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八大山人身上的“误会”，其实何止这一点儿！比如，为了发行一套纪念八大山人的邮票，有关解说文字中写道：八大山人姓朱名耷。但他果真名叫朱耷吗？不错，康熙五十九年编纂的《江西通志》上有记载：“八大山人名耷。”乾隆四年印行的《国朝画征录》中也写道：八大山人“姓朱氏名耷”。此后直到今天，许多美术史、论、画册甚至辞典，都在沿用这一说法。但这一说法却和八大山人的“大明宗室”身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矛盾，换句话说，八大山人作为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后裔，他的原名即“谱名”，绝不可能是“耷”。因为朱元璋不仅给他的众多儿子们封王，还给他们分别颁赐了谱系字辈名录。比如他给燕王朱棣（即明成祖）这一支颁赐的谱系字辈是“高瞻祁见祜，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所以，崇祯皇帝作为朱棣的第九世孙，他的名字中必须有一个“由”字，而名字中的另一个字的偏旁则必须按照“木火水金土”的序列轮回，轮着崇祯帝这一辈挨上了“木”，所以他的名字叫“由检”，而他的堂兄弘光皇帝则名叫“由崧”，他的另一个更加疏远的堂弟由榔则成了永历皇帝。总之，所有属于他这一辈的堂兄弟，名字当中都必须带有“木”字旁，而且必定冠以“由”字。这是太祖皇帝定下的规矩，谁不遵守谁就不是他的子孙。如此严格的皇族谱系序名制度，使得当时的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谁是哪一支第几代的皇子皇孙，也为后人的查证提供了依据。
朱元璋颁赐给宁献王朱权这一支的谱系字辈是：“磐奠觐宸拱，多谋统议中，总添支庶阔，作哲向亲衷。”八大山人在四十九岁那年，曾请人为自己画了一幅肖像画，上面有他自己写的众多题跋，并且用了一方“江西弋阳王孙”的朱印。他究竟是朱权之孙弋阳郡王的第几世孙呢？有人说他应属“统”字辈，也有人说他应属“中”字辈，那他的名字中的另一个字就必须带有“木”或“水”的偏旁，反正不可能是单名一个“耷”字。他曾在大明皇朝统治下生活了十九年，是有资格或者曾经承袭过“奉国中尉”勋爵的皇室成员，他和他的父祖们谁都不可能违反太祖皇帝钦定的宗室命名制度。
那么“朱耷”这个名字又从何而来呢？叶叶先生和萧鸿鸣先生说：“朱耷”不过是八大山人应考秀才时，为了不让考官们知道他的“天潢贵胄”身份，而按照当时的制度，由当局决定给予他的“赐名”，即“庠名”。萧鸿鸣先生甚至说，这种做法“就像我们今天考生的数码代号一样”。
皇族子孙不得应试做官，这原是“家天下”观念的极端延伸。天下都属一人一家了，百官只不过是为皇家奔走服役的奴才，怎能让龙子龙孙们混迹于奴才群中呢？而且，在实际政治的层面上，皇族子弟做了官也容易滋生政治野心和分裂势力，不利于“万世一系”的统治。所以明朝的《国典》曾明确规定：“公姓不得赴制艺。”如此二百年，到了万历年间，全部宗室成员已繁衍达到十五万七千多人，其中袭爵奉国中尉以上的成员已近九千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闹得许多省份的全部田赋收入都供应不上那里的爵爷们的俸禄，国库便越来越穷，给爵爷们的俸禄只得再三再四地打折扣发放，陷入了朝廷和宗室双方都不满而又都无法解脱的“公私两困”的窘境。于是稍稍放宽政策，允许奉国中尉以下的宗室子弟可以“以赐名入试”，也就是可以参加考试，但不准使用原名即“谱名”。所以这“赐名”又称“庠名”，是属于为了应付考试而临时使用的名字。参加考试以后，不论是否考上，当事人都可以不再使用这个“庠名”。八大山人在十八岁那年考上了秀才，他那个“庠名”当然登录在册，所以《江西通志》说他名叫朱耷，不能说它全无依据，但它用一个临时使用过的名字掩盖了八大山人的原名，也就难免“一叶障目”之误会了。
