。然而一想到他的悲惨的一生，一想到他对我所做过的一切，一想到我所带给他的种种痛苦，我就不能不痛切地感觉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了。
巴金自传第二辑：理想，将同明天的太阳一起升起
第二辑：理想，将同明天的太阳一起升起
信仰与活动
“你的美丽的信和××同志的信上星期到了我的手里。我不能够对你说出我是怎样深地受了你的感动，而且你的话又是怎样地鼓舞了我。我知道我对于一个如此年青的学生居然会给了很大的影响，我是非常快活的，你才十五岁就读了我的文章，我常常梦想着我的著作会帮助了许多真挚的，热烈的男女青年倾向着安那其主义的理想，这理想在我看来是一切理想中最美丽的一个。
“……你说你是从一个富裕的旧家庭里出来的。这没有什么关系。在资产阶级里面也常常产生了活动的革命家来，事实上在我们的运动里大部分的理智的领导者都是这样的一类人：他们注意社会问题，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困苦境遇，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坐视着大众的困苦。而且你生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并不是你自己的错误，我们并不能够自己选择出生的地方，但是以后的生活就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处理了。我看出来你是有着每个青年叛逆者所应有的真挚和热情的。我很喜欢。这种性格如今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只为了一点小的好处许多人就会卖掉他们的灵魂——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有。连他们对于社会理想的兴味也只是表面上的，只要遇着一点小小的困难，他们就会把它抛掉。因此我知道在你们那里你和别的一些青年人真挚地思索着，行动着，而且深切地爱着我们的美丽的理想，我觉得十分高兴……”从爱玛·高德曼写给我的一些信函里我摘出了上面的两段，在这里借着她的话我第一次明显地说出了我的信仰。她的第一封信是在南京接到的。
高德曼曾经被我称作“我的精神上的母亲”，她是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
当我在《实社自由录》和《新青年》上面开始读着她的主义的论文的时候，我的感动，我的喜悦，我的热情，……我真正找不出话来形容。只有后来我读到Roussanoff 的《拉甫洛夫传》，才偶然找到了相当的话语：“我们把这本读得又破又旧的小书（这里是指拉甫洛夫的《历史书简》）放在床头，每晚上拿出来读。一面读，一面拿眼泪来润湿它。一种热诚占有了我们，使我们的灵魂里面充满了一种愿为崇高的理想而生活，而死亡的渴望。我们的幼稚的心何等快乐地跳动着，同时我们的大师的影像又十分伟大地出现于我们的眼前。这位大师虽是我们所不认识的，然而他在精神上却是和我们非常接近，他呼唤我们前去为理想奋斗……”高德曼的文章以她那雄辩的论据，精密的论理，深透的眼光，丰富的学识，简明的文体，带煽动性的笔调，毫不费力地把我这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征服了，况且在不久以前我还读过两本很有力量的小书，而我的近几年来的家庭生活又使我猛然地憎厌了一切的强权，而驱使着我去走解放的路。
我所说的两本小书是一个未会面的朋友从上海寄来的《夜未央》和《告少年》。我相信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年间，这两本小书不知感动了多少的中国青年。我和几个朋友当时甚至把它们一字一字地抄录下来。《夜未央》是剧本，我们还把它排演过。
当初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报纸上的如火如荼的记载，就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的被忘却了的青春也被唤醒了：我们开始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的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
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很使我们的头脑震动，但我们却觉得它们常常说着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
于是大哥找到了本城唯一售卖新书的那家店铺，他在那里买了一本《新青年》和两三份《每周评论》。我们争着来读它们。那里面的每个字都像火星一般地点燃了我们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我们三个，后来更说服了香表哥，甚至还说服了六姐，她另外订阅了一份《新青年》。
