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甫、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对中央所犯错误的批评。我作为‘三人团’的成员，我毫无疑问要承担责任。我认为，免去导致失败的指挥员，以获得胜利的指挥员取而代之，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我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让过去在战争中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击退敌人的进攻，使苏区有过很大发展的同志来接替，我决心把军事指挥权交还给党。我这里建议，毛泽东同志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和指挥岗位上来！”
会议顿时骚动起来。朱德、刘伯承和各军团指挥员连声表示赞同。洛甫说：“毛泽东同志不只是要回到红军的指挥岗位上，政治局的分工也应作出相应的安排。”
骚动中，博古似乎有些思想准备，他表现得颇为镇静，凯丰却是坐立不安，他脸色发白，眼睛发红，一会看看博古，一会又看看坐在门口闷头抽烟的李德。
经过第三次会议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了几项重要决定：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党内决定军事问题的帮助者；洛甫负责起草会议决议，主要是归纳整理会议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和毛泽东阐明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战略，以及重组党的领导核心问题。
凯丰一直不服，他不仅在会上表示“保留意见”，会后还对博古说：“对所谓错误路线的批判，我是接受不了的，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当博古表示“局势已定，中央的挑子还是要交出去”以后，他还当着毛泽东的面斥责道：“你懂什么马列主义呀？你顶多就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毛泽东以一种“不与小人论道”的口气说：“你要是连《孙子兵法》都没有读过的，就自己去读吧，我是不会再给你讲孙子兵法的。”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三次会议都是在晚上召开的，当时娄山关那边的战斗还在进行，白天有很多的军务要处理。李卓然是在会议中途从部队赶来开会的，彭德怀没等开完会，就飞马到前线指挥作战去了。在最后的一次会议上，关于新根据地的选择，根据已经发生的敌情变化，刘伯承和聂荣臻提出，是不是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寻找立足之地，他们的理由是：四川的人口、地理条件比贵州好，只要站稳脚跟，同４方面军取得协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大量调兵入川是不容易的。
他们的意见得到了会议的口头赞成。
最后一次会议结束，已是凌晨两点。毛泽东在楼下的院落里透了透气，尔后想回到他的房间，放松下来好好睡一觉。他一脚踏进屋，却见王稼祥和刘少奇正在房间里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什么，毛泽东问：“有紧急情况？”王稼祥说：“泽东同志，我和少奇同志对会议不满意哩。”毛泽东一听，心里禁不住格登一下，一时没有回上话来。王稼祥接着说：“我怎么觉得，像个半截子会议。”刘少奇说：“我也是这个感觉，深度不够，问题解决得不够彻底。”毛泽东说：“愿闻其详。”刘少奇说：“着重解决军事指挥问题，我能理解，可问题的根子还是在政治路线上，不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且不说军事路线将来还会发生偏差，白区的工作怎么办？”王稼祥说：“应当明确无误地撤消他们的职务，现在只说取消最高‘三人团’，这是不是说负总责的还是负总责，当顾问的还是当顾问？