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特知道证交会发传讯必须有正式调查令。他给证交会执法处打电话，索要一份这种调查令，但被执法处人员拒绝了。这让他感到非常惊奇，在他十八年的律师执业生涯中，还从未见过证交会发传讯不给正式调查令的。这也说明情况异常严重。
最后，证交会对皮特说，他可以到证交会来看这份正式调查令，只要他答应不复制。皮特找了三位同事一起前往，他们在看调查令时每人默记一页，出来后根据记忆复制出来，使皮特有了一份调查令的“复印件”。皮特马上得出了两个结论：一、利文供出了布斯基；二、这将是一次大规模的调查。为审慎起见，皮特决定再找一个律师事务所帮助，与他一起处理布斯基的案子，于是他打电话联系西奥多·利文。西奥多·利文是皮特在证交会工作时的同事，现在是华盛顿威尔默、卡特勒和皮克灵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与西格尔也认识，两人一起参加过收购业务研讨会。皮特打电话时，西奥多·利文也是正在外面度假。
当听到布斯基已成为证交会的调查目标时，西奥多·利文惊叫了一声：“哦，天啊！”他也立即中断了休假，返回华盛顿。
第五章
“大鱼”还在后面（2）
收到传票不到一个星期，布斯基把他的首席金融官里德·纳格尔叫到办公室，讨论诺斯维尤公司的几起未完成的交易，其中两起再有一个星期多点就可以结束。“我听到了一些坏消息。”布斯基说，“我们要取消这些交易。”纳格尔在这些交易上忙活了一年多，他简直不敢相信布斯基竟要取消它们。他催着布斯基解释为什么，布斯基说：“现在是困难时期。我们正在被调查，虽然我们没有不当行为。”
下一个星期天，皮特、西奥多·利文和威尔默、卡特勒律师事务所另一位合伙人罗伯特·麦考一起飞往纽约，住进第42街上的海厄特大酒店。在那里，迈克尔·劳克也加入进来。现在，美国律师协会正在这个酒店开会，所以皮特他们在这里出现不会引人注意。
第二天上午，布斯基来了。他看上去更瘦了，一副迟疑、紧张的样子。皮特把他向其他人做了介绍，然后大家坐下来言归正传。
“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认为政府已掌握了什么，”皮特开始道，“但只有你知道真实情况。如果你给我们讲的不真实，或不彻底，我们给你提出的建议就会有缺陷。”他还提醒布斯基，一旦他给他的律师们讲出了事实，将来在证人席上就不能更改。他们宁愿退出对布斯基的代理也不愿让他在作证中说谎。
布斯基不需要更多的劝导。慢慢地，有几分犹豫地，他开始讲述起他成功的阴暗一面。这好像是他第一次面对着复杂的真实的自己。
皮特感到一种深深的遗憾。他认识到，美国金融领域中一项重要的行业正在走向崩溃。皮特在布斯基事业鼎盛时期就认识他。在他眼里，布斯基是一个才能非凡的人。
布斯基的讲述用了整整两个星期，讲得很彻底。皮特等人从海厄特大酒店搬到赫尔姆斯利宫饭店，包下整整一层楼作办公室，配备了电脑、复印机等设备，并调来助手和杂工。律师们开始搜集整理大量的信息和潜在证据，进行紧张的工作。所有这些都是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进行的，甚至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的其他律师们也不知道。
布斯基向律师们详述了他与利文、西格尔、米尔肯、穆赫伦、西海岸经纪人博伊德·杰弗里斯以及许多其他人的交易情况。听着他的讲述，皮特明确得出两个结论：一、政府仅据利文提供的情况所掌握的内幕交易案情是薄弱的，布斯基在这方面能提供的东西可能远远超过利文；二、布斯基还有比内幕交易更严重的问题。
布斯基明显很惧怕米尔肯。他在讲述与米尔肯的交易时恐惧感溢于言表，好像害怕米尔肯听见似的。然而，他似乎对他所讲述问题的严重性没有什么感觉，皮特对此感到震惊。除内幕交易外，米尔肯和布斯基还从事了许多其他犯罪活动，如违犯13－Ｄ上报规则、违规进行证券寄存和人为操纵市场等。布斯基是米尔肯的马前卒，他按照米尔肯的命令行事，甚至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的行动是怎样配合米尔肯的阴谋计划的。这些犯罪活动皮特简直难以置信。他知道，这些问题的揭露是历史性的。
