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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眼前有什么希望呢？什么希望也没有了。既不杀，也不放。关于死，在我脑子里倒不成问题，可是放没有希望。想起来，从1948年11月12日由吉林解到长春，一共是八个人，这八个人翟丕翕、杨绍林枪毙了；以后搬到楼下七号，张逸民与我同屋，他也被枪毙了；后来把军统特务集中写材料，一共10个人，先枪毙的印匡时，接着李秉一、张锡德、张兆丰、刘文白、孙静修、陈青波、李海涛也都枪毙了；1949年底，被优待集中到楼上大屋子，有李芳春、李中候、徐克成、我和一个日本人，李芳春有现行活动没交待，送到监狱也被枪毙了；1950年冬到伊通县公安局去了16个人，其中被枪毙的有王乃臣、王寿昌、张子文和蒙古特务。这回镇反，又有一批人被枪毙，长春解放一周年，二周年都枪毙人……经过多少次“过筛子”留下了我，真不容易，十分不容易。人民政府对我是法外施仁、网开一面。我不应当考虑死的问题，我应当考虑活。可是我怎么活呢？希望什么呢？目前没有希望，只好在这坐着，连洗脸的肥皂都没有，牙刷、牙粉、牙膏什么也没有，从1948年冬到现在没刷过牙。讲卫生那是谈不到的。这些事还不能请求，耐时顺守，等着吧。
此后，发生了一件事，是我被捕以来头一次听到的。在犯人放便时，有一个犯人认为粪坑这个墙角通大街，墙角边有棵大树，一上大树就可以逃跑。于是他一翻身上了大树，正要跳下去，“砰”的一枪，打伤了他的大腿。他在里边不知道外面还有看押的战士。听说挨这一枪很危险。当时我在屋看书，听枪声我以为枪走火了，后来听挑饭犯人一说，我才明白。真是，什么人都有，什么思想都有，既然到这里来了，还想跑，往哪跑？跑不脱的。这样的人绝不是严重的反革命分子，自己认为无所谓，反革命分子想的就不那样简单，跑出这个院子，又到哪去？社会上谁敢收留？街坊邻居能不检举吗？我知道反革命分子人人怕，谁也不敢沾，沾上了就麻烦，反革命成了毒蛇猛兽，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跑不了的。
3月8日这天，吃完早饭，公安局的旗杆上下了半旗，我对徐克成说：“下了半旗，可能是追悼黄继光这些人。”
“一个战士死了，降半旗？”
“不然为什么下半旗呢？”
我在屋内坐着，王科长在我窗前站下说：“斯大林大元帅死了，你们知道吗？”
我很惊异，他又重复了一遍，我很难过地说：“不知道。”
不一会儿报纸送来了，斯大林大元帅病死。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当时我想，这回完了，国际共产主义群龙无首了。什么病呢？报纸上报道了。我想苏联科学这么进步，就治不好斯大林的病？如果谁能把斯大林救活，这个功劳可大了。咳，斯大林一死，帝国主义一定高兴。斯大林死了，他的继承人一定是莫洛托夫，没有问题，莫洛托夫是斯大林的老战友，很负众望。
3月10日，午前提我与徐克成到看守所，王科长说：“现在把你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改造，那里有劳动。政府考虑你们的健康，让你们参加一些轻微的劳动，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谈一谈。”
我心中想，在市局我的材料也写完了，一切工作也做完了，这是推完磨杀驴，我不答应也不行啊，我又转变了口气说：“我在市局这么多年，受到了政府的特殊宽大和各级工作人员的耐心教育，内心非常感激，到那以后一定努力争取。”
王科长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又问：“你还有衣服吗？”
