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均馆大学虽然不大，却是韩国历史最古老的大学，因为它的校史是从朝鲜时代的国子监开始算的。这样，1398年是其创始年，到1998年，建了一座600周年纪念馆，在韩国傲视群雄。我说北京大学要是也这样算，那至少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成均馆大学重视传统文化，校园里保留着文庙，每年都隆重举行祭奠。大成殿和明伦堂的木头都开裂了，看来需要维修了。明伦堂前有两棵400多年的银杏，用许多绿漆铁柱支撑着，这是我在韩国看到的最古老的树。韩国凡是有木头的地方，差不多都被日本人烧光了。你到大部分旅游胜地，都会看到“烧毁于壬辰倭乱”的字样，日本人被韩国人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另外朝鲜战争期间也烧毁不少，所以现在韩国虽然绿化很好，但二三十年的树就算是老树了。这里居然有400多年的树，虽然龙钟，却依然参天茂盛。我叔叔孔宪科有两句吟孔府古木的诗：“两度绕天匝地火，劫余未改旧时姿。”用于此处也很恰切。我说这全是我家祖宗的功劳。因为日本人也拜孔子，杀到了文庙，或许暂时就不撒野了吧。另外，成均馆大学的博物馆藏品也比较丰富。2001年中国大使馆组织的在韩学者和学生国庆联欢会，就举办在成均馆大学的600周年纪念馆。我们还到露天舞台去看成大学生表演的“四物”演奏和跆拳道。韩国是东亚地区最重视儒教传统的，所以成均馆大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韩国外国语大学紧邻着庆熙大学。这是韩国的外语最高学府，其中文专业号称不逊于国立汉城大学。我多次去过外大，或者开会，或者访友。外大是韩国所有大学中对中国学者待遇最好的大学，与对待其他国家地区的学者没有等级差别，所以颇得中国学者的好感。这大概是外事工作比较多而获得的经验和素养所造成的。那里的朴宰雨教授是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会长，他学问很好，待人热情，有实际的组织工作能力。他以前是民主运动的风云人物，现在做学问也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当我有一篇涉及韩国国民性的文章受到许多韩国人围攻时，朴宰雨教授说，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韩国的国民性嘛。他当过外大的弘报课长，即宣传部长。一次到大邱开会，他与我住在一屋。夜里很晚才睡，次日一早，他又赶飞机去参加别的会。韩国的着名教授都是特别忙的。
不过外大的校园真让人不敢恭维，小得可怜。幸而外大背后的庆熙大学让外大借光不少，一些高中生看到外大的风景画片就报考了外大。来了才知道，那山上的漂亮的大楼都是后面的庆熙大学的。庆熙大学以韩医专业着名。韩国的“韩医”经我仔细观察，就是中医，从望闻问切，到针灸按摩，从丸散膏丹，到煎汤熬药，从本草纲目，到濒湖脉案，从阴阳太极，到五行生克，没有什么特殊的。如果非要说与中医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山东大夫跟河北大夫的区别。庆熙大学的医学博士毕业，就等于是大富豪专业毕业了。据说要嫁给一个医学博士，女方必须送给男方三把钥匙：一套豪宅的钥匙，一部名车的钥匙，一个银行保险箱的钥匙。因为这些“婚姻投资”男方很快就会赚回来的。我认识一位韩医的夫人，在大学里当老师，她说她一个月的工资，她丈夫一天就赚到了。庆熙大学的风景很美，外大的人也常去庆熙大散步。北京大学韩国语专业的几个学生，被派到庆熙大学交流。我跟他们聚会过。以前庆熙大学的短训班也来过北大中文系，我带他们去过西安洛阳等地，不过那次也是他们的助教态度不逊，到处挑礼，不懂装懂，颇有几分不愉快。韩国大学的助教，都由研究生兼任，多数没有工作经验，往往看人下菜碟，既不懂“外事无小事”，又不敢无为而治，结果经常惹是生非，引发矛盾。助教的素质，严重影响着整个大学的形象。
