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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动过手术的梁启超先生在医院对记者表示自己“极为愤慨”，认为“无论在任何国家，均非依法从严惩办不可”，否则就是政府“自弃于人民矣”。
1926年4月1日，年轻的诗人闻一多在《晨报》副刊《诗镌》发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以饱含深情的语言歌唱为自由、正义而血洒铁狮子胡同的死难志士，称“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乱如麻！
……
刘半农的诗句，经赵元任作曲后传唱全城，悲怆、低沉的旋律飘荡在二十世纪音乐史的上空。两个文弱书生，不惜自己“名教授、名学者”的羽毛，不惮铁血、子弹，唱出了一个民族无比悲愤的心声，成为衰亡民族不屈从于强权与暴力的见证。
三
即使如《现代评论》周刊，也并不都是陈西滢式的“闲话”。主编王世杰的《论三月十八日的惨剧》、主要撰稿人之一陈翰笙的《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一致抨击军阀政府的杀人暴行。身为北大法学教授的王世杰还在《现代评论》连续发表《京师地检厅与三·一八惨案》等文，明确提出法律制裁问题。他根据大量事实断定“此次残杀，是一种预定计划，不是偶然发生的事实。段祺瑞以及其他参加残杀计划的决定的人，自然要与他土匪式的卫队，同为本案的责任者”，并一针见血地提出了“元首犯罪，也能与庶民百姓一样受制裁吗”这个问题。
许士廉、高一涵等也纷纷发表文章公开谴责政府。作家杨振声和凌叔华等则以“三·一八”为背景发表了短篇小说《阿兰的母亲》、《等》等。翻开当年的《现代评论》，那个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温和的知识群体针对“三·一八”惨案发出的声音和其他优秀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两样，历史的真实面目就是如此。
当然，最值得一提的还是邵飘萍办的《京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消息，广泛深入地报道“三·一八”的真相。
3月19日，《京报》第二版刊出题为《国民拥护国权大流血——八国通牒之大反响》的长篇报道，副标题是“死三十余人伤二百人死伤确数容再详细调查”（其时，如韦杰三君还辗转呻吟于医院中，并未断气），率先公开报道了“国务院门前之屠杀”，确证“中弹倒地之男女甚众，满地皆血，哭声震天”，并刊登了七十多位伤亡者的姓名、单位、籍贯、职业、性别及负伤的部位、伤势等详细情况，以血写的事实把段祺瑞政府钉在了历史的被告席上。
这一天，同时发表了邵飘萍先生连夜起草的《世界之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他还调整版面，刊出请愿代表撰写的长篇纪实《民众大流血之别报》，揭露惨案真相。
3月20日，《京报》发表邵飘萍亲笔写的社论《可谓强有力之政府——举国同声痛哭，列强一致赞成》以及特写《小沙场之战绩》，辛辣地嘲讽段祺瑞政府“以国务院为小沙场”，弹无虚发、尸横满院的“战绩”。同一天，《京报·副刊》发表了石评梅的《血尸》，几天后又刊出她的《痛哭刘和珍》一文。
3月21日，《京报》发表《警告司法界与国民军——段、贾等可逍遥法外乎？各方注意屠杀案要点》。这个普通报人、这张民办报纸居然在当政者的眼皮底下毫不含糊地提出“缉拿要犯公开审判，使犯罪者伏法”这样要命的问题。
3月22日，《京报》发表《诛人类之蟊贼》、《敬告法大学生》等时评。
3月23日，北京各界、社会团体、学校在北京大学大操场举行万人追悼会，悼念刘和珍、杨德群等四十七位死难英烈。邵飘萍亲往采访，并登台演说，慷慨激昂，痛斥政府杀害和平请愿的民众。第二天《京报》作了详细的报道。
3月31日，《京报》出版《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全面详尽地报道惨案真相，印刷三十万份，以“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仅仅从3月19日以后的十二天里，《京报》就发表了一百一十三篇有关“三·一八”的消息、评论、通电、文章，平均每天十多篇，最多的一天达十八篇。《京报·副刊》也发表了鲁迅先生等撰写的有关文章一百零三篇（参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江长仁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
