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议。毛的当务之急是将留苏派从权力核心地带引开，先巩固军权，进而夺取党权。毛很清楚，一旦有了军权和党权，再获取意识形态解释权乃水到渠成。毛也要让自己的政治对手彻底明白，究竟谁是真正的大英雄和大手笔。在毛看来，留苏派“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其胸中茫然无有”，仅是凭藉莫斯科的栽培，先控制意识形态，继而夺取了党权和军权。毛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凭其个人的意志和智慧先掌握军权和党权，最后攻占意识形态阵地。
1938年10月，当毛己先学了一批马列著作和斯大林主义的解释课本——米丁、爱森堡的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之后，毛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讲台上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
学什么？一言以蔽之，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产物：毛的新概念以及毛的态度和工作方法。可是当时既无“毛泽东思想”这一正式概念，又不便在斯大林远距离观察下直接鼓吹毛的新贡献，况且，毛也难于将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毛真正陷入到欲语又止的境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习运动”之展开，竟使得六中全会之后颇感失落、压抑、反被毛圈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和中央统战部几间窑洞里度日子的王明有枯木逢春之感。王明似乎感到施展自己马列才华的机会再次来临，竟然四处报告，居然受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王明之风头仍健，其实并无任何意外。六中全会之后，王明仍是书记处和政治局成员。更重要的是，毛在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包含了王明的大量政治观点，毛为了向斯大林显示其政治忠诚以及为了扩大中共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通权达变，比王明更积极地主张加强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毛甚至提出中共可以集体加人国民党，并“将加入党员之名单提交国民党的领导机关”的正式建议。（毛以后拒不将《论新阶段》收入《毛泽东选集》）。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也是由王明代表政治局起草，至于毛有关加强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观点只是闪烁于政治报告中，与其主旋律并不协调。六中全会后，王明只是感到在政治上的失势，而无意识形态受挫之感。
毛对王明等的大出风头一时也无可奈何。站在共产党的角度，“学习运动”不学马列又学什么呢？于是毛泽东眼看着马克思著作在延安一本本翻译出版，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如饥似渴研读原典，只能更加反感那些控制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学阀”、“党阀”对“学习运动”的别有用心的误导。
其实，1938年后毛在中共意识形态所占空间己大幅增进，掌管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的洛甫主动给毛让出了最重要的权力：据当时洛甫的副手吴黎平（即昊亮平）回忆，六中全会后，中央内部已有规定，凡在延安发表重要文章（《解放周刊》、《共产党人》）一概须经毛事先审阅批准，而毛的讲话、文稿莫不刊登在党刊之首要位置。
然而毛所要求意识形态部门的决不仅是这些，他的终极目标是改变中共气质。他要实现对意识形态的全部占领——包括控制和超越于控制之上的完全占有。将毛文章放在头版头条，或使毛拥有审稿权，并不能立时改变中共党内早己固定化的那种以俄为师的精神气氛，毛所要打破的正是在他个人与由洛甫等营造的气氛之间所存在的那种隔离状态，这种隔离状态与毛亳无亲和性，却能制造无数“又臭又长”充满腐气的“党八股”，且使留苏派从容操纵全党的精神信仰系统。在这堵巨大的精神壁垒面前，毛氏新概念和新文体根本无从普及和推广，更遑论取其地位而代之！
然而这一切之于历经无数风浪的毛，又实在算不了什么。
1938—1941年，毛为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巩固并扩大其在党和军队内的基础，开展了一系列新的活动。
首先，毛起用陈伯达和胡乔木作为自己的理论助手。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他擅长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这有助于毛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理论化和系统化。至于胡，毛看重他走笔成章的文字表达能力和他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经验。
其次，为配合正在形成的以毛为中心的体制，由任弼时具体筹划，将体现等级差序原则的大、中、小灶干部待遇制度进一步明确化和固定化。此制度的作用，不仅在于它能够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确保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物资供应，更在于它可以在敏感的“价值”和“承认”问题上，直接打击党内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王明最热烈的听众——自视清高的傲慢。
第三，毛亲自主持加紧编编篡“党书”——党的历史文件集。毛在胡乔木的具体协助下，从1940年底开始，编辑《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为建立以毛为中心的中共新党章准备理论依据。
在上述准备的基础上，1940年12月25日，毛正式提出他隐藏在胸中多年的观点，在以后以《论政策》之名发表的给党内指示中，第一次宣布：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提及其在十一个方面的表现。在这里，毛放了一只观测气球，他使用的是比较笼统、含混的“苏维埃运动的后期”的概念，而没有明确指明其时间段是从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他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来代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正式判断。
毛之所以选择在此时提出自己的观点，是基于他对其政治对手内部分裂状况之准确把握。毛十分清楚，在中共领导层顽强坚持对原政治路线评价的人，并不是王明，而是与毛长期合作共事、且在1940年仍与毛关系密切的洛甫。至于王明，己在1940年11月就提出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严重错误的看法。尽管王明只是重复其1933—1934年在莫斯科即曾表明的观点，但王明在此时旧事重提，却完全是为与在国内的原同事博古、洛甫撇清关系。对于王明、博古、洛甫等互相攻讦、竞相推卸责任，毛看在眼里，却丝亳没有表明他个人对王明的欣赏和支持，毕竟使毛感到威胁的是在国际共运中声名远扬的留苏派之精神领袖王明，而非王明昔日之朋友，且早已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自己站在一边的洛甫。眼下形势早己变化，王明正不时向毛示好，且将毛从“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升格为“伟大的理论家”，只有洛甫一人还在顽强抵拒毛为修正历史结论所作的努力。果然，洛甫对毛放出的气球作出剧烈的反应，可是，教条宗派集团已四分五裂，势单力孤的洛甫又怎能一人抵抗毛的进攻？
