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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整个民族，一开始我就说到了，我们整个民族百年的现代化，是一个集体试错过程。我们在这个试错过程当中会陷入这样一种，或者那样一种的误区是可以理解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邓小平模式，他恰恰具备了很多和这三个条件相一致的地方。比方说，他的市场经济现代化的导向性，他的权威资源和它的组织力量的丰富性。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这个体制还具有很强的制度创新能力。从总体上来说，现代化过程当中的制度创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必须要根据我们现代化过程当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及时地进行制度跟进。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及时地进行制度跟进和制度创新，那么我们现代化过程当中，本身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就难以解决。
因为现代化过程，一定会出现相当程度上的贫富两极化。一定会出现现代化过程当中的腐败。而腐败和两极化，又必须要通过制度创新来加以克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适应现代化过程的政治载体，只有在适应了现代化过程所不断提出的新的任务，才能够逐渐地完善，这个载体才能逐渐完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说，我们百年现代化中的无数的挫折和经验，使我们整个民族逐渐地成熟起来，尽管我们这个民族的成长，经历了一百四十年，但是我们总算是逐渐成熟起来了。我们从历史当中吸取的智慧和启迪，将使我们在未来走的道路上面，能够走的更稳健一些、更成熟一些。我相信实现百年现代化，中国人的现代化的理想，应该说在我们这一代可以作出更多的贡献，谢谢大家！
王鲁湘：非常感谢萧教授精彩的演讲，我在边听的过程中间也边产生了几个问题，现在我向萧教授请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的演讲，包括您上一个星期的演讲，讲了一百多年中间，“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间的六次政治选择”，这个六次政治选择，在我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黑格尔逻辑，是吧。否定之否定、之否定、之否定，之否定，然后到了第六次选择的时候，您认为我们整个的选择好像出现了曙光，我们逐步地走上了一条稳健的、正确的一条道路。那么您也提到了关于这六次选择，您总结的实际上是三条经验，我把它概括成，第一个条件就是讲政治。您说的这个所谓的组织资源也好，包括这种权威的这样一种东西也好，包括意识形态也好，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讲政治。第二个条件就是讲市场，就是导向问题要讲市场。第三个条件就是要讲创新。如果说我们能够紧紧地把握住讲政治、讲市场、讲创新这样三个条件的话，我们的现代化就是有希望的，您认为是这样的吗？
萧功秦：你的概括非常地通俗，从讲政治的角度来说的话，我想是不是可以再做一点补充，我这里谈的讲政治，实际上包含着一种对发展的需求，就是对适应于现代化的那种客观要求的那种政治模式，对合适的政治载体的一种期待。而这种期待呢，又是随着我们现代化的过程不断地发展，它还是在不断变化的。就是这个政治的载体，在这个阶段它可能是比较符合现代化的要求的。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随着新的问题的出现，那么这个政治载体，它的发展本身还要进入更高的阶段。因此，如果你能够把更高的阶段的这种期待和需要，也放到这个里面来的话，我同意你的看法。
王鲁湘：也就是说在前面我所说的三讲之外，我们再加一讲讲发展，就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我们目前的一切前提，而且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对不对。那么我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您的讲话中间，您其实一直希望我们这个民族变得更理性、变得更现实、变得更稳健、最后是变得更成熟，您认为这样一种基本的民族素质，是我们这个民族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的，可以说也是一些条件，你认为是这样的吗？
萧功秦：可以说这两者是一种依存关系，就是一种合理的制度，需要民族的特定的素质来进行支持。但是这种特定的素质，本身又是制度发展过程当中逐渐培育出来的，那么这两者之间可能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我想民族的成熟、稳健和它的务实，以及它的理性，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不必要也没有可能，对我们民族目前的现状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我们应该相信一点，就是说，这个民族只要在制度创新方面，能够不断的跟进的话，我们的民族素质也在不断的提高。而提高的民族素质，又能够支持更加民主、更加文明的政治制度。
王鲁湘：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预测一下，在六次政治选择之后的第七次政治选择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吗？
萧功秦：我想是借鉴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经验，应该是民主政治。但是这个民主政治呢，它又是随着我们自己目前所创造的客观环境逐渐培育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为民主政治，为中国特点的民主政治在创造条件。这个创造条件的结果，有可能使我们整个民族，能够在未来享受到一百四十年来从来没有享受到的真正的民主。
王鲁湘：好，下面我想把问题开放给在座的学生们。
学生：萧教授，您好！刚才您对后三次政治选择的演讲，我想问一下邓小平新政，作为后全能主义整合了中国的激进派与保守派，在现代化的普及发展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在共产党目前一党专政的局面下，腐败与官僚主义依然存在，并且并没有有效的机制来进行监督，我们不得不担心第三次权威主义的出现。同时可以听得出，您对现在邓小平新政是倍加赞赏的，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如果有机会你还能做第七次政治选择、第八次政治选择的时候，你是否还会对邓小平的新政作出如此高的评价？谢谢！