4月26日，邵飘萍先生惨遭军阀杀害，《京报》也被封杀，离“三·一八”枪响仅一个月零八天。在上海，叶圣陶在“三·一八”的第二天就写下了《致死伤的同胞》（发表在3月28日的《文学周报》）；郑振铎特地赶写了话报剧《春的中国》；老牌的《东方杂志》以不少篇幅刊出“三·一八”惨剧的照片。
以上是1926年3月18日军阀杀害了四十七人之后，新闻界和知识分子们的群体反映。军阀虽有杀人的武器，却也奈何不了他们手中的笔，他们在青年男女们淋漓的鲜血面前用自己的良知写下了耀眼的篇章。
透过这些热血文字，我们依稀看到了这个民族的面孔，在独裁政府开枪杀人之后，本民族的优秀分子，那些文学家、学者、新闻记者并没有鸦雀无声，在枪声面前沉默了，而是公开地发出了正义的声音。这是一个衰亡民族之所以没有灭亡的真正原因所在。正是这些本民族的精华能够直面强权和暴力，坚定地捍卫人类的良知和人性的尊严，我们的民族才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年轻的刘和珍君们倒下去了，血泊淹没了她们年轻的面孔，如果没有她们的师长们站出来，写下这些传世的唁文，不，不是唁文，应该是檄文，也许我们将永远无法追寻她们彗星般的足迹。因此那些挺身而出的老师们将和她们的英名一起永垂史册。
正因为有了这样优秀的热血青年，有了这样优秀的知识分子，有了举国上下社会舆论的一致抗议，尽管那个年代依旧黑暗，当时的花瓶国会还是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进行调查取证，多少“维持一点司法独立的精神，也替国民保存一点异于禽兽的人格”（周作人语）；因此才有了国务院“阁员总辞职”，段祺瑞才被迫颁布了对死难家属的“抚恤令”，段祺瑞政府也于1926年4月倒台了，这一切离大屠杀发生还不足一个月。
那些死伤的青年学生未必有什么高深的政见，但他（她）们都一样深深地热爱这个国家。那些老师辈的教授、学者、作家、记者、编辑，政见也许五花八门，对社会的关怀程度也天差地别，有些根本不关心政治，但面对屠杀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发出了共同的怒吼，一致谴责杀人政权，这就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们的面貌。他们用自己手中神圣的笔，行使了天经地义的抗议权，发表他们文章的报刊《京报》、《国民新报》、《世界日报》，还有《晨报》（曾公布“三·一八”伤亡者名单），更不用说《语丝》，甚至《现代评论》等都在“三·一八”枪响之后的那些日子里写下了永远值得骄傲的一页。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 褚静涛
江南先生曾在蒋经国创办的政训班受业，称得上“天子门生”。赴美后闲暇之余搜集了大量资料，在报纸上连载蒋经国的生平事迹，最终汇集成册，可谓世上第一本《蒋经国传》，付梓不久就被枪杀，激起轩然大波〔1〕。这已是十几年前的旧事。关于他的死因，或为写书逆犯龙麟，风传其坏了江湖的规矩〔2〕。据实直书，实非易事。阴差阳错的是，书因事闻，人因书显，《蒋经国传》一时洛阳纸贵。华人世界大多是通过这本书知晓蒋经国其人的。偏安一隅的蒋经国有如此显赫的名声，江南厥功至伟。说实在话，书中的许多内容新闻性颇强，谈不上多少隐私。
中国历史上的小朝廷不知凡几，本不值得大书特书。世事变幻，台湾从荒芜之地变为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交汇地，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蜕变出不同于儒家传统的新事物，自然引起世人的侧目。
西方一位哲人曾说，“所谓历史，不过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寓言故事”。即使言之凿凿，也不能当真。衡量人物传记与小说的区别，前者是真人未必真事，后者是真事未必真人。蒋介石直指“二十四史完全一派胡言”，其潜意识中十分认同“历史不过是虚构的伟人传记”。
《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见证了台湾五十多年发展历程。他与蒋经国共事多年，相知甚深，在国民党内可称得上是一个开明人物。评判谢世的政治强人，确实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余老宦海沉浮，不宜为自己的老上司盖棺定论，遂委托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陶涵（Jay
