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求著名于世。这是他疏离修禅的公开宣告。
进入康熙十七年，清政权在“平定三藩”的内战中已是胜利在望。朝廷及时调整政策，以诏开博学鸿词科和修纂明史为题目，大力收买以遗民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汉族人心。上行下效，清廷的各级地方政权也都着手荐举“贤才”，修纂地方志，礼遇遗民中的知名之士了。这时，已调任临川县令的胡亦堂，也着手编修《临川县志》。临川曾是明代的封藩之地，宁献王这一支中就有“临川郡王”这一房。胡亦堂这时便想起宁献王的后裔八大山人，邀请他去顾问编修方志，是一件既合时宜也有助于抬高自己“官声”的事。总之，到了这个时候，不仅八大山人在主观上已有入世的愿望，客观上也为他的入世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条件。于是，约在这一年冬或第二年初，他最终离开了耕香院，到临川去成了胡亦堂的座上客。
就在即将离开耕香院去临川前夕，康熙十七年的中秋节前后，他忽然在已经有了自己和别人题跋的《个山小像》上，又一口气写下了四首似诗似偈语的文字。这种情形颇不寻常，通常只有在时值佳节、情绪波动、进行反思和自审时，一个人才会面对自己的画像想这想那，写下当时的内心独白。请看中秋节那天的自题诗：“没毛驴，初生兔，嫠破门面，手足无措。莫是悲他世上人，到头不识来时路。今朝且喜当行，穿过葛藤露布，咄！”且不说其中的身世之感、自慰自恋之情，单看“今朝且喜当行”等语，便可见他对应邀去临川作座上客的喜悦之情，以及摆脱外界和内心纠缠不清的“葛藤露布”般矛盾的决心，那最后“咄”的一声因此相当传神，成了他当时心情的点睛之笔。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几天后写的末一首自题诗中，似乎已经从“葛藤露布”般的矛盾复杂的内心中理出头绪来了，简直像在进行“思想小结”似的写道：“生在曹洞临济有，穿过临济曹洞有，曹洞临济两俱非，赢赢然若丧家之狗。还识得此人吗？”
曹洞宗、临济宗，是禅宗两大主要支派。八大山人曾是曹洞宗第三十八代传人，所以说自己“生在曹洞”。从诗中看，他也曾修习过临济宗。这一年他已五十三岁，恰巧是他剃度为僧的整三十周年。如今面对自己的肖像画，他反思这三十年来苦苦追求精神家园的心路历程，得出的结论竟是“曹洞临济两俱非”——都不是他可以安顿灵魂之处！致使他从内心到实际人生都“赢赢然若丧家之狗”似的彷徨无依，自己也不清楚现在成了个什么样的人了。于是他不禁茫然自问：“你还识得这个画中人是谁吗？”……
至此，在去临川作客的前夜，八大山人在精神上不仅早已超越了儒家教义和遗民禁忌的束缚，而且开始摆脱禅宗学说和佛门清规的羁绊了。他在面临“入世”的时候，心灵上已经成了“自在之人”。
康熙十二年胡亦堂任新昌县令时，裘琏从浙江去看望他，由裘琏出面邀请八大山人去作客，并建议这位客人利用“人因陶令在”的有利条件“结庐新昌”。很显然，如果没有得到胡亦堂的同意甚至授意，自己也是来作客的裘琏是不会这样做这样说的。而胡亦堂本人却避不出面，甚至也没有留下和八大山人交往唱和的任何痕迹。看来胡亦堂虽然欣赏八大山人的书画才情，但因当时国内局势紧张，清廷对遗民的政策主要还是着眼于镇压和防范，他这位“朝廷命官”对于和“故明宗室”的交往便心存顾忌，不愿落下任何不利于自己仕途前程的把柄，所以才一切转由自己的女婿裘琏出面。