萧功秦：实际上，我因为论题的原因，我只能把邓小平作为第六次选择，和前面几次模式做一个比较。实际上我也认为，我们现在所经历的那种后全能主义型的这种模式，它的权威命令机制相当的发达，但是它的制度监督因素没有足够的跟进，实际上和毛泽东模式本身也缺乏这种制度监督有关系。正像你说的那样，在某些地区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土皇帝化问题。在政治学当中，把这种地方出现的土皇帝化，称为苏丹化，就是土耳其的苏丹那个苏丹，所谓的苏丹化的特点，就是哪几点呢？就是权利个人化，权利运行的任意性，权利范围的私产化以及权利运作的朋党化，权利运行过程的朋党化。而所有这些苏丹式的现象，都是权威主义现代化发展当中都可能出现的，也就是说中国要避免出现苏丹化，我们必须制度创新。而如果不能进行制度创新，那么中国的苏丹化也许是不可避免的。
王鲁湘：那么我在这个地方替这个同学补充一个问题，实际上您也在文章中间说到过，任何新权威主义都有向传统权威主义退化的可能性，而且可能性还非常大。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要用制度创新来防止这种退化，那么您有没有设计过，什么样的制度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对我们这种后全能主义的新全能主义，进行某种防止退化的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呢？
萧功秦：我想实际上在传统中国的历史当中，曾经已经通过我们民族在古代的试错，已经积累出一些传统的政治经验，这些政治经验包括它的监督部门不是直接受同期领导人的支配，它直接是从中央直接下达的，通过这种方式。而这种方式实际上，它能够防止监督者本身的利益和他所监督对象的利益两者重叠起来，而这个实际上学会这一点并不是很困难的。我想我们中国至少在目前已经在开始考虑，如何吸收我们民族数千年官僚主义历史、官僚主义政治体制当中，防止官僚腐败问题的一些积极经验，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我想作为一个新闻传媒，它的对信息的流通，也可以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当然新闻传媒的信息流通它也有两重性，如果过多的这一方面的渲染，可能导致对我们这个权威合法性的某种压力或者某种挑战甚至某种侵犯，可能会损伤到它在现代化过程当中需要、必要所运行的权威，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呢？它的腐败会更加严重，它对权威的损失会更大。这也是我们现代化过程当中的一个两难问题，如果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我觉得正是我们制度创新研究所面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
学生：萧教授，您好！现在有这样一个词汇，宪政。在各位媒体、各种报刊出现的频率是越来越高，那您觉得宪政这种概念，对我国这种政治选择是有什么样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呢？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萧功秦：就是那个宪政，实际上它就意味着对权利的制约。但是在权威政治的运作过程当中，当权者他的权威相对的不受权利的制约，这一点恰恰是它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可以比方是一个军长，军长他如果说受到了军长监督委员会的监督，军长监督委员会又受到军长监督委员会以外的另一个制度的监督，那么军长的命令，他的行使命令过程就会产生很大问题。尤其是当军队面对重大的问题的时候，他的军令的调节过程，就需要他相对的不受这个制衡。如果说我们为了防止军长他个人的腐败，我们采取了军长监督委员会，那么很可能会形成一个阻力，就是对他的军令、命令的一种阻力。因此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两难问题。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想中国的宪政大概不是一步到位的。比方说一开始是，像邓小平改革初期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九分人治，一分宪制。但是到了温家宝、胡锦涛时期，大概应该是六分人治，四分宪制。
那么随着现代化的过程，市场经济的培育，市场经济对人际关系的调节能力的逐渐地发展，契约关系的发达，我想这逐渐是人治因素越来越少的过程。因此我不同意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简单的就把西方式的那种宪政，直接搬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它是一个有序的、逐渐的一个演变过程。
王鲁湘： 好，最后一个问题。
学生：萧教授，您好！我首先有两个具体的例子，第一就是俄罗斯，现在一个历史学家写的一本《俄罗斯往哪里去》那本书里边，他在里面阐述了他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戈尔巴乔夫当时不采取过于激进的改革方式，如果给予当时的苏联以比较充裕的时间的话，那么俄罗斯，整个苏联完全可以慢慢慢慢的，就是说开辟一条比较稳定的、比较稳健的改革之路。那第二个具体例子就是说，我们中国改革了这么多年，那么从九十年代吧，从九十年代我们改革力度加快，然后慢慢、慢慢整个社会就，一些潜伏在社会底下的那些矛盾，这几年慢慢、慢慢地浮现了出来。那么我觉得我们国家是否，我们国家的改革步伐是否过快？您有这种想法吗？我们改革是否太快了？整个社会消化不了。
萧功秦：戈尔巴乔夫那个政治改革的失败，很大程度上面我刚才说到了，它是中间派和激进派形成一种联盟，然后激进派掌握了话语霸权，使中间派它的组织资源完全瓦解了流失了，然后它就形成激进派的天下，中间派被边缘化，保守派也被边缘化了。就变成所谓苏东模式。而邓小平模式就是强调了它的中间派的组织资源，和它的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并运用这个东西先使激进的西化派边缘化。然后在南巡讲话以后，使得保守派也随之边缘化，然后形成了强大的中间派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不存在一个快的问题，我觉得它恰恰显示了中国的一种政治智慧，显示了一种，中国的那种政治发展过程当中，一种比较合理的战略的一些特点。那么至于你说的在中国当代现代化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是不是和我们改革速度太快了，我想也不是这样。可以这么说，只要是现代化过程，只要是市场经济过程，就一定不可避免出现社会结构当中的贫富两极化，会出现原来掌握知识、掌握资本的人、掌握权利的人，要比没有知识、没有资本、没有权利的人，更多的获得利益的状态。甚至出现一个滚雪球的马太效应，现代化过程只要进行，它一定会出现这个趋势。问题在于我们要及时的通过制度的创新，来减缓这种发展的势头，使它不至于发生严重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倒不是因为我们发展速度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