我们的意思是你要出来负总责，可你一再说，你做常委就行了，在军事上帮周恩来的忙就行了，这还是含含糊糊的，中央的核心领导还不是一目了然的。”毛泽东笑了笑，说：“这么说，二位还是不怎么信得过我老毛啦。”王稼祥说：“嗨，就是信得过你老毛，我才嚷着要抓紧开这么一次会嘛，这也算是在党内搞了一次冒险主义。”毛泽东摇了摇头，说：“不行，太全面了不行，太深了也不行，太断然了也不行。抓住军事问题解决了，既解决了大问题，又不致震动太大。我们正面临着多路敌人，内部的事情不能占用我们太多的精力。政治局扩大会也只能做到这一步。全面解决党和军队的问题，至少要开一次中央全会，可现在做不到不是吗？至于是不是要宣布撤消几个人的职务？就说李德吧，人家本来就是个顾问，你撤了还不是个顾问？人家是国际派来的，连个顾问都不让当，中国同志是不是太小气了？蒋介石还用德国顾问哩。至于博古，你把最高‘三人团’取消了，他也就无权让李德指挥一切了，这就行了嘛。至于他在党内还有多大的权力，还能说些什么话，他自己不会不知道吧？主要解决军事指挥权问题，其他的事情，让他们说说话也没有什么害处。少奇同志说到白区工作路线问题似乎没有解决，这倒是个实际问题。但是，由军事路线上的冒险主义、保守主义到逃跑主义，也是可以折射出白区工作上的问题的。我赞成你在会上说的，白区工作主要是‘左’倾冒险主义。但是这个问题是不是暂时不要在决议上写，你写了，军事的，政治的，都有了，组织上也动了这么个手术，人家就会说啦，你怎么背着国际干这么大的事呀，你这些事情合法不合法呀，何必去找那些麻烦！王熙凤协理荣国府，弄权铁槛寺，不是还要讲点王法么？怎么样，想得通想不通呀？”王稼祥说：“你老毛的脑子就是要全面一点。只是，那个凯丰是不是就不要到９军团去搅和了？罗炳辉很烦他。”毛泽东说：“凯丰这个人要不给你添麻烦，恐怕是很难的。他可以不去９军团做党代表，你总政治部主任可以提出这样的意见。但是，还是不要宣布撤职，你撤了他，他又会说，你怎么只撤了我呀？我是不理会打仗的事的，怎么挨撤的是我呀？弄得你倒像输了理给他似的。”刘少奇频频点头，说：“说得对，说得对，这些事情你都考虑得很周到。
我没什么讲的了，休息吧。”
王稼祥和刘少奇正要出门，贺子珍挺着大肚子出现在门口。
刘少奇说：“子珍同志，这么晚了——”
贺子珍说：“我就知道，你们也早不了。”
王稼祥说：“我们就别打搅了吧。走。”
王稼祥和刘少奇出门，贺子珍走进屋，毛泽东说：“这么晚了怎么还过来？警卫员也跟你休息不好。”说着，觉得不够情份，又连忙改了口气说：“对对，既然来了嘛，就请坐吧。子珍啦，现在会开完了，我可以告诉你了。这个会开得不错，大家觉得我这个菩萨又有用了，要我进政治局常委，帮助周恩来同志处理军事指挥问题。请注意，就是这么个角色。可以了，军事问题算是解决了。在这次会议上，恩来同志不错，明智通达，转变得快，得到大家的谅解。洛甫、稼祥也很支持我。刚才我还在跟稼祥和少奇同志说，只解决军事问题，其他的事情基本不谈。这样，主动一些，少一些麻烦事。看来，原来同志是很赞成这样做的。子珍啦，以后的担子更重了，我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你，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生孩子的事情，请傅连暲多帮忙。”他说着，见贺子珍站了起来，问道：“你怎么了？”贺子珍说：“我走了。”毛泽东说：“既然来了，怎么又走啊，几个钟头天就亮了。”贺子珍说：“有你刚才的这几句话，我就能睡着了。你休息吧，我回我们的驻地。”毛泽东又想起了贺子珍在黎平山上的那次细言相劝，说：“别以为我这是叫你的枕边风刮的，就高兴得都不想在这里住了。不，今天晚上你无论如何也不能走，我得在你跟前睡个好觉，我已经好几晚上没有睡好觉了。”
贺子珍一腔情怀，莞尔一笑说：“好吧，我把警卫打发走。”她把手放在隆起的腹部：“让我们３个人好好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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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回 蒋介石山城起战云 毛泽东饮马赤水河
话说蒋介石正得意于薛兵团进驻贵阳，即可在黔东南形成对中央红军的包围圈时，忽闻“共匪”越湘黔路，过乌江，占领了遵义，有如惊梦一般，他一口气憋在胸口，好久没能吐出来。