圣公会大学当然是教会大学。这所大学虽小，却会聚了很多韩国的革命斗士。白元淡教授请我去讲演时，特意请我参观了他们的民主运动展览室。那里收藏了大量的文稿和实物，我看后十分感动，从心底吟出一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韩国放送通信大学，并不是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而是相当于中国的函授大学。可以说是韩国的“中央电大”。这是我去那里开了一次会才知道的。韩国没有专门的电视大学、电影学院。这类艺术人才都直接从综合大学里选拔。所以韩国的影视界学院气不够，专业基础不厚。不过韩民族几乎人人能歌善舞，从来不怵镜头，具有天生的表演欲，所以也自有其随意的优点。另外“放送”一词包括了广播和电视，这是少有的比中文词汇还要精炼的例子，我给学生举这个例子，来证明汉字不是中国的私产，汉字里凝聚着东亚人民共同的智慧，所以我们都应该学好汉字。
中央大学的名字很唬人，其实跟韩国的“中央”，没什么关系。人家就愿意叫“中央”这个名，就好像一部小说里地主孩子的乳名非要叫“皇上”一样。韩国朋友带我去中央大学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反对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盛大集会。我当时对这事并没有明确的立场，因为我觉得全球化也并不可怕。但是在会场上看到群情激愤的工农大众，看到他们演出的革命节目，我被“火热的生活”感染了。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真实境况里，你才会明白社会主义的正义性，才会明白社会主义恰恰是保护千百万民众的人权的。
我还去过中央大学的分校。韩国不少大学都在小城市里另设分校。中央大的分校在安城，韩国着名的生产方便面的地方。我的北大同事黄卉在那里任教。我们几个在汉城的朋友一起去那里玩。每次到汉城以外的大学，我都心想，大学就应该建在这样的地方。山清水秀，沃野平畴，狗吠教室外，鸡鸣讲台旁。我们走在仿佛无边的校园里，半天也遇不见一个人。在一个广场的地面上，画着许多揭露美军屠杀韩国人民的宣传画。我们又去挖野菜，一边挖一边背诵诗经里的“采采罘苡”。挖到一根又像人参又像萝卜的东西，回去后请教门卫。门卫说，这个你们没什么用，就留下了。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打了一夜扑克。四周安静得仿佛千里之内都能听见扑克落在毯子上的声音。难忘的安城之夜。
汉城以外的大学，大多都是因开会或讲座而去的，匆匆看上一圈，印象不是很深刻。总的印象是，面积大，气派大，房子漂亮，设备先进。光州的朝鲜大学，大田的忠南大学，都是如此。凡是看到一群与众不同的漂亮建筑，十有八九是大学。这些大学多数是80年代经济发达以后大兴土木的，设计很讲究，务求变化，选址也都不错，几乎都在风水宝地，抬眼星垂平野阔，推窗月涌大江流。从空间上给人以“大”学之感。看了韩国的大学，就会认识到这是一个高度重视教育的国家。在许多大学的走廊上，看到一排排的电脑，学生在那里随便用，电脑比学生还多。我想起我自己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连椅子都没有学生多，学生经常为了争座位而打架，我也打过那样的架。北大是靠着“为椅子而打架”的苦学精神来推动祖国前进的脚步的。这固然是很宝贵的，但是如果硬件也好一点，多一些椅子，多一些电脑，多一些大楼，不是会更好么？当然这也难说。据说北大最好时在亚洲排名第七，倘若真的到了电脑比学生还多的那天，但愿不要排到第七十吧。
仁爱的尹淮
韩国的《海东名臣录》记载，朝鲜时代的尹淮，年少时出门投宿，主人不许，他就坐在院子边上。主人的儿子拿了一颗大珍珠出来，掉落在院中，被一只白鹅吞下。主人找不到珍珠，就绑了尹淮去告官。尹淮也不分辩，只要求连鹅也一同绑去。次日，“珠从鹅后出”，真相大白。主人很惭愧，问他昨日为何不说，尹淮答道：“若昨言之，则主人必剖鹅觅珠。故忍辱而待。”
尹淮处变不惊、受辱不辩的从容态度，是很令人叹服的。大有苏东坡所云“无故加之而不怒，卒然临之而不惊”的风范。我遇到的许多韩国朋友，听别人称赞韩国的优点时，眉开眼笑，和蔼亲善，而听到别人对韩国有一点点委婉的批评时，立刻脸布凝霜，反唇相讥，甚至拍案决眦，暴跳如雷。我的师兄高远东指出：“韩人性狭直而急竞。”我因此很少批评韩国，在韩国遇到再大的委屈也尽量牙掉了吞落肚，并且不时劝告初到韩国的中国人：“千万别给韩国人提意见。”我开始时甚至怀疑，莫非韩国人自古就是这种火暴脾气？
