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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知青时喂过一头猪。当时我哪有钱去买猪崽呢？提起这头猪，现在说来很滑稽，在当时的确很凄惨。我们家在大山缝里，很少有客人来。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位知青。我们虽然不认识，有朋自远方来，全家当然不亦乐乎。我把挂在屋檐下的吹痨了的红薯煮了一大锅，这种红薯特甜，汤就像饴糖，喝起来粘嘴巴。我把火塘铁丝钩上几只被熏得滴油的山老鼠取下来炒了一碟做下酒菜，还煎了两个荷包蛋。加上七七八八的酸咸坛子菜，家中有点酒，晚餐简直辉煌得像年饭。吃饭的时候，客人要将两个荷包蛋给我的两个孩子一人一个。孩子把眼睛看着我和妻，端起碗就跑。并说：“荷包蛋是给叔叔吃的。”孩子的天真，令我的客人很有些感动。第二天，我的客人在告别时对我说：“满意哥，三天后的晚上，我给你送头猪崽来。”当时我以为他是昨晚多喝了两杯，他的话启发我想起安徒生的童话。
三天后吃过晚饭不久，天上的星星一个接着一个鲜明地亮了起来。像有人端着金灿灿的谷粒对天空在播种。下弦的月，在播下的颗粒中央像挂着一把禾镰的剪影。孩子一人端着一张蛤蟆凳，嚷着要妈妈到禾堂坪去告诉他们看那北斗星长长的尾巴。我在松把火下刨红薯丝，天好要晒些冬粮。
这时候，我的朋友来了。他背着个包，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他迅速解开包的带子，从包内拎出一头猪崽来。这小东西红通通，肉团团，毛茸茸，还在可爱地呼呼困大觉。我惊愕地望着我的朋友，听他笑得很开心地给我讲述这三天中他的大有作为：“那天我到你家，有心要帮你一把。我们农场猪场的那头老母猪下了一窝猪崽刚好满月。我酿了一脸盆甜酒，今晚我端着甜酒潜入猪场，把老母猪和其它猪崽隔开，我把甜酒给这小畜牲吃了，这小畜牲便成了酒醉鬼，我拎起它装入包包就跑到你这里来了。”
他下放的农场距我们村少说也有四十里山路。我留他歇一晚再走，他说莫“醒门子”，明早还要出工。他抓了两个生红薯在手上，便告辞消失在夜幕中。后来我才知道，我的朋友便是知青中绰号叫和尚的神偷。
猪宝宝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不少欢乐吃饭的时候，孩子总要把碗中的东西用筷子扒下一点给猪儿吃。我用柴棍茅草给它架起了一方天地，希望它能快快长大。毕竟在孩子都黄皮刮瘦的日子里，人的肚子比猪的肚子无论如何要重要得多。屋外的庄稼对它具有强大的诱惑，它常常从后面向前猛冲几步越过栅栏跑到地里饱餐一顿，还像流浪儿不回家，害得我经常被队长骂得狗血淋头，经常在天麻麻黑收工后和妻四处去寻它。我们伤心地呼唤着我给它起的名字：“猪罗罗，快回家！猪罗罗，快回家！”它跟着我们饥一顿饱一顿过了三年，毛重也不过四五十斤。结果它还没有逃脱那场可怕的猪瘟，在它没死之前，我把和尚找来，还邀了几位知青好友，把它宰了，饱餐了一顿猪肉。害得以后常让我和孩子，一看见人家的猪，便想起我们的“猪罗罗”，回忆起猪肉的味道回忆起饱的感觉，孩子的口里很自然便会流出口水来。
作为个体户的我，应该是很自由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返回第二故乡去看看呢？如果允许我讲真话，我只能说一个字：忙。我至今虽然没有工作证，但我每天的工作量是令有工作证的人不可思议的。过去在农村是天麻麻亮出工天麻麻黑收工，现在开小杂货店，开门后要接近午夜才关门。我每天在店中打点生意，很像在五台山修行的鲁智深。既是修行，必有佛说教义约束；既开店做生意，便没有年节假期休息，必须天天开门。