我没有说话，王所长抢着说：“再给他拿一套衬衣，拿一双新鞋。”这次押走的有我、徐克成，还有一个是一贯道的“皇帝”，有80岁，再一个是特务腿子，斜眼。临出门时，我对王所长说：“戴点东西吧！”
“戴什么东西？”王所长莫名其妙地问。
“铐子。”
“走吧！”王所长和王科长都笑了。
注：
①三反：从1951年底开始，在共产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②五反：1952年初开始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第四章 樊篱偷生
急于判刑
汽车走了20多分钟，到了长春监狱。王所长把腰中的手枪掏出来，交给同去的战士，又到里面办了手续。这时，监狱旁边的便门打开了，我们这部车开了进去。王所长把我们交给一个女干部，女干部叫我们拿东西跟她走。我的东西多，扛着很费劲，走几步一歇。后来，这个女干部叫两个犯人把我们的东西扛上，进了一个小门。里面是个大厅，有许多走廊，呈放射状。我一看这是监房！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
我们四个人站在大厅里。出来几个看守，还有两三个穿黑衣服的。这个女干部对看守说：“交给你们了，我走了。”说罢拿着簿子出了大厅。
看守的叫我把东西都打开，一样一样地检查。我心中知道这是过关。一道一道地过。新的痛苦，新的困难，还不知有多少呢。罪孽深重，还要经受多少折磨才能够自由呢？
看守用剪子把枕头剪了一个大口子，将谷糠倒了出来。我想，把我东西搞坏太不应当。检查到我的饭包，把吗啡药针及鸦片烟药拿了出来。我也忘了有多少，那还是1948年逃走时，杨成荣给我搞的。这回离开公安局看守所，我也没有细看。一个看守问我：“这是什么？”
“这是治肚子疼的药。”我说。
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接过去一看，又看了看我，说：“这不是吗啡吗？你怎么说是治肚子疼的药？”
“我肚子常疼，打这个针就不疼。这是医生给我的，我也不懂得。”
“哪个医生？”
“长春市固生医院，院长刘玉锡。”
“不老实！你叫什么名字？给他砸上镣！”
“关梦龄。”不知为什么没有马上戴镣。
检查完了，一个看守拿了钥匙把一个监号的门打开。这时从里面走出来五六个人。我一看，有段克文，他戴着脚镣走了出来。我真惭愧，不用说，我也得戴脚镣子。段克文暗地里一定会说：“你在公安局进步，到这就吃不开了！”咳，怎么与段克文在一块呢？与他在一起没个好，他是个顽固蛋。糟啦，段克文搬出了那个屋子，叫我们四个人搬了进去。这是一个很窄的屋子，如果我把褥子铺好，能睡两个人，还得头顶头。现在住四个人！
徐克成有病，坐不住，躺在地板上。他的心情也可想而知。我一声不响，非常懊丧。
晚饭吃的是小米粥。晚饭后，又来了一些犯人。各屋都加了人，我们这屋又加了四个人。一个戴脚镣的犯人，大个子，精神很愉快，满不在乎地坐在我的对面。他们一来就讲起话来，讲的都是犯人中间的事情。与我们一块来的那个斜眼问那个戴脚镣的：“你判了没有？”
“判了。”
“判了多少年？”
“35天。”那个大个子笑着回答。
我心想，35天的刑期就戴上镣，我的刑期要多少年，那更得戴镣了。
斜眼又问：“35天？你来了多少天了？”
他们都笑了。一个老头从旁说：“不是35天，是无期徒刑——五七三十五。‘五七’与‘无期’是音同字不同。犯人一说35天，就知道是无期。你们新来还不懂得。”
我明白了，使我惊讶的是，一个判了无期徒刑，戴上脚镣的犯人还这样乐观。
最后，那个大个子说：“我的罪判我‘35天’，我很高兴。我以为非枪毙不可，这是政府的宽大。”
“什么案子？你犯了什么罪？”斜眼又问。
“我是土匪，杀了两个人。”
杀了两个人就判无期！我有那么多血债，那该判多少？这回麻烦了。
夜里，睡觉前放一次便。六小时放便一次，我感到尿憋得难受。夜里有尿不能出去，屋里又无便桶，我便尿到旧裤子里。这样的生活如何受得了？在公安局大便困难，在这小便困难。
