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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ins）在《大内》一书中说：“明朝的没落是中国历史的一幕，而清朝的灭亡则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它标志着中华帝国数千年强盛的终结，一种世界古老文明的衰落。然而，这不只是灾难的开始，科林斯于1912年说：“这出长剧远没有就此结束。如果说过去中国曾灾难深重，那么她注定还将遭受十倍于此的灾难。”〔17〕
三
中国作为一个帝国，已不可能再威胁到西方，八国联军的凯旋在新世纪的早晨将他们从义和团的恶梦中唤醒，但“黄祸”的恐慌即使在青天白日下，也还是无法消除。中国人巨大的数量与相似性，与西方人格格不入的、不可思议的个性，只要一想起来，就令西方人感到不安。西方人认为那些难以计数的中国人，冷漠、麻木、顽强凶残甚至诡计多端，就像一个只有一张面孔、一个头脑，却有无数支手脚的黄色怪物，他们才是历劫长存的、真正的“万岁帝国”所在〔18〕。最可怕的是，这些年里，他们竟不声不响地移民海外，深入到欧洲、北美，住在伦敦或旧金山，与神经脆弱的白人邻室或邻街而居，让麦克白夫妇们经常听到可怕的敲门声。帝国已经不再可怕了，可怕的是帝国留下的无数的个人，他们正悄悄地、瘟疫一样地流溢世界，蝗虫一样地吃光世界上的粮食，撒旦式地在个人的身上，突然复活帝国的魔影。这是西方人想象中的另一种黄祸，西方本土的黄祸。
义和团事件过去了，但黄祸的恐慌在西方并没有消失。那些出现在他们生活中的中国移民，仍不时唤起他们的恶梦。1912年，满清帝国刚刚灭亡，科林斯说中国的苦难才刚刚开始，这一年，英国通俗小说作家萨克斯·洛莫尔（Sax
Rohmer）开始创作有关“傅满洲博士”的系列小说。傅满洲的形象，一个阴险狡诈的中国人，成为二十世纪西方“黄祸”的化身。洛莫尔在回忆自己最初的创作动机时说：“我常想为什么在此之前，我没有这个灵感。1912年，似乎一切时机都成熟了，可以为大众文化市场创造一个中国恶棍的形象。义和团暴乱引起的黄祸传言，依旧在坊间流行，不久前伦敦贫民区发生的谋杀事件，也使公众的注意力转向东方”〔19〕。洛莫尔所说的谋杀事件指1911年伦敦东头的一桩团伙犯罪案，据说与当地华人黑社会有关。
傅满洲所代表的“黄祸”，或者说他所表现的西方关于黄祸的恐慌，已不是远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的义和团，而是近在西方世界核心的华人移民，那些在西方人看来丑陋、阴险、狡猾、肮脏、冷漠而又勤奋、麻木而又残忍的野蛮的“中国佬”。洛莫尔曾想将中国人（Chinese）与“中国佬”（Chinaman）分开，中国人指那些依旧守在中国本土的中国人，中国佬则指流窜到西方，生活在西方大城市的阴暗的“唐人街”（Chinatown）中的中国移民：“他们中大多是些恶棍罪犯，他们迫不得已离开中国，又没有在西方世界谋生的本领，就只好依靠他们随身带来的犯罪的本事。”〔20〕这是更为迫近的“黄祸”，直接威胁到西方世界的安全，使可怜的西方人，即使呆在自己温暖的家里，也会不时感到惊恐万状。
义和团是本土的中国人代表的“黄祸”，“傅满洲博士”是西方中国移民代表的“黄祸”。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由本土的中国人与西方的中国移民代表的中国形象，可能不一样，中国留学生与中国劳工，给西方人的印象也不一样。当然，西方人经常会将唐人街的中国人当作他们想象中中国人的代表〔21〕。这些中国人戴着西式礼帽，脑袋后面还拖着根长辫子，不男不女，他们虽然也穿着上衣长裤，但宽宽大大，看上去像睡衣睡裤，不伦不类。他们说着一种由刺耳的尖叫构成的古怪的语言，聊天竟像是吵架。他们把洗衣做饭当作职业，聚在拥挤肮脏的唐人街，一声不响地从事贩毒、赌博、卖淫等邪恶的活动；他们没有法律，只有黑社会……伦敦与旧金山的唐人街，留给西方对中国人的直接的印象是，那是不可思议而又危险的一群，他们以各种邪恶的手段生存，在那种可怕的忍耐痛苦与屈辱的沉默中，随时都酝酿着阴谋，任何时候都可能爆发出危险。唐人街的中国人，给了洛莫尔表现西方人内心恐惧的形象。洛莫尔说，他有了创作的念头，让“中国佬”当他的恐怖小说的主人公，一定会造成最恐怖的效果。
