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在民族灾难煎熬下的中国文人，大多在书房里难以安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像鞭子一样，将中国文人驱赶到政治军事活动中去。与这一救国行为相伴随的，是中国文人向操纵社会的权力核心迈进。“五四”远离政治的人文知识者群体，不复存在，知识分子为自己构筑的独立文化空间与政治权力空间相融合了。值得注意的是，文人雄心勃勃地向军事集团渗透，常常是以牺牲自己的“文”人特征为代价。文人的生存方式、职业要求和长期养成的人格素养，决定了他将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学理化或诗意化了的内心世界。但军事斗争以最切近的现实利益为转移，其中常常伴随着阴谋和血污。军事集团的内部秩序也完全是一种等级秩序，它无法容忍知识分子们最迷恋的独立与自由；也许最让知识者们难以忍受的是军事斗争中对生命的浪费与挥霍。这一切都注定了文人投身军事集团之后必将陷入难以摆脱的精神困境之中。谢冰莹和郭沫若都为我们记录下了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心理体验。谢冰莹为能参加“正义”的北伐战争而激动不已，但革命的乐观主义激情有时也难以掩盖战争的残酷性。她记述说，她的一位同学被俘后，又逃了回来。但他们的营长认为他是临阵脱逃，就将其“就地正法”了。面对着这残酷的一幕，谢冰莹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但这就是战争的逻辑：宁错杀一个自己的战士，也决不能留下万一的隐患。郭沫若在北伐战争中见到成堆的尸体时，内心也时常涌起伤感之情，但绚烂诱人的“主义”和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憧憬会迅速浮现，将悲哀变为悲壮、死亡成为壮举、血腥的屠刀化为旌旗。无数的生命在瞬间消逝，被看作是人类通向未来福祉无法回避的代价。知识者很容易就认同了战争的逻辑。
然而，出乎郭沫若和谢冰莹预料的是，北伐战争的正义性，很快就被浸泡在血泊之中，郭沫若因提前揭穿了蒋介石的政治阴谋被迫流亡海外。鲁迅受到很大震动，他感到悲哀的不仅仅是阴谋和暗算，而是中国人的生命居然如此廉价，有些年轻人竟然成为屠手。为此他不得不考虑，作为一位始终捍卫自身独立人格的知识者，在新的时代动荡中，应该怎样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他苦苦思索的时候，一场新的文化风暴又一次使他措手不及。反击章士钊的文章墨迹未干，“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又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三、一个人和一个传统的死亡
1928年，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年轻文人，猛烈批判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他们以历史审判者的姿态，将鲁迅定为“封建余孽”、“有闲阶级”和“二重的反革命”，并宣判了“阿Q时代”的死刑。这是“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自诞生以来遭受的最大的攻击。本次文化风暴与1925年的复古运动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都以救国的名义，将“五四”看作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不同的是，这次的“批判武器”，不再是“孔孟之道”，而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孔孟之道”，鲁迅是熟悉的，他曾说孔孟的书读得最多，所以与复古派斗争的时候，鲁迅游刃有余；但对马克思主义，鲁迅并不熟悉，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开始阅读马列的著作。他后来回忆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11〕这段话是颇耐人寻味的。它对解决下面的问题很有帮助：鲁迅这位二十年代最看重自我独立话语权的知识者，怎么会在被“围剿”中转向呢？我们仔细分析鲁迅这段话，就会发现，在鲁迅看来，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科学的文艺论”，而不是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政治革命论；鲁迅阅读之后明白的是“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问题”，而不是其他。接下来的问题就不难理解了，鲁迅是以一位文学家的身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并没有放弃他始终坚持的人文立场。这说明，鲁迅的“转向”，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彻底，“五四”新文化传统没有失掉自己最忠实的捍卫者。
