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等于到了湘鄂西。”李德还说：“就是照毛泽东避实就虚的理论，我们也该去湘鄂西。薛岳兵团已西进贵阳，黔东北正好空虚。还有，中央红军即使到了川黔边，到时候还不是有个会合的问题？你们中国同志总是批评‘毕其功于一役’，我就不理解，毕其功于一役有什么不好，难道非得毕其功于两役，三役，四役？”伍修权在一旁听了直发笑。李德问：“你笑什么？”伍修权说：“一役不行，当然得两役，三役，乃至四役啦。”李德说：“那你说，这去黔北和去湘鄂西的问题，是一役好呢，还是分作两役好呢？”伍修权看了博古一眼，有话没敢说。博古说：“有话说嘛！”伍修权说：“去川黔边是黎平会议定了的呀。”博古说：“我们再开个会改过来嘛！本来，从黎平出发，我们就电告过２、６军团，要他们给予配合。其实，战争情况下，也不必事事都开会做决定，指挥员有权变更某些作战方案。”李德说：“对，我找朱德下命令，部队暂停过乌江。”
一场风波就这么挑起来了。李德找到朱德说：“部队不要过乌江了，该向东北折向湘鄂西。此事我同博古商量过，他同意的。”朱德听了伍修权的翻译，愣了好一阵，只跟伍修权说：“不过乌江了？‘三人团’开会了？”伍修权说：“是他们两个人嘀咕的。”朱德又问：“黎平的决定不作数了？”伍修权说；“我也这么说呢。你快去找找周恩来同志吧。”李德见朱德只跟伍修权在对话，说：“他怎么样啊？他好像不大想执行？”伍修权只好跟朱德说：“他想知道你是执行还是不执行？”朱德说：“你告诉他，我是军委主席，这样大的变动，我得听中央的！”说着，他扭头走了。
朱德想，黎平会议后，李德不可能再那么享受特权，有什么事情，周恩来会直接给他说的。他连忙找到周恩来，问道：“部队不过乌江了，你知道吗？”周恩来一怔说：“谁说的？”朱德说：“德国的那个小老德说的，说博古也同意了。”周恩来这才想起来，昨天李德真还在他面前嘀咕过一句：“部队是不是还有必要在这里过乌江？”当时他没在意，以为李德说的是渡江位置问题。此刻周恩来有点火了，说：“不行，作这样的变动，就是‘三人团’议决了也不合适。去黔北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决定。我找毛泽东。”周恩来转身便去找毛泽东。他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正好王稼祥和张闻天也在，他便转述了朱德说的李德和博古提出的问题，说：“部队正在做抢渡乌江的准备，你们的意见怎样？”王稼祥叹道：“我没说错吧？我说这个东西子，这样下去不行。”他没有明说“组织”问题，他怕刺激了周恩来。张闻天也阴阴阳阳地说：“看来，明天的元旦也过不好了。”毛泽东说：“恩来啊，才开会定下来的东西，就这么变了不好吧？”周恩来说：“只好再开一次会了？”王稼祥说：“开，开！要不这双脚对这张嘴有意见哩，说是我累着你倒闲着。”张闻天恼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老毛，你脑子好，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说：“要我说呀，”他点着自己的脑袋：“基本思路错了，就是比较难办，改起来挺费事的。我们最近这一段的形势不是还不错吗？恐怕是脑子里的那根虫又动起来了。别看李立三去苏联了，批评李立三的调子也挺高的，但那个李立三还在自己的脑子里：到湘鄂西去吧，贺龙办了酒席在等着我们喽，那里离长沙很近喽！要不，他怎么会变得这么快？别的理由找不到嘛。嘿，你别说，我还真想过一下子，要是到湘鄂西去，一个短时期里，可能比较去黔北要轻松一点。但是，同志们呐，长远考虑，不行。在那里，向北向西是长江，那里的长江我们过得去吗？向东向南，还是湖南、江西。所以，还是要作长期打算才行，苦一点也没法子。说来也真费思量啊，一个外国人，耐不住性子，倒也罢了；我们中国人自己，还是要把中国革命的日程表放长一点才好，是不是？不说了，开个会再谈谈吧。”