生活中常会有很多意想不到。工商局发来通知，要组织个体老板到南朝鲜考察旅行。妻儿都鼓励我这只井中蛙走出国门去开开眼界。印象中南朝鲜我去过无数次，我知道在板门店有一条三八线。线的南边是南朝鲜，首都是汉城；线的北边是北朝鲜，首都是平壤。它们也像我们中国的大陆与台湾，两兄弟打了架，半个世纪还没和好。我还知道在南朝鲜的饮食文化中，有著名的泡菜，就像我们在乡下吃了十年的泡菜一样。那里的姑娘吃了泡菜，个个蛮苗条，个个逗人爱；那里的小伙吃了泡菜，个个会唱歌，个个会跳舞。跳起舞来喜欢把长丝带缠在头上摇呀摇，丝带随着节奏飘呀飘。除了这些，我还晓得蛮多。我得谢谢中央电视台有一档节目叫《环球》，所以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不过这一次我下定决心要外出几天，目的地是到我梦想要“杀猪还愿”的那个地方。
坐了一天汽车，肠肝肚肺晃荡了近千里，喉干舌苦。中途停车，也不想吃东西。挡不住小贩诱人的吆喝声，买了瓶“娃哈哈”水攥在手上。车快到县城，我推开车窗，把它扔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此时的我，正像当年从生产队挑着百多斤重柴担翻山越岭到县城来换米换油盐，也是这般喉干舌苦。那时我一定会将柴先挑到傍县城流过的潇江边，看着江水静静流着，水草细长，顺流俯伏，仿佛千万根绿丝线在水里摊开了一样。有时候，不经意间清理冒火的嗓子吐口痰在水面上，立马就有无数的小鱼来争抢。俯身喝水，波纹粼粼。不但可以看到自己的倒影全了又碎、碎了又全，还可以看到天上的流云缓缓飘过。每次我都像牛饮之徒，开怀喝个肚子咣当作响周身凉快方才离去。用当今小青年的时髦感叹话来讲，哇噻！那水真甜，甜在我永恒的记忆中。
此时我不但想找回了那种感觉，更想身临其境尽情享受。
当我下车后快步走到江边，我的心突然像被蝎子蜇了一下。
放眼看去，上下游河床中隆起无数个山一样的沙堆，随便问问，才知那是淘金者喜洋洋地捧走灿灿黄金后留下的满目疮痍。这情景，猛然之中我觉得就像身着素衣素裤清纯可爱的山寨少女，在她的裸露处都长满了疥疮；又觉得像有一次所见一位身着白衣白裤的时髦女郎，屁股缝中红了一片她却浑然不觉得恶心。
记忆中，在江的两岸是一排排的柳树。如果在春夏的时候，可见到柳丝婆娑起舞，可听到百鸟歌唱。从江面上吹来令人感觉温柔的和风，一阵阵地沁得人神清气爽。然而，在千真万确的实景实地来兑现记忆的时候，取而代之的是散发着臭气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哇噻！很多大城市环境污染严重，这已是人们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但谁能想到山区县城的自然环境也被人为地破坏得百孔千疮面目全非，真是不可思议！难道真的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就要用牺牲环境来作代价？从江边到县政府不到一里地，难道这里的县太爷和其他部门的头头都像那位身着白衣白裤的时髦女郎，屁股缝中红了一片也浑然不觉？
我依然要找回昔日的感觉，我依然要亲口尝一尝水还甜不甜。河边的水上面飘浮着雪花般的白泡泡，看着这些白泡泡，使人总觉得水里面有洗衣粉。我卷起裤子，蹚水至江中，下意识吐一口痰，鱼儿不见踪影；捧一口水喝了，味道好像放了一点点盐。令人难忘的是为了喝这口水双脚被冻得像两只红萝卜。
我并不急于到生产队去，我在我非常熟悉的县城漫步观光。
我对这座巴掌大的县城的了解，就像你问我的手有几个手指一样。我在街上走着，但我发现我的步伐比每个人都快。第一印象告诉我，这座县城变化之微，足以证明这里的人依然是紧紧地拥抱着传统而且还没有意识到要松手。如果说我是从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省会都市而来，我的眼光要高一些。但是在这个县城，我所看到的除了一些醒目而空洞的花架子广告之外，并没有一栋标志性的、或者说是炫耀一点人眼一点的建筑。往日，有车来车往运送甘蔗一派热火朝天的糖厂的烟囱高耸着没有冒烟；有机器日夜轰鸣的农机厂现在已变得静悄悄。
我用没完全忘记的当地土话和官话与人交谈，得知这个县的工矿企业白糖厂第二个倒闭后，其他的就像多米诺骨牌已全部倒闭。支撑地方财政支出的不得不靠微薄的农业税和三十年前知青垦荒时种下的苗木到现在还能卖得的一点点钱。还有人告诉我：在这个人口不足二十四万的小县城，居然有七千多人吃皇粮。