革命文学进行了近两年的时间，鲁迅毫不妥协地守护着自我和“五四”新文化的尊严。1930年，左翼文人改变了策略，鲁迅被推为左联的盟主。鲁迅在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大政治集团之间有了倾向性。
历史的发展经常愚弄那些最聪明的人。从“五四”过来的独立知识者群，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再也守不住自己脚下的阵地，开始了与政治集团和军事集团合流的过程。与鲁迅向左转一样，胡适开始支持国民党剿灭共产党的军事斗争，他说：“政党争权应当依法而行，以求取大多数国民的支持。用武力推翻政府是不合法的，是暴乱。政府为了自卫，有责任平定暴乱。”〔12〕我们经常说鲁迅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那么胡适也成为了党外的国民党。但尽管如此，鲁迅身上仍然流淌着“五四”的血液，他不可能把自己全部交出去。鲁迅的独立性，使他再一次成为一个“孤独者”——左翼阵营中的孤独者。随后爆发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反映了他的孤独处境。然在论争正酣时，鲁迅撒手人寰，一直寄植在他身上的“五四”精神之火也随之熄灭。
就像当年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一样，三十六年之后，“五四死了”。没有了上帝，人们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了“五四”新文化传统作为精神支撑，中国知识分子也可以为所欲为了：随波逐流、献媚、邀宠、暗算、残杀，有钱便是爹，有奶便是娘。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种种表现，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胡风曾想复苏“五四”精神传统，但凭他一己之力难以与整个时代抗衡，最终一败涂地。
“五四”精神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之“魂”，一旦“魂飞魄散”，就失去了根基，变成随波逐流的浮萍。因此，今天知识分子要想重建自己的文化空间，寻找失落的自我，必须回到“五四”，重续被中断的传统。
注释：
〔1〕汪晖指出，“五四”知识者之所以能够合作，是基于“态度的同一性”。见《反抗绝望——“五四”及其回声》一书中《预言与危机》一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2〕参看拙作《“五四”文学的“二次革命”——重评创造社在“五四”文坛上的地位》，《中州学刊》1998年第4期。
〔3〕〔5〕〔8〕〔9〕关于“醉虾”的议论，见《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3、681、138、112页。
〔4〕贺渊：《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页。
〔6〕〔7〕《甲寅》周刊，1925年第1卷9、14号。
〔10〕《鲁迅全集》第8卷，第161、162页。
〔11〕《鲁迅全集》第4卷，第6页。
〔12〕贾祖麟《胡适之评传》，南海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61页。
凄风苦雨走瑷珲
凄风苦雨走瑗珲
？ 施晓宇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
写下“凄风苦雨走瑷珲”这七个字已经很久了，但一直敲不下键盘将它写下去。常常的，我就这么长时间地枯坐在电脑前，却敲不出一个字。因为，瑷珲，是每一个中国人不忍回首的伤心地，是每一个中国人心口永远的痛。甚至，只要在心底深处默默念到这个地名，手中的这支“笔”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
瑷珲，原不过是中国黑龙江省一个普通的边陲小镇，仅仅因为一百多年前，臭名昭著的《中俄瑷珲条约》在这里签订，从而使瑷珲一夜成名，家喻户晓。《中俄瑷珲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外国列强强迫腐败无能的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千多个不平等条约中字数最少、割地最多的一个卖国条约。既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国耻，也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大的国耻。