八个人挤在这个窄屋子里，我把东西放在身子下边，非常不舒服。伸不开腿，翻不了身，这一夜痛苦极了。什么形容字句能把我现在的难过形容出来呢？拿一百个“难过”也形容不出来我当时的心情。
第二天是礼拜日，吃完早饭。一个穿干部服的到我们这屋点名，叫到我的名字，看了看我。他走后，那位大个子说：“他是监房李主任，很厉害。斯大林死的第二天，叫我们坐在屋里不准动。有几个动的，立刻就给砸上了脚镣。”
放便时，我看到了刘荣第。还有公安局看守所的许多犯人也都到这儿了。他们一听说我来了，都从小窗户往外看。这是第六监，专押反革命犯的。
3月12日，早饭后，看守在门外喊我的名字，我答应：“有！”看守对我说：“你把鞋提上，衣服扣好，跟我走！”出了监房大厅，经过一个院子，领到一个工厂。进了工厂门房的办公室，一个干部在屋里问：“你叫关梦龄吗？”
“是。”
“现在派你到这参加劳动，在劳动中要守纪律，有什么事要报告。好，你去吧！”
一个班长①领我到厂里，那里面正开会。有七八十个穿着紫颜色棉衣的犯人在开会。一个主持会场的年轻干部问了班长几句话，点了点头。我坐下一听，是斗争一个女犯。说她给男犯馒头，拉拢男犯。我回头一看，还有四五十女犯坐在会场。又说这个女犯劳动不好，怕闻汽油味。于是大家展开批判。我也举了手，但没叫我发言。到中午开饭时，这个会开完了。
这个工厂是长春监狱的橡胶厂，做胶皮鞋。夏天做小孩穿的球鞋，冬天做大人穿的棉胶鞋。有三百犯人，分炼胶车间，缝纫车间……我在成型车间。我们车间有七八十男女犯人。分派我在里帮组，就是往鞋帮上刷胶。我的组长姓佟。头一次见面便很客气。中饭在那儿吃的，高粱米干饭，白菜汤，倒不坏。
我问组长：“可以小便吗？”
他说：“随便，有了就便。”
我很高兴，能够随便上厕所对我便是最大的方便，不过晚上回到监房仍是麻烦事儿。
最初我还穿着公安局发的衣服，一套绿布棉军服，战士的服装，质量比较好。一般犯人都穿紫棉袄，紫棉裤。我穿这么一身衣服使犯人们议论纷纷。
“这是干部，可能‘三反’犯了错误。”
“还是个机关干部，一看就看出来了。”
一个年龄不大的车间技术人员，大家叫他于技师，走到我跟前，问：“从哪儿来的？”
我说：“从公安局。”
又问：“‘三反’犯了错误吗？”
我说：“不是，我是特务。”
他走了，什么也不问了。
第三天，叫我搬到第七监房，与橡胶厂的犯人一块住。屋子宽绰了，精神也不那么苦恼了。
犯人中有人认识我，过了几天都知道我是谁了。接着有人与我说话，打招呼。这些人有长春警备司令部参二科的特务，有各军谍报队的谍报员，还有从前在公安局认识的犯人。我成了大家谈话的材料。他们互相一传，给我一吹，艺术加工，便把我说成了特务头子，长春最大的坏人。
工厂中女犯没有戴脚镣的，男犯80％戴着脚镣。我问他们都犯了什么罪？他们中一般是无期和死缓，是反革命或有一两条血债，也有许多虽然没有血债，但是反动党团或地主恶霸。我一想，他们的罪比我小得多，简直不能相提并论。他们都判了无期或死缓，还戴上脚镣。我呢？最低限度也是死缓，如果判无期那就太便宜了。于是对郭科长在1949年说我没有无期徒刑的话，在目前的情况下动摇了。那是1949年，现在是1953年哪。
管生活的犯人叫刘英伟，公安六分局审讯股长。因“三反”进来的，判一年半。他接近我，问了一些话，我有分寸地告诉了他。这时正是监狱“三交”运动的尾声（交武器、交罪恶、交同案犯），还有个别组和人没交清，由大家帮助。我们里帮组有几个犯人需要帮助，我从旁听他们发言，最后我也发了言。我一帮助，大家认为说得对。刘英伟在会后问我：“在公安局看守所你们也学习吗？”
“学习，天天看书，不开会。”
之后，无论哪个组帮助人，如果火力不足，就调我去帮助。这样，张管教员对我就注意了。可能刘英伟反映我许多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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