（教师就有两千多）听后不由人不瞠目结舌。要维系如同麻雀大小的躯壳却有着河马内脏的机构运转，小农经济是绝对支撑不了庞大的上层建筑花销的。这如何是好呢？又有人告诉我，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县太爷每年都得跑到长沙像弱智儿嘿、嘿、嘿地傻笑着跟在省长屁股后面伸手要钱。再深入一点打听：凡到这里来工作的县太爷们，一个个镀了三五年金后，都喜滋滋地像矮子爬楼梯步步高升外调了。
我在心里琢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屁股没把椅子坐热，百姓没有脱贫，地方经济没搞上去，就挪窝走人了。如果把挪窝走人的县太爷比喻为一只猫，或许这只猫正在虚心地学抓老鼠。
但令人费解的是：老猫们为什么不教会这些小猫们抓老鼠并督促他们抓老鼠呢？这些猫一旦被视为宠物，就再不会抓老鼠而变成只会吃浑腥的猫了。
翻山越岭到了生产队，我并没有急着进村，我绕着我熟悉的每一块田地，俯身细细地察看禾蔸大不大？壮不壮？种了冬小麦没有？这样，我便能判断今年的收成好不好。突然我发现，山边有几块冷浸田，根本就没有耕作过的迹象，只有草在风中摇曳。
这是分给谁的田，怎么能够把田都荒了呢？这简直令我气愤！
我环顾四周的山，树全砍光了，像十八罗汉匍匐在地上，所见是大小不一的光头。只有突出的岩石，在太阳光下各有奇姿，各具妙色。我在心中哀叹：“鸟崽、野鸡、兔子、麂子……还活得下去吗？难道都要像我们‘回城’一样另谋一条生路吗？”原本以为，那些山与山接壤大片大片的荒地早已被开垦利用，或许是横直成行的橘林、柚林，或许是种上了别的农作物。没想到依然是“涛声依旧”。我嘘了一口长气骂道：真是一群活该饿死的懒东西！
进村，几条狗在冬日暖洋洋的阳光下趴在地上困觉。听到我的脚步声，睁开眼见我悠悠闲闲不像“蛮子”，又闭上了眼睛。
几堆人蹲在地上，聚精会神地在玩画在地上的格子棋。与其说是在下棋，只不过代替棋子的是小树枝或小石头瓦渣。每人面前都摆着几张皱巴巴的角票和几枚硬币。所以谁也没注意我的到来。
“我回来啦！我回来看你们来啦！”我大声喊着。嗬哟！我的乖乖，下棋的人霍地都站了起来，家家门口都探出脑壳。顷刻，这个小山村几要沸腾起来。乡亲们簇拥着我，我首先走进师傅的家。我把带来的糖果大把大把地分发给众人，我给大家敬烟。小孩子得到糖，眨着眼睛好奇地望着我，怯生生地把糖放入口中，然后欢呼雀跃起来。我握着每一个人的手，亲切地问：“师傅您好？伯爷您好？伯娘您好？嫂子您好……”师傅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木讷的脸上抽搐着竟咽咽哭出声来。师母见我进来，先是干瞪眼急搓手茫然不知所措，见师傅哭，她也伴过来拉着我的手哭。受他们男女声二重哭的感染，一个皆大欢喜的场面，竞被哭声所替代，我也簌簌落下泪来。
生产队的人都来了。在我的面前站着的百十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注意到没有一人穿了件像样点的衣服。不少的人在这冬日里，脚上袜子也没穿踏着双烂巴鞋。我还注意到，这里依然没有通电，从我师傅家的摆设来看，可以说没有一样东西与现代物质文明沾得上边，还是我回城时的那个老样子。当我得知他已经是八个孩子的父亲时。我开玩笑说：“师傅，你那根老杆杆真雄哪！”大家才破涕为笑。
记得我离开时，一些穿开裆裤的伢子妹子，当我叫他们名字问他们时候，他们一个个都很骄傲地伸出三个手指或是摊开巴掌告诉我，他们已经是这个数的父亲或母亲了。我问他们：“难道你们这里不实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国策呀！”其中一个叫五崽的脱口回答我：“计个卵？我们又不吃别人的。人多力量大。
这是毛主席说的。我天黑困觉。想搞就搞。“面对这样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