一旦观测到留苏派虚弱之所在，尤其是留苏派的后台斯大林竟也毫无动作，毛迅速将阵地从党的十年历史问题转移到当前。这次毛不再将王、洛分开，让这些“理论大师”呈现原形。毛决定彻底摧毁王明等凭以在党内坐大的基础——他们所拥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兼圣杯看守人的名号！
1941年5月19日，毛当着王明等的面，向王明发起新的一轮攻击。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要求彻底扭转1938年后开展的学习运动方向，“废止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代之以学习当代最高综合的马列主义——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向王明发起的最新挑战中，一组组最具隐喻性和挑战性的新语汇被毛创造出来——“言必称希腊”、“希腊和外国的故事”、“教条”、“留声机”，尽管皆有其针对意涵，却并不明确所指，这就更加容易在词语与现实之间引发疑问和联想，从而猛烈动摇王明等的老语汇的神圣地位，为毛通过改变词语、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扫清障碍。
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41年春，毛泽东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依据时局环境及政治发展所能提供的空间，为改变中共发展方向，取代王明等留苏派而确立其对党之绝对领导，进行了持续而细致的准备。
毛泽东的“准备”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组织和人事力量配置方面的准备、军队和保安等强势机构的准备，以及打通莫斯科的高级政治公关和掌握与“远方”秘密电讯，对信息来源控制及再解释方面的准备。
在极端复杂、瞬息万变的动荡形势下，毛将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和灵活、练达的策略手段紧密结合，使其“道”、“术”、“势”三种资源水乳交融、互相贯通：“道”为根本，以“道”开路，先声夺人；“术”为手段，以“术”谋“势”，“势”乃形成；“势”既获得，以“势”护“道”，“道”遂大行。
在“道”、“术”、“势”互动回流的过程中，毛的政治智慧和驾驭复杂事物之才俱得以全面展现。毛将敢于突破常规、取而代之的雄心魄力与缜密、谨慎的组织、筹划才能紧密结合，既抓住每一稍纵即逝之机遇．又凭藉其个人拥有之资源，每每创造有利于中共发展的时势。毛在对实情的掌握及其政治对手心境的揣摩方面几达化境，终在风云际会中，通过不断的纵向位移和横向凝聚，在突进和迂回之间积小胜为大胜，接连嬴得阶段性的重大战绩，在发展和壮大了中共实力的同时，又将自己的权力空间大大拓展：从先下手持兵符，继而掌握党权，复而争夺意识形态解释权，再图实现意识形态解释权之扩张，军权和党权之再巩固，最后达到集领袖与导师于一身——“君师合一”之境界。
1941年春，实现毛泽东目标的日子已经迫近。毛己成为不可动摇的中共第一号领袖，现在毛不仅是军事家、政治家，也开始成为党的理论家。尽管毛泽东还未获有中共总书记或党主席的正式头衔，王明等还端坐在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主席台上，但是“坚冰已经打破”，包围圈正在紧缩，一场彻底改造全党——从组织结构到精神气质，从语言到思维方式——的大风暴，延安整风运动已经来临！
（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总第5期，1993年11月）
中共从五四教育遗产中选择了什么？
——对延安教育方针及其实践的考察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教育方针及理念基本形成的时期，本文所称的“延安教育”特指抗战阶段中共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内所推行的教育方针及其实践。延安时期产生的有关教育的一系列概念和措施，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面貌，并由此影响了几代人的思维、知识结构和行为方式。
然而，延安教育又是在五四教育的大背景、大环境下产生的，同样受到五四教育多方面的影响。对于这方面的情况，以往论者较少关注。本文试图探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中共从五四教育遗产中选择了什么？延安时期革命意识形态在选择五四遗产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延安创造的新教育的性质是什么？延安教育有哪些价值和局限？
一、延安时期中共对五四教育遗产的态度
1937年国共合作实现，中国共产党成为合法政党，并陆续开辟了几大块比较固定的战略根据地。在新的形势下，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开始大规模兴办教育，因而立即面临着对过往教育方针的调整问题。
从阶级论的角度出发，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前的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五四教育遗产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三十年代初，中共早期教育理论家杨贤江、钱亦石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教育的性质和作用，他们认为：教育属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教育成为支配阶级的工具”，从而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夺回教育的领导权，让教育成为“被支配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1＇ 基于这种认识，左翼理论家不仅认定五四后占主导地位的新教育是亲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教育，甚至把平民教育、生活教育、职业教育也一概视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主张，一并加以否定。
在排拒了五四新教育后，中共从苏俄接受和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及其制度。在1927…1937的十年间，党在江西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参照苏俄经验，相继建立起苏区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其基本方针是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教育面对工农劳苦大众，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为了落实这个教育方针，中央苏区在1933年成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由瞿秋白、徐特立分任正、副部长，各基层政权机构也都设立了主管教育的机构，尽管处于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