“这个薛岳是怎么搞的嘛！是怎么搞的嘛！”见在座将领都闷头不吭声，蒋介石才彻悟到：娘希屁，还不是自己急于“图黔”，令薛岳的８个师星夜驰赴贵阳，无暇顾及匪之北窜而造成的么？他坐下，把头靠在高靠背上，小眼睛扫着在座将领：“你们说，这件事情会对各方面有些什么子影响吧？”陈诚自然理解委座说的影响指的是什么，嗫嚅道：“影响也许多少会有一点的。”蒋介石轻轻一笑，忽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喝道：“明摆着，朱、毛残匪所以能越过湘黔路，完全是黔军下层的昏庸无能！当然，薛岳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给薛岳发个报，并通电‘围剿军’各路首要：薛岳匆忙进贵，放松湘黔要道，致使共匪越过湘黔路，北渡乌江，又陷遵义。为将者当予军中自责……”在座将领都明白委座的意图，也都赞成如此勾当，唯其如此，才能掩人耳目，推卸责任，安抚川、滇、黔地方势力。
在各路“围剿军”首要中，最先识破机关的是广西的李宗仁。李宗仁在南宁阅通电后哈哈一笑说：“贺国光在重庆宰鸡（处置侯之担），蒋先生在南昌杀猴；猴者看鸡，鸡者看猴；属鸡属猴，还是好自为之为妙。”有见于蒋介石的明枪暗箭，作为对蒋介石“通电”的回复，李宗仁相邀白崇禧和陈济棠，共同向蒋表示：“愿以北伐精神，积极策进剿共，贡献委座，拥护中央，决不含糊推诿。”事有蹊跷的是，李、白、陈的“表示”是通过薛岳赴南宁连络团团长萧文哿转告薛岳，又由薛岳电告蒋介石的。
情况是严重的。对于滞留遵、桐地区的中央红军，蒋介石作了４种可能的判断：一是东向湘鄂西与贺、萧会合；二是西窜进入金沙江以西地区；三是北上入川同徐、张合股；四是盘据黔北地区，向东策应贺、萧股，向北策应徐、张股，企图在川湘黔联成一片。“现在看来，朱、毛窜匪再图东向湘鄂西只是一种可能性了。”蒋介石在他的最高军事决策会议上说：“而且这种可能性似乎很小了，朱、毛要是决心东向湘鄂西，就无需渡乌江，贺、萧一股也就不会东向常德地区，而应向黔东北策应。他们也不大可能西窜进入金沙江以西地区，那是石达开走过的一条全军覆灭的路。从他们目前向北伸向桐梓、松坎的触角看，大有可能是企图北进入川，在川南渡江，奔徐、张的大头。因此，诸线皆防，亦防亦围，但重点似应放在川南长江一线，把他们限制在乌江以北、长江以南地区，然后实施大军合围，聚而歼之。”何应钦、陈诚等都很“赞成”委座的判断和决心。何应钦说：“川北徐、张一股，是目前共匪中最为人多势众的；刘湘的‘六路围攻’又一塌糊涂，徐、张正得势于一时。委座决断英明，朱、毛是要奔他们的大头，这一点，我们以往似乎估计不足。然而这一来，局势便有些严重了。一则蜀道维艰，易守难攻，便于他们立足，川军屡战失利，当中就有个战场地形问题；再则，川军内讧久治难愈，中央军进川虽有‘南京会商’的协议，但真要付诸实施，仍难免有所碍难的，而光靠川军，对徐、张一股他们就已经无可奈何。因之，在黔北、川南解决朱、毛一股，当为上策，不能再失良机。”陈诚说：“在黔北地区解决问题，尽管黔军王家烈部不大得力，但总起来看，我方条件比在江西、湖南要好得多。以往在这边，南边的粤、桂方面漏洞太多；在黔北，这种状况有可能完全改变过来。川、滇、湘、黔各路大军，加上薛岳兵团，是可以形成坚实可靠的合围的，兵力也可大大超过以往，更不用说还有长江天险了。”陈布雷更从政治上论证了委座的决心，他说：“让他们联成一片，害莫大焉！一当他们联成一片，川省联着大西北，他们就有可能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俄，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蒋介石坐不住了。他不知道薛岳的进驻贵阳，到底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
且说１９３５年１月中旬的一天，蒋介石突发号令，率领一帮将领，由南昌直飞重庆。宋美龄从南京赶到南昌，竟没有赶上“大令”的座机，气得她在机场上抹泪直骂：“他心里头只有共匪，没有我了……”
蒋介石在重庆菜园坝机场走下飞机，川军各路要员都来不及赶到机场接驾。贺国光解释说：“委座，时间太紧迫了，刘湘及各军长想在黄山会合后再往这里来。”蒋介石来了一点小幽默：“等他们会合了，朱、毛同徐、张已经在四川握手言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