但是到了康熙十八年，随着清廷对遗民政策的重心由镇压防范转为收买分化，胡亦堂对八大山人的态度也起了明显的变化。这一回不仅由他亲自出面邀请，而且将这位和尚“延之官舍”，住进了临川县衙门，称之谓“上人”，中秋赏月与共，雨中高轩同坐，县中古迹名胜一一请他题咏。有一口唐代古钟只因八大山人“一见夸灵异”，胡亦堂便为它修建钟楼，还作了一篇《古钟歌》……可谓待如上宾，备受尊崇。而八大山人对这些礼遇似乎也很受用，至少在康熙十八年间是如此。胡亦堂重修文昌桥，他便题诗捧场：“也知茂宰随天象，船载嶙峋起壮图。”“茂宰”当然是胡亦堂了，“天象”在表面上可以理解为诗中的“银汉云章”、“斗杓星聚”，骨子里却是在隐喻康熙诏开博学鸿词科延揽人才之类举措，是一篇十足的歌德颂圣之章。临川另有一处景点叫“翻经台”，相传是谢灵运翻译《涅槃经》之处。八大山人当时还身披袈裟，是以“高僧”身份来此题咏的，按说他总该写几句歌颂功德、弘扬佛法之言，谁知他竟在诗中写道：“独怜秘阁书多少，何必区区译梵音！”“秘阁”即皇家藏书楼，八大山人这是在批评谢灵运不去“秘阁”中好好儿做学问，却到这里来干“译梵音”的区区无聊事。这种离经叛道之言，和“曹洞临济两俱非”观点倒是一脉相通，然而对照“也知茂宰随天象”等颂圣捧场话，这位“山人”在当时决心脱离佛门、热衷入世的内心姿态，也就很清晰了。此外他还写下了“赑屃情愿出蒿莱”和“惆怅秋风茂陵客，到来惟见野棠花”等等诗句，充分利用题咏的景点做文章，隐喻、暗示、曲折表达了愿意入世效力，感慨人世沧桑之类复杂情绪。还应该提到，这些诗章的风格已充分“文士化”，和此前此后他的那些偈语或世俗口语式的诗篇大异其趣，而是典故累累，对仗森森，颇具庙堂气象了。
多年以后，曾经拜访过八大山人并和他有长夜之谈的邵长衡（此人是清廷太学生，又曾是江苏巡抚幕僚）写了一篇《八大山人传》，其中写到：“临川令胡君亦堂闻其名，延之官舍。年余，意忽忽不自得，遂发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走还会城（南昌）……”
这真是叫人目瞪口呆的事：县太爷的这位座上客，诗文书画籍籍有名的这位高僧，突然发疯颠狂，哭笑无常地撕毁袈裟并且烧掉，径自跑回故乡南昌城里去了。有人说可能是胡亦堂纠缠他，逼他和清廷合作，而八大山人坚守气节，不干，便“佯狂”装疯跑掉了。另一种意见恰巧相反，说八大山人可能因为好朋友胡亦堂即将离任而去，对自己的将来生出空虚无奈之情，再加他的祖父曾有颠狂之举，因而可能有这方面的遗传病因，于是“情绪突告激怒沸腾”而发狂了。不管怎么说，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意见都认为八大山人颠狂的原因和胡亦堂有关，又都认为是由于胡亦堂方面的原因，所以才导致八大山人发狂，换句话说，胡是这件事的主因，八大山人自身反倒成了次因。这就未免本末倒置了。
这一年八大山人已经五十五岁。按照他那个时代的人生尺度，他已入暮年，这辈子都快完了。虽说早年历经坎坷，但后来他的遭际并不差，待到他去临川作客时，无论在佛门还是在世俗官绅间，他都已有相当地位与名望。倒是他内心的矛盾和蜕变，数十年间从未间断，到了去临川作客前更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弃爵应试，追求经世致用，到国破家亡一切希望化为劫灰；从斩断尘缘遁入空门，追求“我与松涛俱一处”那种清静无为境界，到悔恨“欲展家风事事无”，转向书画艺术中去寻找精神解脱，再到自比贯休、齐己；从憬悟“曹洞临济两俱非”，否定修禅，到“今朝且喜当行”，下决心出山，入世……这是他一次又一次从失望和绝望中再生出希望的精神突围史，也是他一次又一次企图以改变人生轨迹来重建心灵家园的灵魂挣扎图。儒家纲常，禅宗教义，遗民社会的禁忌，在许多方面都已被他突破。等到他去临川作客时，他已经是一个既没有精神家园也没有精神樊篱的“自在之人”，但还不是个自由人。因为当时他虽有入世之心，却还没有安身立命之地。从他在临川所作诗文中对胡亦堂的称颂与迎合姿态来看，在他的这份入世希望之中，显然也包含着希望能得到这位县太爷的关照与帮助的意思在内。除了表示“情愿出蒿莱”和对“秘阁藏书”的兴趣以外，据乾隆四十八年刊行的《广信府志》记载：“八大山人……去僧为俗人，往见临川令，愿得一妻。”请求胡亦堂为他娶妻，其实也就是希望安排他一处安身立命之地的意思。当然，乾隆四十八年上距康熙十八年已有百年，上述记载是否确切可靠也很难说，但八大山人在临川作客期间向胡亦堂私下提出过某些具体要求，按两人当时的交往情况来看，并非没有这种可能。