Taylor）撰写一部关于蒋经国的传记，强调“勿为尊者讳”〔3〕。陶涵在台湾及大陆生活多年，与蒋经国打过交道，参与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通，对东方社会的伦理道德、家族政治深有体悟。他写的这部书取名《委员长的儿子》。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委员长”是蒋介石的代名词，中文译者干脆回译为《蒋经国传》。现在该书的中文繁简体本已在台湾和大陆相继出版，透过披露的中央情报局等绝密档案，读者可以加深对蒋经国的认识，探寻台湾政治发展的轨迹。
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出生却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血缘社会。蒋经国能否成为台岛之主，并不取决于他有多大的能耐，多半赖于他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父业子承，兄终弟及，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一位国民党高官跑到香港撰文大势挞伐，指责蒋经国相貌平平，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毫无建树，乏善可陈，却平步青云，如果不是蒋介石的儿子，怎么能攫取大宝？以蒋经国的才质，若是平民子弟，在那个乱世出英雄的时代，至多是个治世的循吏，淹没在茫茫人海中，实难有出头之日。即使参加民主竞选，像蒋经国这样的人，在台湾岛上又何止万千，哪能轮到他呢？
从政的过程中，蒋经国也不得不顾忌自己的“太子”身份，干的好，人家会说“你不过是得了蒋介石的荫庇”；弄得差，只能被称作扶不起来的阿斗。蒋经国常向他的部下大倒苦水，叹贵为“总统”儿子的苦处。
外人往往只看到生长于钟鸣鼎食之家的好处。蒋介石若成了阶下囚，蒋经国自难逃牢狱之灾，斩草必须除根。生长于皇室，碰上王朝崩溃，欲求为平民亦不可得。崇祯皇帝吊死在景山上之前，手刃宝贝女儿：“汝为何生长在吾家？”
中国的政治向来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天助者人必助之。蒋介石毕竟不是吟风弄月的南唐后主，也非昏庸的南明皇帝。他数番起死回生，东撤台湾，苦撑待变，终至咸鱼翻身，稳住了阵脚〔4〕。有了这点本钱，也保住了先人的坟茔。蒋经国颠沛流离，痛感流亡之苦，好在还有一个托身立命的地方。相较于从南京城仓皇出逃的短命王朝，身死人手，为天下笑，不幸中之万幸也。
蒋介石黄埔起家，纵横捭阖，算得上一世枭雄，练就了荣辱不惊的定力。他还想创造北伐的奇迹，整日叫嚷“反攻大陆”。美苏冷战，磨擦不断，世界局势总体趋于缓和，想浑水摸鱼、乱中取胜已不可能。台湾地小人多，要维持庞大的军备，就得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好在日本人五十年统治打下了基础，从大陆带来的黄金白银和技术官僚足可东山再起。蒋经国自非挽狂澜于既倒的乱世豪杰，上海打虎就碰得灰头灰脸〔5〕。在台湾岛上搞经济建设，政工出身的他是个外行。陈诚戮力而为，无奈天年有限，蒋经国自然毫无争议地成为接班人选〔6〕。为了成全自己的光辉形象，蒋经国不敢去认与章亚若女士生的双胞胎儿子〔7〕。章孝严、章孝慈兄弟孤苦伶仃，相依为命，不能像孝文、孝武等兄弟那样享受天伦之乐，只得刻苦自励，这又是一幕怎样的人间悲剧呢？美国与台湾“断交”之际，国民党政权面临“法统”危机，人心思变。国民党大陆籍元老垄断台湾政权已近三十年之久，在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台籍精英强烈要求分享部分权力，不惜铤而走险，鼓吹“台湾独立”，向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发起挑战。蒋经国深感父亲的那一套“威权政治”很难再维系下去，搞起政权本土化，大力网罗台籍精英，搞基础建设，发展经济，赢得了台湾民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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