《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大学生周刊》，《进化杂志》，《实社自由录》……等等都接连地到了我们的手里。在成都也响应般地出版了《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威克烈》就是“外专”学生办的，那时香表哥还在“外专”读书。我们设法买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后来大哥甚至预先存了一两百块钱在华阳书报流通处，每天都要到那里去取一些新的书报回来。在那时候新的书报是被人争先恐后地购买着（大哥做事的地方离那书铺极近）。
每天晚上我们总要抽点时间出来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肯轻易放过。有时我们三弟兄，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姐，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些书报中所论及的各种问题。后来我们五个人又组织了一个研究会，在新花园里开第一次会，就给六姐的母亲遇见了。三婶那时正和继母大哥两个闹了架，她便禁止六姐参加。我们的研究会也就无形地停顿下去了。
当时他们还把我看作一个小孩子，却料不到我比他们更进一步，接受了更激进的思想，用白话写文章，参加社会运动，认识新的朋友，而且和这些朋友第一次在成都大街上散布了纪念五一节鼓吹社会草命的传单（这“草”字是传单上印错了的）。
从《告少年》里我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灭。在《夜未央》里，我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战争之大悲剧，我第一次找到了我的梦景中的英雄，我找到了我的终身事业，而这事业又是与我在仆人轿夫身上发见的原始的正义的信仰相合的。
如今我的信仰并没有改变，社会科学的研究反而巩固了它，但是那个小孩子的幻梦却已经消失了。
小小的经验
在五四运动的后一年我们出版了一种半月刊。其实这话就有点语病，我并不是那刊物的创办人，我甚至不和那般人认识，大约在刊物出到十期的光景，我写了一封信到那编辑部去，他们回了信，又亲自来找我，我便和他们做了朋友，以后就成了那刊物的同人，最后就做了一个编辑。
半月刊出到十期以后，就碰了一个小钉子，事情是这样的：学生会演剧筹款办平民学校，军人来捣乱，发生了冲突，结果自然学生吃亏。风潮扩大起来。一个朋友在刊物上写了一篇激烈的文章，刊物出版，我们就接到公事，要立刻把那短文抽去，才准刊物发卖。这时候另一个朋友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我们去刻字铺刻了一个长条的图记，用朱红印泥盖在那文章上面，然后再用墨笔把文章的前后勾了两下。刊物原样地摆在书店的货架上，畅销着，没有人干涉。读者痛快地读毕了那篇攻击当局的文章，被那激昂的辞句感动着，在那用黑色油墨印成的文章上面，他惊奇的发见了一行横印着的朱红色的字“本文奉×××××命令抽去”。这五个×是我随便加上的，用在这里作为一个代替的符号，至于所代替的是什么呢？是省会警察厅，是戒严司令部，是城防司令部还是别的机关，我现在完全记不起来了。
我们大家不住地称赞那个朋友的聪明，我们是这样容易的把那根小钉子拔出来，踏进泥土里去了。
但是半月刊出到二十四期，我们正准备着大规模的举行周年纪念的时候，这刊物就突然被封禁了。被封禁的理由，说起来也许没有人会相信，是提倡女子剪发。在十几年后的今天，除非像官厅那样发命令，否则你如果公然反对女子剪发，那么别人不说你是一个拜物狂（关于这个，希特勒的对头侯尔希非尔特很有研究），就会骂你没有脑筋。但是在我们的那时候，女子剪发却是一件大逆不道的行为，所以我们骂过“水漩公”（当时的统治者刘成勋的绰号“水漩”和“滑头”同意），不要紧；我们鼓吹革命也不要紧；而且我的第一篇文章在那刊物上发表时，也不曾引起过任何的麻烦，那时候，我不过是一个小孩子，很会写些感情的话语，我大胆的凭着个人的直觉否定了整个现社会制度的存在，而且有着一股傻劲，觉得为一篇文章杀头也算不了一回事。那文章在现在发表也会成为问题的，可是在当时却平安的过去了。这也不要紧。要紧的却是——那时候四川有三个女学生剪掉了发辫，社会轰传，我们高兴。所谓“省会警察厅”马上出了布告禁止女子剪发，我们的刊物上接着来了一篇不客气的批评。以后大概还有过两三篇这类的文章，有一篇还是那三个女子中的一个写的。这一来警厅觉得应该维持面子了。便派了两个人来和我们办交涉；他们要我们以后不再提倡这种事情，并且要把前几期的刊物存数全部带走。他们的态度还算客气，他们是预备来和我们妥协的。不幸是我们这群傻孩子，做事只知道走直路，从不会拐弯，更不知道妥协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拒绝了他们的条件，和他们起了争执。结果他们拿走了二三十本存书，我们却不断地写信到警察厅去质问。最后他们没有办法，只得下了查禁的命令。这可以说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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