再看胡亦堂，他是个很注意“仰体”朝廷旨意的官员。当初他任新昌县令时，通过裘琏早已结识了八大山人，但他很注意“分寸”，从不亲自出面，也不落下任何交游唱和的痕迹，因为朝廷在当时还没有对前朝遗民实施收买政策的意思。一旦朝廷的态度改变，他也亦步亦趋跟着改变。朝廷诏开博学鸿词科，他就邀约一班文人雅士举办“梦川亭笔会”，朝廷诏修明史，他也延揽前朝宗室遗老编修《临川县志》。他很清楚：朝廷对这些人的收买只是手段，收买过来“为我所用”才是目的。所以他对八大山人尊崇的同时，也仍然十分注意掌握分寸。他和八大山人酬唱的那些诗章，四平八稳，只是夸赞这位“上人”的画多么神，当时的景色多么好，对于八大山人或明或暗多次表达的入世愿望，却从不见有一字回应。这是因为，倜傥风流、互相捧场的诗酒酬唱是一回事，推荐、安排、具体帮助你入世又是另一回事，后者是要为你承担政治责任的，聪明的官僚胡亦堂不可能不讲究这些事。他的这种“保持距离”的姿态，八大山人在作客后期似乎有所觉察。所以，初期八大山人被“延之官舍”，后期他就搬到寺庙中去了，初期酬唱、题咏甚多，后期就看不到这些事了。而且，八大山人的症状是“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可见这“狂疾”发作不止一天，这期间却不见胡亦堂有任何表示。八大山人逃往南昌以后，胡亦堂也从此和他再无往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连裘琏也从此和八大山人再无交往了。其实，胡亦堂和八大山人，一个是正统的、聪明的、热衷于政绩政声的大清命官，另一个则是敏感的、孤傲的、才华横溢的、出身前朝贵胄的艺术家，两人器不同道亦不同，八大山人寄希望于胡亦堂能帮他入世安身立命，只能是不谙世务的知识分子的天真，只能怪他自己的一厢情愿。失望、后悔之余，他这才发觉自己的处境已十分尴尬。滞留临川不仅毫无意义，甚至已是相当难堪；退回“耕香院”去重新修禅，更是心所不甘情所不愿。进退两难之中，内心的矛盾日趋激烈：数十年来，命运一次又一次的折磨他、愚弄他、奚落他，可他总是在企图依傍某种外在的力量：君主、佛祖、朋友等等寻找出路，这一个不行了，就去投奔那一个，结果却发现他们谁都不行。他在痛苦和难堪中终于意识到：那么好罢！而今而后，谁也不靠，只靠自己！要独自面对这个世界和自己的命运！这是他的大彻大悟，豁然开朗！然而几十年时光却因为愚蠢而浪掷掉了！……于是他忽哭忽笑，裂焚袈裟，独自回到身生之地南昌城里去了。
然这哪里是“忽发颠狂”？他这是在大苦闷中获得了大解脱，于大痛苦中获得了大彻悟，并因此作出了十分清醒也十分勇敢的抉择。从此直到他去世的几十年中，他自谋生路自寻欢乐，自我放浪形骸，做自己爱做的事，结识自己愿意相与的人，否则便不理不睬甚至白眼相加，全不顾忌世俗禁忌、教义清规、利害得失。他的晚年生活清贫、朴素，但内心自由自在。他已找回了自我，这精神自由的自我就是他的心灵家园。他从此再也不曾去依傍或反对任何外在势力，显示出他在精神上对那个时代互相对立的势力及其不同理念——大清、大明、儒家、禅宗、卑贱、高贵等等的整体性超越，获得了他那个时代难得的精神自由。日常生活中也率性由情，全不顾忌礼仪规范，有时甚至疯疯癫癫。邵长蘅曾批评那些把八大山人视作“狂士”或“高人”的意见，可见这类看法相当普遍，认为这是“浅之乎知山人也，哀哉！”其实所谓“狂士”，所谓“高人”，只不过是世俗社会和释道两家按照他们各自的尺寸来度量他们莫测高深的人物时，一种貌似宽容的简便说法而已。他们不可能理解八大山人的精神世界，八大山人也并不在乎他们有怎样的理解。倒是邵长蘅敏锐地感觉到了八大山人“胸次汩渤郁结，别有不能自解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