皮特几乎立刻认识到，布斯基必须寻求和政府达成认罪协议，与政府合作。商谈这种协议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政府对案情的掌握程度和被控者牵涉他人的能力——都对布斯基有利。皮特知道，他可以把布斯基“卖给”政府，把公诉人的胃口吊起来。仅只米尔肯的信息就会足够。
皮特不想对布斯基的前景进行粉饰。“你得明白风险性。”他对布斯基说，“如果你开始与政府合作，你就会有风险。你在向政府承认米尔肯他们有问题，此其一。”
皮特指出，与政府合作会是痛苦的。布斯基可能会受到公开挞伐，而且可能被处以大量罚金。而另一方面，他对布斯基说，如果布斯基决定对抗，政府显然不会退缩。那样，布斯基的案子将会成为全国大案，政府会调动一切力量与他较量。布斯基将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审判，情绪上可能难以承受。
皮特强调说，时间紧迫，与政府商谈合作的有利时机会稍纵即逝。米尔肯或西格尔可能抢先去与政府谈判认罪协议。到那时，布斯基就会非常被动，从而会成为被调查和审判的“大鱼”而任由宰割。
布斯基提出了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他的妻子和孩子会受到什么影响？（他们的资产和信托基金——包括由布斯基的非法活动产生的部分——可能不会受到影响，因为他们是无辜的局外人。）第二，他的雇员和投资商会受到什么影响？（布斯基可能被逐出套利行业，所以他的雇员们将会丢掉工作，但他的那些投资商可能不会受到什么伤害。）第三，他是不是得去坐牢？（可能要坐牢，但时间比受审定罪后去坐牢要短得多。在布斯基承认的这些犯罪中，每种罪行的最高刑期为五年。）
在经过广泛讨论之后，布斯基踌躇了一会儿，满脸严肃，然后环顾一下他的律师们说：“我认为，我们应该与政府合作。”
皮特感到一分钟都不能耽搁。他一得到布斯基的意见，就与证交会联系，并把电话打到了林奇在缅因州的度假屋。8月27日，斯特克和证交会的另一位律师从华盛顿飞往波士顿，皮特、劳克、西奥多·利文和麦考从纽约赶来，他们一起在这里与林奇会面，会见地点在证交会驻波士顿办事处的一个没有窗子的藏书室里。
皮特没有寒暄，直接进入正题，并坚持要求这次会谈内容不能对外公布。林奇马上意识到皮特将有“猛料”爆出。接着，皮特宣读了一份事先备好的书面材料。他对林奇说，布斯基难以在证交会要求的短促时间里对传票做出回复。他同时表示，但更重要的是，只立案调查布斯基不符合政府的利益。
“历史上的皮克拉听证会曾引起轩然大波，从而导致了证券法律的通过。”皮特说，“今天，如果我们达成一项协议，政府就可以洞察华尔街的重重黑幕，而这些黑幕的揭示会产生不亚于皮克拉听证会的重大影响。”他接着说，布斯基是“华尔街上的一扇窗户”，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旁观者，他会告诉你很多东西。
皮特的话让林奇十分震惊，但他仍然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不露半点声色。
“当然，政府也必须得有所表示。”皮特继续道，接着把谈判的条件和要求摆了出来。布斯基自愿退出证券行业，同意缴纳大量罚金，并与政府全面合作。作为回报，他要免予刑事起诉。
林奇对皮特说，他不能替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或司法部说话；显然，首先是要达成认罪协议，否则谈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他说他和同事们会尽力而为。
皮特和同伴们走后，证交会的律师们欢呼雀跃，击掌相庆，差点窜到桌子上跳舞。
林奇迫不及待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卡伯里。劳工节周末，他往卡伯里家打了个电话，这时卡伯里刚从英国度假回来。林奇不敢在电话里说的太多，要求卡伯里过来面谈。卡伯里同意第二天上午飞往华盛顿，与证交会的律师和布斯基的律师们会面。