在猴场，１９３５年的元旦，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转移方向问题。这次会议，是由周恩来提议召开的，由博古主持。由于有黎平会议的基础，阵线是很清楚的。毛泽东事前又跟王稼祥和张闻天打了招呼，说是看在部队正在积极作渡江准备的份上，不要提组织问题，争取开个短会。因此，尽管会议来得突然，却没有黎平会议上的那种大吵大闹。会议一开始，博古便陈述了他和李德关于改变去川黔边的决心的理由，接着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三言两语，除了何克全没吭声，没有一个赞同改变去黔北的决心的，都认为，“扩大会议的决议是不能随便改变的，目前的敌情也不足以使我们改变原来的决心。”博古感到很恼火，说：“折向湘鄂西，怎么能说是改变了黎平会议的决议，在黎平决定北进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了同２、６军团会合的问题。现在不过是付诸实施的问题。”周恩来说：“那倒不能这么说，黎平决议的主要之点是去黔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我看，还是请泽东同志谈谈吧，他的意见也许能充分一点。”博古说：“请吧。”王稼祥又在一旁递了一句：“抓紧点，我还要过年哩。”
毛泽东说：“中国的事情挺复杂的，知其一好办，知其二就不那么好办，要知其三知其四，恐怕就更难了。为什么要念念不忘同２、６军团的会合呀？我们同２、６军团会合的目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发展自己，打几个好仗，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么？根据这个思想，我们有什么理由放弃去川黔边？那里不正是可以搞那么一块根据地，发展自己，争取打几个好仗么？现在来个否定之否定，折向湘鄂西，不妥。第一，我们已经要２、６军团向常德方向打几仗，他们现在的位置到底在哪里，我们还不得而知，再要像６军团那样找来找去，天老爷恐怕不会给我们那么多的时间。就说我们去了，同他们会合了，要在那里长久下去，也是不行的，那里的地理位置不合适，这一点我已经同一些同志谈过。第二，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眼前敌情的变化还不足以使我们改变去黔北的决心。薛岳兵团西进贵阳只是他的直接目的，他的进占贵阳是针对王家烈的，他的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他还会掉过头来尾追我们，现在还不能说他已经放弃了阻拦我同２、６军团会合的打算。因为，他沿湘黔路再向东机动，是很方便的。第三，要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这个敌人主要是薛岳、吴奇伟、周浑元，而要同蒋介石的这个嫡系打几个好仗，在黔东北地区是有困难的，那边还有个刘建绪，他是专事等着我们去同２、６军团会合的，他可以同薛岳取得密切的协同；另外，在川鄂边还有个徐源泉，此人不可小看，湖北黄冈人，科班出身，南洋讲武堂的，手头有好几个师。我们要往那边去，弄不好还是钻口袋。这里，我顺便说说钻口袋的问题。这个钻口袋的问题，我们要完全避免是很难的，可以说是不可能的。我们到哪里，蒋介石就在哪里画个圈圈，一个圈圈就是一个口袋。但是，口袋与口袋不一样，有的是纸口袋，有的是布口袋，有的口袋是裹了铁皮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选好口袋；二是要学会从口袋里钻出来，而不是钻进去。我们不沿湘西那条路去同２、６军团会合，就是不去钻那个铁皮做的口袋。第四，有人说了，到川黔边，不是同样要惊动刘湘么？刘湘和薛岳、王家烈南北夹击我们怎么办？我说，刘湘到底能深入黔境多少，还难得说。他背后还有个红４方面军，刘湘在红４方面军面前是败军之将，他不怕徐向前过了嘉陵江？当然，到黔北遵义地区也不是没有困难的，问题在于那方面的困难少一点，好对付一点。没法子啊，在现在的中国，要想找一块对共产党和红军没有困难的地方，是找不到的。说来说去我是一句话，就是想到黔北去发展一下，寻机打几个好仗。湘江一仗没有打好，我是一直不服这口气的！”
毛泽东的话不算短，可似乎在不该结束的时候结束了。他好像应该讲到某些人头脑中的那条“虫”，但他没有讲，连边都没有挨一下。他拿住一条，只讲军事，不涉及其他。在他的长篇发言中，李德听着伍修权的翻译，一句没吭。在听了毛泽东最后一句话的翻译后，李德竟掏出一张小手帕来擦拭着自己的眼睛，完了跟伍修权小声道：“我这是到中国来，从他嘴里听到的最有人情味的一句话……”