《中俄瑷珲条约》实际内容仅有一百八十个字，沙俄政府却据此不费一枪一弹就抢走我国领土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加上随后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又割走我国领土四十多万平方公里。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贪婪的沙俄入侵者一共侵占我国领土一百零三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法国、三个日本、四个英国的面积！如此惊人的数字，如此丢人的耻辱，稍有血性的中国七尺男儿，有谁可以低头忍受！有谁可以默不作声！
我是在2002年8月16日来到瑷珲的。从中俄边境最大的关贸城市黑河市驱车二十多公里就到达历史悠久的瑷珲小镇。令人称奇的是，在8月16日以前，当地已经连续一个月骄阳高照、晴空万里了。独独到了我们出发的这一天，天上突然下起了小雨，刮起了冷风，气温从盛夏酷暑骤然下降到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地步，人们必须穿上夹克衫或者套上薄毛衣才能出门——而我国的南方此刻仍处于摄氏三十五度以上的高温炙烤之下呀。陪同的主人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只要去瑷珲，无论春夏秋冬，每每总是下雨。这种奇怪的大气现象真是匪夷所思。难道，连老天爷也知道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这一幕人间至惨至痛的悲剧而挥洒同情之泪？
早在十六世纪以前，地处欧洲的沙皇俄国与地处东亚的古老中国彼此并不接壤，而且距离遥远。到了十七世纪，出于原始资本积累和领土扩张的需要，沙俄出兵翻越乌拉尔山向中国靠近。接着在1632年于勒拿河畔修建雅库茨克城，并以此为据点，利用清军向关内挺进东北空虚的机会，派兵首次经石勒喀河，从黑龙江源头侵入到我国的精奇里江（今属俄罗斯），直至漠河下游的黑龙江左岸，攻占我国由达斡尔族人建立的雅克萨城。此后，康熙大帝派八旗铁骑于l685年4月和1686年4月两次赶走俄军夺回雅克萨城，逼得沙俄不得不接受清朝的和谈倡议。1689年9月7日，清廷重臣索额图和佟图拉、萨布素、郎坦与俄国使臣戈洛文、费拉索等人在尼布楚城签定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俄两国签订的所有边界条约中惟一一个还算平等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明确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从法律程序上明确了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外兴安岭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同时收回了被沙俄强占的部分领土，遏制了沙俄贪婪蚕食的野心。这才使康熙大帝赢得时间全力以赴地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叛乱。也是根据这个条约，加上当时相当强大的中国国力及军事实力，确保了在这以后的一百六十五年时间里两国边界平安无事。当然，沙俄政府从中也得到好处，他们将中国让与的贝加尔湖一带的东尼布楚地区纳入了自己的版图；将乌第河流划为待议地区；将两国的通商原则敲定下来。中俄两国边界再起事端是十九世纪以后的事了。1849年，沙皇尼古拉二世任命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这是一个极具侵略和扩张野心的封疆大吏。他在奏文中写道：“北京政府面临着崩溃的危险，虽然正在采取措施，但也不过是中国式的一纸空文而已。”他进而写道：“只要控制了阿穆尔河（指我国的黑龙江），就可以永保俄国占有西伯利亚的无尽资源，就可以占有阿穆尔河左岸蕴藏更为丰富的黄金资源。”
1850年1月，穆拉维约夫在派兵“如入无人之境”地侦察了当时还属于我国的库页岛（俄名萨哈林岛）后，又向沙皇上奏：“阿穆尔河气候适宜，植物茂盛，河口盛产名贵可口的鲜美鱼群，内河水系还有黄金。”他建议沙皇尽快造船出兵，“以防英国人独吞阿穆尔航线的全部利益”。
1850年7月2日，穆拉维约夫派海军乘坐“贝加尔”号军舰侵入我黑龙江流域，再乘坐捕鲸船侵入中国庙街，明目张胆地升起俄国军旗，并将庙街更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
1851年4月27日，穆拉维约夫又迈出了大举侵华的新步伐——广泛招募农奴、矿工、流放犯和军人，组成哥萨克军团，跨过《中俄尼布楚条约》早已划定的中俄边界，向我国的黑龙江左岸大量移民。
1854年5月14日，穆拉维约夫率领由一百多艘船只组成的武装船队开始了蓄谋已久的“沿着阿穆尔航行”的计划。这支庞大的沙俄船队在我国河面航行了两天两夜，到达清军曾经两次打退沙俄入侵如今已经荒芜的雅克萨城时，一路如入无人之境，继续航行十四天到达我内河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