但尹淮的故事使我认识到，古代的韩国人也是崇尚这种仁爱儒雅的大家之风的，连别人冤枉他盗窃都能忍受，这是何等的自信。今天的韩国人脾气暴躁，恐怕是与一部充满压迫和抗争的近代史更有直接密切的关系的。当一个民族洗刷了自己的屈辱，在世界上重新获得自己的尊严时，他们的脾气或许就会优雅起来吧。如尹淮这般胸襟宽宏之人，能够出现于韩国的昨天，自然也可以出现于韩国的明天。
（因为有了对韩国朋友这样的信心，我也敢于写些大胆批评韩国的文字了。）
韩国人的革命精神
我住在梨花女子大学的国际馆，这里住着东西方许多国家的学者教师，都是远离祖国，又大多不会韩语，因此生活上难免遇到许多困难。这些学者因为心情不大好，于是就经常批评韩国这野蛮那落后。我对韩国也有自己的意见，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我总觉得应该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说话。我就说，韩国虽然经济没有西方发达，文化没有中国深厚，但是韩国人的革命精神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流的，这一点不但你们“帝国主义”要学习，就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也要学习。
韩国也曾有过文化灿烂的古代，但是韩国近代史的苦难深重是全世界罕见的。几乎半个世纪的日本统治之后，好不容易河山光复，整个半岛又被冷战体制拦腰切成两段。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韩国又经历了几十年的军事独裁。盼望和平，盼望民主，盼望统一，可以说是韩国人念兹在兹、挥之不去的永恒情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部韩国的苦难史，同时也是一部韩国人民的反抗史。他们用不屈的反抗，迎来了三韩大地的光复，又用前仆后继的起义、革命，结束了军事独裁，迈进了民主时代。我在光州的“5。18″墓地，望着那层层的墓碑说：“韩国青年的鲜血，毕竟没有白流。”更为可贵的是今天，在经济高速增长，民主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韩国人并没有抛弃他们的革命传统。在韩国的学术界，许多优秀的学者仍然保持着一腔革命情怀，思考着世界革命问题。而在中国、日本等国家，随着经济的繁荣，许多人忘记了革命乃是今天经济繁荣的乳娘，他们开始清算革命，咒骂革命。学术变成了一堆隔靴搔痒的废话，教授变成了一只摔不破的胶皮饭碗。正像中国的围棋和日本的围棋都越来越不如韩国围棋那样生气勃勃、那样充满昂扬的斗志一样，中国和日本的学术也越来越老气横秋，把卖弄材料和考据当作第一流的境界，而把学者的天职抛到了九霄云外。
谈到革命精神，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韩国的大学生。我的几个朋友津津有味地向我介绍各种催泪弹的味道，而我这个自诩“老革命”的家伙竟然如听天书。韩国的大学生，真可以说是“不平则鸣”。他们的反抗，经验丰富，组织严密，既有爆发力，又有持久性。今年因为学费问题，各地高校都发起了旷日持久的学潮。大学生们占领办公重地，搭起帐篷连营，游行示威，演讲串联，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延世大学已经率先获得了胜利。我到延世大学去看他们的校庆演出，那简直就是一场革命彩排。在依山而建的露天剧场上，几万男女青年群情激奋，随着台上的指挥齐声呐喊，载歌载舞，每个人都把自己投入那个巨大的集体之中。我们这些旁观者感到那不是几万人，而是一个人，一个巨大的生命在呼啸。中国有一首歌中唱道：“投入地爱一次，忘了自己。”然而现实的情形是，我们太注意自己了。为了自己极其卑微的生存，我们放弃了太多的真理。
如果说在革命年代，过于激情容易导致极左的话，那么在这个“改良”年代，激情可以说是一种极其可贵的“保守”。丧失了革命精神，自由民主也好，经济发达也好，都是不可能顺利到来的。光州的朝鲜大学的教授们，赶走了控制学校的财团，实现了真正的教授治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