不过，落在八大山人身上的最大误会，恐怕就在于把他说成是终生怀恋大明王朝，终生坚守遗民气节不愿和清政权合作，甚至直接参加抗清斗争，这样一位“矫然松柏昂”（朱观《国朝诗正》）式的人物了。于是，八大山人在二十三岁那年削发为僧，被说成是他在企图披上袈裟以掩护抗清活动，八大山人在二十八岁上“竖拂称宗师”，当了主持僧并且聚徒讲学，被说成是他已把一处“灯社”变成了抗清据点。八大山人在五十四岁那年作为清政权江西临川县令胡亦堂的贵客，应邀前去诗酒唱和，住了一年多，第二年却“忽发颠狂”，焚裂袈裟走还老家南昌，这一事件更被说成是为了逃避胡亦堂胁迫他降清，不得已“佯狂”出走，是在坚守遗民气节。从那以后直到八大山人在八十岁上去世，他专心书画创作，再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其他行动了，于是就对他书画作品中的某些署名和花押，揣摩其形态，猜想这个花押的模样像是“思君”二字，那个花押的形态仿佛“三月十九日”（崇祯上吊自尽的日子）……种种说法，不胜枚举。总之都是预先给八大山人一个政治定位，再据此论证或猜测他的生平言行及其笔墨意蕴。
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八大山人有没有身世沧桑之感、铜驼石马之哀。在明清易代之际那样一个“大时代”中，他个人又有着如此曲折的人生经历，生发出这类情绪原是情理之中的事。况且这类情绪在降清的官僚文士中也多有表露，和特定的政治立场并不是一回事，不能据此认为，这就是八大山人怀恋大明王朝，坚守遗民气节，甚至从事抗清活动的证明。不妨打个蹩脚的比喻：今天六十多岁以上的老人，怀想起童年时代、少年时代如何如何，生出这样那样的人世沧桑之感，能说他这就是在“为民国招魂”吗？再说，仅仅从政治态度这一角度来理解一个艺术家，那也太过单薄了些。
在八大山人八十年的生涯中，有六十余年生活在明亡以后。他曾是大明的王孙，考过大明的秀才，当过三十余年和尚，也做过大清官员们的座上客，却终于焚裂袈裟回到了“人民城郭非从前”的故乡，成了一个“不名不氏，惟曰八大”、“溷迹尘埃中”以卖画为生的画家。单凭这份简略的履历也不难看出，八大山人的精神世界包括他的政治态度，并不是单向的、一成不变的，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理解他，那就不应也不必回避他处世态度中的自相矛盾和含糊不清之处，从中理解他那复杂变化的心路历程。
资料表明，对于八大山人来说，大明王朝很难算是他的“失去了的天堂”。有明一代，朝廷和宗室成员的关系历来相当紧张。明成祖既然能以“亲藩”起兵篡位称帝，他自然着意提防其余的亲藩兄弟们也学他的样。他登基后便着手减削“亲藩”们的卫队，同时宣布“厚其禄养”，实行赎买政策。再后来他感到自己的皇位稳固了，就开始打折扣发放亲王们的禄米了。到了嘉靖年间，宗室的俸禄竟连半数也领不着了。但宗室全靠朝廷俸禄养活，俸禄七折八扣，宗室们的生活便一代更比一代窘迫，而且毫无别的指望。八大山人的祖父或高曾祖父，便曾写下“薄禄藜羹堪养老”这种牢骚兼自嘲的诗句，他的一个儿子只能“孜孜晓夜挥洒不倦”地为人作画，得些馈赠以补贴家用，完全是破落贵族的生活状态了。而宗室们所受政治限制却十分苛严。明王朝规定藩王之间不准私自交往，哪怕出城祭扫祖宗坟墓，也得经过批准。宗室子弟不得参加科考，以防他们踏上仕途，另谋出路。所以就其实际地位而言，明朝的宗室成员都是些政治上的阉人，是一批空有“尊荣”特权的领取微薄俸禄的终生被软禁者。特权在这里已变成特权者的桎梏。
在这一背景下来看待十七岁的八大山人决心放弃爵位，以民籍身份参加科举考试这一举动，便不难感到，这位少年为了争取自身的发展，已把朝廷赏赐的这份“爵禄恩泽”视作不如鸡肋，弃之也不可惜了。从中可以看出，他和他的家人对大明朝廷已多么失望。