洛莫尔创作的“傅满洲博士”，成为一个世纪间西方大众文化中“黄祸”的形象代表。他瘦高、秃头，倒竖着长眉，面目阴险狰狞，走路没有声音，举手投足都暗示着阴谋与危险。在《阴险的傅满洲博士》一书中，洛莫尔这样描述他：“你可以想象一个人，瘦高，耸肩，像猫一样地不声不响，行踪诡秘，长着莎士比亚式的眉毛，撒旦的面孔，秃脑壳，细长眼，闪着绿光。他集所有东方人的阴谋诡计于一身，并且将它们运用发挥得炉火纯青。他可以调动一个富有的政府可以调动的一切资源，而又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想象这样一个邪恶的家伙，你的头脑里就会出现傅满洲博土的形象，这个形象是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黄祸’的形象。”〔22〕
如果说义和团是体现在面目不清的无数黄种人身上的“黄祸”形象，那么，傅满洲博士则是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黄祸”形象。傅满洲代表着西方人心目中关于那些中国移民的形象，他们阴险、狡诈、凶残，已经深入西方社会，并在自己的唐人街建立了一个随时准备颠覆西方世界的黑暗帝国。傅满洲也代表着西方人心目中中国本土的那些“满大人”。他们同样邪恶但却温文尔雅，不动声色，控制着一些无恶不作的地下组织，具有超人的能力，丧心病狂地要征服世界，消灭白人〔23〕。
四
西方人的“黄祸”论，不仅是以中国为背景的，它可能涉及到整个亚洲，只不过在二十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是其主要背景，而以傅满洲为代表的中国人是“黄祸”的祸首。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间，日本人才取代中国成为“黄祸”的“祸首”。
洛莫尔在1913到1959年间，一共写过以傅满洲博士为主要反面人物的十三部长篇小说、三部短篇小说和一部中篇小说。在所有这些小说中，傅满洲的主要活动便是施行谋杀与酷刑。他发明了各种稀奇古怪的谋杀方式，诸如利用毒蛇、蝎子、狒狒等动物，或利用高科技手法配制的毒药，而所有这些谋杀手法，又都带有明显的所谓的“东方的野蛮色彩”，就像德昆西的鸦片梦幻中东方也充满着阴毒的蛇蝎、狒狒、鳄鱼一样。后者在《一个英国鸦片瘾君子的忏悔》中描述过噩梦般的“亚洲场景”：“我不知道别人是否可以体会到我这方面的经验；但我常想，如果我被迫离开英国，生活在中国，生活在中国人的习俗与生活方式、中国的环境中，我一定会发疯……那里人烟稠密，生命如草芥。亚洲庞大的帝国统治着庞大的人口，加上那些东方化的名字与形象，更是令人敬畏。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超过东方其他地区，最东方甚至比东方还东方的地方。我为中国的生活方式、习俗感到恐怖，仇恨与无情将我们与中国人截然分来，我此时的感受细微而幽深，几乎无法分析。我宁愿住在疯人院，或者跟野兽呆在一起，也比生活在中国人中强。所有这些，我能够说清楚并有时间说清楚的，读者必须自己体验到，然后才能理解我感受到的这些东方梦幻和诡奇怪诞的神话的难以想象的恐怖。在我的幻梦中，那种赤道的炎热与烈日灼烤下，所有奇鸟怪兽，蟒蛇巨鳄，蛮花野草，可用的，可观的，赤道地区可以出现的东西，一齐都出现了，出现在中国或印度的背景中……”傅满洲总是在策划各种可怕的谋杀，利用各种难以预料的手段。傅满洲的对手也总是那个名叫丹尼斯·奈兰－斯密（D。Nayland
Smith）的白人警察。故事发生的场景，可以从伦敦到加勒比海，从纽约到缅甸、印度，而不管故事发生在哪里，都有一个背景中国，那里似乎是所有罪恶的来源。
洛莫尔说他的“傅满洲”小说不是要描写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黑暗王国。他们拥有强大的政治、宗教、经济与犯罪势力。他们在西方世界活动，一起伦敦的谋杀案，可能根源在纽约，他们与东方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那里可能是他们的老窝。他们不仅仅进行社会犯罪，其最终目的是构成一个“超社会”（Super