周恩来望着博古，想知道博古是不是有作结论的话。等了片刻，博古没有话。周恩来说：“既然又开了一个会，自然应该有点记录才好，又考虑到是军事指挥上的问题，我这里写了几条，是不是再通过一下？”
周恩来的这一手也是很厉害的。他接着读了一个题目叫作《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的草稿。读完后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当中最要紧的一句话是：“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
会议上没吵架，会外头吵起来了。政治局委员们还不曾走出那个小院的后排横屋，骂娘、吵架的便来了，他们是彭德怀、林彪、罗炳辉和叶剑英。他们一跨进总部院内，叮叮当当，就听彭德怀在骂娘：“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嘛，侯之担在对岸修工事，我们倒在这里停下不走了，是忙着吃大菜吗？”罗炳辉也是个火爆性子，吼道：“是要等人家修好了工事，再来个湘江之战吗！？”刘伯承把他们堵在院子里，要他们“别吵别吵”。叶剑英说：“就是嘛，要不停下这一天多，部队都过江了！”林彪也说：“我１军团都堆在南岸山这边，敌人要是过了江怎么办？”
正嚷嚷着，政治局委员们走出门来。彭德怀一看阵势，跟刘伯承说：“准又是他们吵架在前，我们骂娘在后。”刘伯承眨了眨镜片后的眼睛说：“没那回事，一年之初，吵架不吉利。”一句话，又把彭德怀逗乐了：“娘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讨个吉利喽？”林彪在一旁说：“说半天今天是元旦啦，我看你总参谋长怎么招待我们！”
说着，周恩来走近前来：“各位军团长来得正好。伯承啦，快请朱德同志，我们开个简短的军事会议。”
彭德怀问道：“到底过不过乌江啊？”
周恩来说：“当然过，明天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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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回 军中二杨首战乌江 “猴兵猴将”遍地烟枪
话说政治局会议结束后，警卫员们在送毛泽东回驻地的路上，天空中忽然飘起了雪花。毛泽东停下脚步，伸手接了几朵雪花：“啊，好几年没有见到雪了……”陈昌奉见毛泽东情绪不错，问道：“今天是元旦，见雪是好呢还是不好？”毛泽东斜了陈昌奉一眼，说：“当然是好事喽，瑞雪兆丰年。不过……”他边走边自语了一句：“唔，莫非１９３５年是个雪年么？”陈昌奉没有听见这句话，说：“毛委员，今天过年啦，我们准备了好吃的，还有你喜欢呷的甜酒，这地方叫醪糟。”毛泽东扭过头来，说：“你们搞了好呷的，刚才几个军团长都在叫要呷的，你怎么不留留他们啊？”陈昌奉说：“我敢留他们呀，都是些饿牢鬼，多少好呷的也得叫他们打扫光了。”毛泽东笑了笑，没再吭声。当他走进屋里，屋里已经点起油灯。陈昌奉说：“你们开会的时候，我去找过贺大姐，想请她来过年，她说她不来了，怕晚了回去天太黑。”毛泽东说：“不来就不来吧，我们过我们的年。”便坐下来端起一碗甜酒：“对头，有了甜酒，就有点过年的样子了。不过，昌奉啦，我们不能叫它醪糟。”陈昌奉问：“为什么？”毛泽东说道：“醪糟醪糟，捞了个糟！”陈昌奉哈哈一乐说：“对头对头，我们呷的是甜酒。
甜酒甜酒，又甜又久！”
晚上，毛泽东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老在琢磨手心里那几朵雪花……琢磨一阵，觉得无聊，又抓起一本才搞来的县志看。看了一阵，睡着了。睡了个把小时，清晨４点，天还没有亮，便有参谋来报告，说先头部队已经到了乌江边。毛泽东不想睡了，翻身起床，叫陈昌奉喊上刘伯承，便一路七八个人的小队，直奔乌江边而去。
他们来到乌江南岸的山脚，天已毛毛发亮，只见一伙人光着膀子在断竹劈篾，扎制竹筏。毛泽东看了很高兴，这是在准备渡江器材。一会，林彪、聂荣臻和张云逸走了过来，毛泽东问：“这家伙能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