他十七岁“弃爵”，十八岁考上了秀才。“秀才是宰相的苗子”，明代科举考试的科目有：五经、礼制、时务策论，三场文字考试之外，还要面试骑、射、书、律（音乐），可以说是按照那个时代选拔“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材”而设置的。据八大山人后来的一位师兄介绍：他“少为进士业，试辄冠其俦，里中耆硕莫不噪然称之”。这话也许带些捧场性质，但不会太离谱。因此，如果说少年的八大山人曾做过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梦，并为此进行了刻苦的学习准备，这样的推测大概错不到哪里去。
谁知第二年便天下大乱：李闯入京，崇祯上吊，清兵进关，弘光拥立，“天崩地解”的灾难时代临头了。从此直到顺治五年八大山人剃度为僧，他都躲在南昌附近新建县的山区中避祸。这是血雨腥风的五年，也是八大山人审时度势、重新抉择人生道路的五年。一方面，清廷在顺治二年便下令禁止“故明宗室”出仕和应考，已考取举、贡、生员者一律“永行停止”。顺治三年更下令：“凡故明宗室……若穷迫降顺，或叛而复归，及被执献者，无少长尽诛之！”——不管你是降是逃，不管你是老是少，只要你是“故明宗室”，抓一个杀一个，统通消灭！这已是明令颁布的“宗族绝灭政策”了，别人也许可以跪降乞命做个顺民，“故明宗室”却连做顺民的资格也没有啊！
八大山人既是世代食禄的“故明宗室”，又是有功名在身的大明秀才，如今国破君亡，面对不给他留半条生路的残暴的“鞑虏”，按照儒家教义和他那经世致用的人生理念，于情于理他都应该奋起抗清、尽忠报国。而且，打从顺治二年清兵入赣，江西各地的“故明宗室”和官绅士民也已经在奋起抗清。顺治二年，明宗室益王朱由本在建昌（今南城）起兵抗清，兵败逃往福建。顺治三年，明潞安王、瑞昌王聚兵抗清，并进军南京，兵败遁走。顺治四年，明麟伯王、蔼伯王抗清被俘斩首，明义王及子被俘斩首，明瑞昌王被俘斩杀。顺治五年，明宜春王聚众山寨抗清，被俘斩首。明贵溪王联合苗民抗清，兵败不知所终……这些事件都发生在江西一省之内，也可以说就发生在八大山人周围。再说这些“故明宗室”按照“玉牒谱系”，也都是他的叔伯兄弟或子侄辈。如果他有志“重安宗庙社稷”，不论去参加哪一支队伍，条件都是现成的，用不着削发、披袈裟。
可是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他始终隐匿不出，旁观这滔滔乱世。这样的姿态正好说明了他内心在“怎么办”这一问题面前反反复复的犹豫和彷徨。
顺治五年，他的外部环境发生激变：左良玉的部属、明朝的降将、清朝的江西提督金声桓，年初突然率部叛清归明。稍后，控制着广东的降将李成栋也叛清归明。湖南的清军害怕遭受夹击，仓皇撤走，一时南方的抗清形势大好。可是南明的永历帝这时却被一个地方军阀挟持在浔州，这军阀竟敢当场殴毙朝廷的户部尚书，也敢当面大骂皇帝“忘恩负义”，而皇帝却只有“愧愤面赤”，毫无办法，连自身的行动自由也没有。这样的皇帝，这样的朝廷，哪里还谈得上利用当时的大好形势谋划“匡复中原”！而清军却因此赢得时间，调集大军反攻，屠九江，围南昌，驱押南昌周围的丁壮老弱都去掘壕筑桥。酷暑施工，日仅—餐，饥、疲、病死者达十余万人。清兵又掳掠当地妇女分发各旗，淫虐而死者不计其数。清兵还将当地人口掳走，装船外运贩卖，男女老少都按斤计价出售，“扬州以上千余里，此等交易极为普遍”（《江变记略》）。致使南昌周围地区的“田禾、山木、庐舍、丘墓，为之一空”，成了人间地狱。而被围困在南昌城内的金声桓的兵将们也一样凶残暴虐，以人肉为美味，有计划有组织地杀人而食。他们预先派人在大街小巷的两端守望，用隐语互相联络，其中隐语中的男人叫“雄鸡”，女人叫“伏雌”，带刀的人叫“有翅”，结伴而行的叫“有尾”，“闻无翅无尾，即共出擒而食之”（《爝火录》），简直成了豺狼世界。
新建县就在南昌附近，八大山人应该就是这场人间惨祸的耳闻目睹者。在这样一场惨绝人寰的大灾难面前，大清宣扬的“天命所归”和大明宣扬的“夷夏之辨”，虽然彼此对立，却同属儒家教义，也都在实践中露出了狰狞面目，在血污火光之中显出了苍白和破绽。既然如此，“经世致用”的念头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也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