society），“掌握颠覆政府甚至改变文明进程的力量……”〔24〕洛莫尔的《傅满洲博士之谜》（1913）出版，使他和他的人物都一举成名。小说销售了百万册，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25〕。1929年，好莱坞也开始拍摄傅满洲博士的恐怖电影，傅满洲的传播面更加广泛。好莱坞一共拍摄了十四部傅满洲题材的电影，最后一部《傅满洲的阴谋》问世，已经是1980年。在这一系列的小说、电影中，傅满洲的计划不断被白人警察挫败，而他又总能生出更奇特、更险毒的计谋。傅满洲本人也可能在一部作品的最后造成假象，大家误认为他已经死了，而到下一部作品中，他又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观众与读者面前。在西方人看来，傅满洲代表的“黄祸”，似乎是一种永远也不可能彻底消灭的罪恶。就像美国八十年代的一部影片所暗示的，影片的名子叫《唐人街》（China
town），但整部影片的故事与唐人街或华人基本无关。一位警察自发调查一桩谋杀案，凶犯是一个白人企业巨头，调查使他不断陷入困境，最后他绝望了，望着逍遥法外的凶犯远去的汽车，他说：“这就是唐人街！”“唐人街”意思是指一种让你无可奈何的罪恶。
“黄祸”似乎是一种莫名的、永远无法消除的恐慌。傅满洲系列恐怖小说与电影，经常以中国甚至亚洲的政治宗教与文化状况为背景。白人警官斯密说：“我们的命运都掌握在中国人这个长不大的民族身上！一个崇拜祖先的种族，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小说的叙述者也说：“我们经不起任何失败，否则黄色游牧部落就会吞噬整个白人世界。”〔26〕傅满洲故事表达了西方人的种族与文明的偏见与焦虑，傅满洲的阴谋或者说是“帝国复兴大计”，与中国二十世纪初兴起的民族主义建国思潮相关。冷战时代，作为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工具的傅满洲形象，又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在1957年出版的《傅满洲的复归》中，傅满洲已经一百岁了，但依旧身体健康，如他在与苏联合作，成为红色阵营的阴谋家。当然，冷战背景下傅满洲的角色并没有表现得很充分，两年以后，洛莫尔就去世了。他去世前发表的最后一部傅满洲系列小说《傅满洲皇帝》（1959）中，傅满洲形象的现实背景又有了新的变化，他代表的是那个永恒天幕下的东方帝国，而不是转瞬即逝的共产主义政权。他开始对抗那些克里姆林宫的共产主义官僚们，对一个被他绑架的英国生物学家说：“你总是把我的目标混同于那些破坏你们基督教医院的共产主义傻瓜的疯狂念头。你总是把我的工作等同于那些窃居克里姆林宫的狂妄自大、利欲熏心、蛊惑民心的政客……博士先生，如果现在这个所谓的文明还不会完蛋，那么，像我所说的那些知识团体，就不可避免地要消灭那些试图创造一个共产主义世界的只知寻欢作乐的、厚颜无耻的骗子。”〔27〕洛莫尔已经老了，他的虚构所依靠的那个现实世界，如此变幻莫测，几乎比想象还要离奇。东方帝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共产党政权，而那个号称代表正统与传统中国的国民党，则跑到了一个小岛上，与共产主义阵营对立。在洛莫尔的最后日子里，北京的共产党政权正酝酿着与克里姆林宫的共产党政权的一次彻底决裂，这次决裂将导致中国共产党政权与西方世界联合对付苏联的所谓霸权。
真实的义和团事件，可能用来表现莫须有的“黄祸”，而表现“黄祸”恐慌的虚构的恐怖小说，又暗示着现实世界的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关系。何伟亚（James
Hevia）在《档案帝国与污染恐怖——从鸦片战争到傅满洲》一文中说：
傅满洲的帝国复兴大计既依赖于他们领导的被称之为“神秘东方的最大的谜”的秘社——思蕃〔28〕，同时也依赖他自己的脑袋，确切地说，是他不可思议的天分。内兰德·史密斯认为“思蕃”隐匿于喇嘛教的面纱之后……源于东方思想中的依洛西斯（Eleusinian
mystenes）“秘密仪式”。与此同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