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现代化"六次政治选择"- 第1部分

　　　　2004年05月08日　14：04

　　　　王鲁湘：“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是《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是王鲁湘，大家好！

　　　　王鲁湘：从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从封建帝制的满清王朝到“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再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再到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只不过是对这一百多年历史的最最简单的勾勒。其中的风云壮阔的这种历史细节，已经淹没在我们这种勾勒之中，那么每一次这种历史的变化，其实都和每一次的政治选择息息相关。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萧功秦教授，他今天给我们演讲的主题就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间的六次政治选择”。

　　　　好，下面我们欢迎萧功秦教授。

　　　　萧功秦简历

　　　　萧功秦，生于1946年，湖南衡阳人。

　　　　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研究生。

　　　　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博导。

　　　　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化史，转型期中国政治，中国思想文化史。

　　　　主要著作有《儒家文化的困境》、《萧功秦集》、《危机中的变》、《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知识分子与观念人》等。

　　　　王鲁湘：那么萧教授，我对您感到好奇的就是，您实际上并没有，就是在上南京大学历史系之前，你并没有读过大学，是吧，你是哪一年直接的考上研究生的？

　　　　萧功秦：我是1978年第一年研究生招生的时候，我考进了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我当时学的是古代史，而且是古代史当中一个相当偏的一个朝代，即元史。

　　　　王鲁湘：元史，蒙古的。

　　　　萧功秦：蒙古族的统治是九十年左右。

　　　　王鲁湘：那么我注意到，过去读您的文章的时候，您经常说到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经历过一个共同的年代，那是一个激情的、一个文革中间的造反的年代，都在那个中间体验到了一种青春激情的发泄，体验过一种所谓的高峰生命体验，是吧。

　　　　萧功秦：浪漫主义。

　　　　王鲁湘：浪漫主义的。

　　　　萧功秦：那时候呢，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正义感，好像马上在我们这一代要实现一个非常正义的、光明的一个时代，那种激情，我觉得一直到现在还深深的有一种体悟。但是随着时间，随着生活的经历的丰富，我终于意识到了，那种体验，那种所谓的高峰的生命体验，实际上是一种浪漫主义，而从我们人类的经验来说，我们要超越这种浪漫主义，重新回到人类的经验当中来。

　　　　王鲁湘：也就是说，您作为一个曾经浪漫过的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且也经过浪漫主义历史洗礼的人，今天变成一个很现实，一个看待历史、看待现实的这么一个学者。那么您现在在学术界也是以新保守主义和新权威主义这样一种理念，主持这样一种理论而著称于学术界，那么你为什么会完成这样一种转换呢？

　　　　萧功秦：因为我学的是历史，我在研究历史过程当中，发现了我们曾经追求的浪漫的东西，它可能给我们造成的是一种生命的祸害，我想特别值得体悟的是，历史本身能够帮助我们学到经验和历史的智慧，人类的智慧我觉得在历史当中特别能体现出来。

　　　　王鲁湘：好，那么让我们大家以热烈地掌声欢迎萧教授给我们主讲“百年中国现代化中间的六次政治选择”，大家鼓掌。

　　　　萧功秦：人们常说，每一个时代的人们，总是要重新地审视和解读以往的历史。因为每个时代的人们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总是希望从自己关切的角度、从历史当中来获得对自己的启示。我们正处在一个现代化的时代，我们当然会非常有兴趣的想了解我们过去的前人，他们是怎么经历现代化的挑战的？他们在经历现代化的挑战过程当中有什么教训？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挫折？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从一个政治选择这个角度来看待我们一百多年所经历的这段历史。那么从近代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的传统国家，在西方挑战的压力下面开始了现代化的过程，而这种现代化实际上应该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因为中国在西方的压力下面，它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感受到数千年所未有的强敌。那么针对这种强敌和大变局，他们当然就有一种想摆脱这种危机的愿望，而要摆脱这种危机只有模仿西方的文明，在模仿西方文明的过程当中，中国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现代化的过程需要一种新的载体，一种政治载体，那么什么样的政治载体适合于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呢？实际上这是一个全民族的一个试错过程，一个全民族的集体的试错过程。

　　　　实际上以往的时代，人们在不同的社会的客观的条件制约下面，根据人们自己对什么是富强的理解，同时也根据他们所能够获得的政治资源，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政治选择，我们这里所说的政治选择，就是指特定的政治体制，与现代化的战略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政治模式。人们是用这个模式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的，这种前后相继的政治模式形成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我们一百四十年来的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

　　　　大体上说，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六次政治选择，如果从洋务运动开始。第一次，是清王朝的开明专制化运动，从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到1911年。第二次，是1911年到1913年的孙中山的议会民主政治模式。第三次呢，是1913年到1927年，以袁世凯到北洋军政时期的军事强人所建立起来的权威主义的现代化模式。第四次呢，是从1928年到1949年，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模式。那么第五次呢，是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那么第六次，就是1978年到现在的，邓小平的新政模式。

　　　　那么贯穿在这一百四十年中的六种模式，我们可以用六个人的名字来代表，他们就是慈禧模式、孙中山模式、袁世凯模式、蒋介石模式、毛泽东模式、邓小平模式。这六个人也是这一百多年来对中国的影响最大的六个人，因为他们所作出的政治选择，他们所代表的政治选择，实际上就影响了中国人的命运。