第五章
“大鱼”还在后面（3）
同一个周末，布斯基给在家里休息的穆拉迪安打电话。“把它们销毁了吗？”他问。
穆拉迪安知道布斯基是指那些与德莱克赛尔有关的账表，那天与布斯基在咖啡店会面之后，一回来他就把这些东西扔到碎纸机里碎掉了。“是的。”穆拉迪安说，“你在说什么呢，当然销毁了。”
“照原样再做出来。”布斯基命令。
穆拉迪安简直蒙了。“伊凡，我不可能再做出来的。”他抗议道。
“你必须再做出来。”布斯基道，说完把电话挂了。
穆拉迪安心中暗暗叫骂，认为这是布斯基又一次提出一个不合理要求。他连那些账表中记录的股票种类都回忆不全，更不用说每种股票的具体数量了。这时他忽然想起了玛丽亚·特迈因，就是那次把原始文件送到他在佛罗里达的休假地，并帮他一起做这些账表的那个年轻女职员，她还留有一些工作记录单。同时，穆拉迪安还支离破碎地找到了一些他曾用来计算有关数据的材料。于是，穆拉迪安和特迈因开始一起忙碌起来，尽力按原件样子把这些账表再做出来。
劳工节过后的那个星期二，布斯基的律师、证交会的律师和卡伯里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办公室会面。皮特把给林奇说的话又向卡伯里说了一遍。
“我们能达成协议吗？”皮特问。卡伯里说他有兴趣，但他得与吉尤利安尼商议。
回到纽约后，卡伯里去找吉尤利安尼，吉尤利安尼给他五分钟时间。吉尤利安尼现在正忙着处理一起关于斯坦利·弗莱德曼的政治腐败案，弗莱德曼是前布朗克斯民主党领袖，这起事件正闹得沸沸扬扬。吉尤利安尼决定亲自审理这起案子，而他必须处理成功，因为这对他施展政治抱负是不可缺少的。
卡伯里对吉尤利安尼说，要达成对布斯基的审理，至少还需要一两年时间，即便到那时也保证不了就能给他定罪；相比来说，布斯基的合作会带来“有趣的事情”。
吉尤利安尼很快就同意了卡伯里的意见，批准他与布斯基的律师商谈认罪协议。同时，两人一致认为，给布斯基刑事豁免是不可能的，要至少对他提出一项控罪。他们还要对布斯基课以重罚。卡伯里最近注意到证交会的年预算额是1．05亿美元，于是他考虑罚布斯基1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会惊得公众目瞪口呆的，而且他认为，这个数字接近证交会的预算数目，对比之下会使人们印象深刻，它可以说明与布斯基达成协议是值得的。卡伯里知道，如果协议显得太宽大仁慈，会引起公众大爆发。
卡伯里还认为，如果安排布斯基与政府配合，保密问题非常重要。他对林奇及其高级助手是信任的，但不了解证交会委员们的可靠程度。卡伯里给林奇打电话通报了与吉尤利安尼的商议结果，同时向林奇强调，与布斯基商谈协议一事必须绝对保密。“我将把任何泄密行为视为妨碍司法，”卡伯里警告说，“并严肃考虑提出指控。”
林奇对此事的知密范围做了严格限制，在证交会只有他办公室的三个人知道。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卡伯里只把此事告诉了吉尤利安尼和刑事处主任霍华德·威尔逊。后来，卡伯里把此事的一些特殊密情又告诉了一个人，以便如果他万一被害或因其他原因突然死亡，可以有人接着把此案办下去。所有会谈都安排在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进行，而不在证交会或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以免布斯基的律师们在这里出入引起注意。为加强保密，卡伯里和林奇等人在办公室提到布斯基时从不直呼其名，而以代号相称：在检察官办事处为“艾格尔”，在证交会为“欧文”。
布斯基的律师们与卡伯里和林奇等人投入了紧张的谈判。他们的时间非常紧迫，因为布斯基的诺斯维尤公司11月15日需要向证交会提交业务报告，届时公司的任何重大变故都必须公开披露出来，包括布斯基被立案调查。政府人员希望安排布斯基秘密配合他们工作，而这大大缩短了他可以配合的时间。
谈判开始时，卡伯里直截了当地说，布斯基必须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