　　　　那么首先我要谈的是第一种政治模式，我们把它称为叫做晚清的开明专制化模式。它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那就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所谓的开明专制化，用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旧瓶装新酒。皇帝的权威是旧瓶，运用皇帝的权威和现行的官僚体制，来推行现代化的政策创新或者制度创新，那么这个过程，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开明专制化。那么为什么最早的现代化模式是开明专制化呢？实际上道理很简单，因为一个旧王朝的政治精英们，他面对强大的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西方列强的挑战时，他们只有仿效西方才能摆脱民族危机。而要有效地仿效西方，实现富强的目标，就必须要对传统政体进行制度创新。使官僚体制具有更大的吸纳现代化的精英的能力，这个过程，这种制度创新的过程，只要一开始，客观上就走上了开明专制化的道路。

　　　　而实际上很多国家，比方说德国的威廉二世，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经过这种开明专制化而实现了他们现代化的起步的。那么中国的开明专制化，实际上首先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洋务运动那些主导者们，他们实际上一开始并没有自觉的现代化的意识，他们的目标是相当有限的。他们只是想仿效西方的器械来摆脱民族的危机，但是正是如三十年代一位学者曾经尖锐的指出的，只要洋务运动走出了它的第一步，它就不得不走第二步，它为了保住第二步，它不得不走第三步，然而它就退不回来了。正是这样，可以说洋务运动从不自觉的走向它的第一步，然后就开始了退不回来的现代化过程。更具体地说，洋务派为了使它的防务现代化，它必须要发展军事工业，为了发展军事工业，它不得不发展运输业、开矿业或者重工业。为了发展重工业，它不得不发展轻工业，因为轻工业的那个资金容易积累，通过轻工业资金的积累来实现重工业的资金的获得，想通过这种方式。

　　　　那么只要是发展这个过程，它还不得不实现教育方面的现代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现代化。

　　　　萧功秦：而且我们可以了解一点，洋务运动的确是存在着严重的腐败和低效率，但是我们平心而论，所有的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初期，都是难以避免这种低效率和腐败的。为什么呢？因为制度只有在发现问题以后，才能够针对性地逐步跟进，而在发生问题而制度没有跟进以前就存在着一个腐败的高发期，这种情况在我们今天都是如此，我们更不能苛求古人。从理论上说，如果给洋务运动以相当长的时间，洋务运动可以自然而然的发展为一种开明专制主义。然而中国的传统体制过于僵化，官僚士大夫和权贵阶层当中的保守势力过于强大，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赶了上来，并且在甲午战争当中一举打败了中国，使中国陷入了深重的民族危机，导致了洋务模式的失败。从而使得开明政治化不得不进入第二阶段，那就是戊戌变法阶段。

　　　　所谓的戊戌变法，实际上是甲午战争以后，一批有强烈的改革精神，具有明确的现代化意识的体制外的知识精英，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进入了中国的政治中心。他们与年轻的光绪皇帝相结合，形成了推进中国现代化的精英势力。他们力求通过大幅度的、迅速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实现中国的开明专制主义。

　　　　但是这种势力有致命的两个弱点。第一，变法人士身上具有强烈的，由于民族危机而形成的心理上的焦虑感，在这种焦虑感心态的支配下，他们采取了激进的、大刀阔斧的、毕其功于一役的那种不切实际的改革策略，他们在一百多天的时间里面发布了三百多道改革的上谕，而这些改革上谕基本上是不切实际的。这种急剧的、迅速的、快刀斩乱麻的改革，大多数是毫无章法的，而且触犯了当时广大官员的基本利益。于是这些少数的现代化的精英，受到了温和的改革派和既得利益者，以及顽固派的联合反对。他们在这种联合反对当中遭到了失败，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

　　　　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些改革精英绝大多数都从来没有当过一天的官。一个没有当过官的人，在政治中心推行这场官僚体制的改革，当然他是肯定要遭到失败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也可以说是因为这种体制的僵化和封闭，使得现代化的精英长期以来无法进入体制以内，而在体制以内的那些受到那种官僚习气影响的人们又没有改革的热情，于是就出现这么一个两难悖论。有改革热情的人没有经验，他们在体制以外，而有经验的人却没有改革热情，这是一种两难性的选择。它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这是体制僵化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我们说的就是开明专制主义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清末的新政。清末新政是在“庚子事变”以后，清王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权威危机。慈禧太后却一变而为最真诚的改革者，从1901年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清末新政是开明专制化的一次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一次努力，与洋务运动相比，我们可以看到清末新政的内容，改革的内容要广泛得多。与戊戌变法相比，我们知道戊戌变法进行了只有三个月，而清末新政呢却进行了整整十一年。它的内容包括，废除科举，举办新式的学堂，禁止鸦片、兴修铁路、改革司法制度、鼓励实业、扩展新式军队，还有是筹备立宪等等。所有这些改革，实际上都深深地影响到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

　　　　那么这么一场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的改革运动为什么会失败呢？这里我们要特别分析两个根本的原因。

　　　　一个原因是清末新政，是在清王朝的统治者的权威合法性已经急剧流失以后开始的。为了挽回危机，清朝的统治者，就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超难度的改革。而权威资源的缺乏，又使得统治者无法应对大难度的改革所引起的社会不满。他们缺乏对社会改革的进程的控制能力，而社会不满又进一步引发了统治者的威信的下降，统治者的权威进一步流失。尤其是1908年以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死了以后，新的统治者没有能力也没有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