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女孩，她身上有些是我的影子，因为感同身受，写得挺轻松，由此部分地解除了对小说的敬畏，写小说原来没那么可怕。当然小说拙稚，但模糊地表达了那年二十多岁的我的一种写作取向：表达人生中无法克服的孤独、游离与不安感。即使主人公看来光滑平整，但内心都藏有一种缺陷。这缺陷和境遇无关，藏于内心，如雾飘浮。
2001年，在《上海文学》发了4个小说，《卢苡的早春》《最后一夜》等，人物及内心都有些边缘化，小说的风格用朋友的话说是“如早春般稀薄的阳光，像蒙蒙细雨中半明半晦的回廊”——的确，差不多延续了以往写散文的路数，比起故事本身，我似乎更倾向人物心理的描述。当然，这也可能是虚构能力差的一种借口，因为讲不好故事，于是把力气更多用在了细枝末节，还安慰自己说是出于“对剖面的热爱”。
写着写着，题材与风格更日常起来。因着年龄渐长，对生活的观察与感受有所转移，而写作方式上一如既往，我几乎很少深思熟虑一个完整故事，更多是即兴的，因着对某个细节的冲动而跌跌撞撞地写，写了一些后，冲动往往无以为继，接下去便面临烦恼，我该让主人公怎么办呢？该让他们发生些什么才好？我究竟想表达什么？表达的东西有意义吗？在自我怀疑与三心二意中，小说写完了。我想，下一个该想明白了写才好，可下一次，仍这样。
在写小说这件事上，我并未存什么野心。同时，惰性和有限的生活经验也常常成为我不专心的借口，我写得吭哧，低产（我听南京女友说，她认识的一位作家已写了四百万字小说，每日写十几个钟头，我听得心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话原来不是诳人的，小说基本替代了他本人亲自生活吧？其刻苦也一定从写作中得到了某种补偿，但我不能想象这样子的生活，这般对小说的无限狂热我是做不到的），我只希望一直能写下去，没有计划与目的，能够比以前写得更好。
比起当一个煞费苦心的作者，我更乐意当名读者。但我得承认自己阅读趣味的不够深沉，那些结构或内容像迷宫的复杂玩意儿对我只能起到辅助（或折磨睡眠）的作用，尽管它们可能被冠以各种先验性的称谓，可能更象征水准，更具有被评论的价值。
生活本身已累人，再用那些晦涩去折磨读者心智是不道德的。当我试图读那些“深沉”的东西，结果常是头痛，厌世，像从被梦魇住的午睡中醒来。因为这样，我只写自己看得明白的东西。当然，明白到像程德培先生所说，“通篇只看得到强烈的创作意图，而没有其他”也不可取。而现在，这样流于符号化的小说越来越多，主人公从言行到境遇全都典型得过了头，由此变得俗套狭隘。前几天看位名家小说，作家为表达现代女性的心理困顿，让主人公做了件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的滑稽的事，且做得神圣，一本正经——作家充满了感情让她去做，但这桩行为符号化得过了头，只显得失真可笑。
有时，当一个小说写得过分像小说，它反而失却了最可贵的品质。这样的小说看似与生活有染，实则同床异梦。这也许是当写作变成职业后易带来的弊病，一个职业小说家的东西弄不好就会变“油”，变成纸上谈兵，通篇匠气，失掉那些最初而用力的真。
好小说应当是怎样的？真诚，准确，深入。当然，小说不是社论，它还应当湿润留白，富于景深，散放莫名张力，像迷人的阴天。它和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剪不断理还乱，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当读到这样的小说的时候，人生有些意思，而写小说也真是件幸福的事儿。
2005年夏天，和父母姐姐从沪去雁荡山。车厢里，父母睡了，我亮着床头灯看王小波的《绿毛水怪》，行前朋友推荐的，我匆忙下载打印出来。看完一页递给姐姐一页。看完有些忧伤——尽管这词有些文艺，但当时的确是那种感觉。午夜的火车奔驰在黑暗里，一个不真实的，近似科幻的爱情故事会让人如此忧伤，这本身令人感动。姐姐也觉很好，我们躺着，只有车轮碾过铁轨的轰隆声，空气里荡漾着细小的、耐人寻味的东西。那本是平常的一个旅途夜晚，但因为一篇好小说而值得记忆。
清点自己的小说，内容不够剑走偏锋，风格不够解构或先验，我不知道这样一种温和的写作方式是否有前途（而什么又是小说写作的前途？），就这么写吧，有一搭没一搭地，用我的语言和方式，希望随着阅历增加，多些思索，尽量把故事讲得更有意味点，讲出那些我所心仪的碎裂与温暖。
但愿在小说中，我变得更有力，不是锣鼓喧天的力，是藏在不动声色中的力，如苏轼所言“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的力，而这不仅是技术能解决的事。品性、视野、心气、精神背景……它们是决定一个小说品质的背后的真正要素，比“写”更难的永远是生活本身。
写出一个自己期望中的小说是件愉快的事——尽管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没干这个，能活得更健康些，把精力用在其他更“务实”的事上。写小说是会损耗人的当下的快乐的，即便是一个不好的小说，这个过程里，也会令人心力交瘁，因为你努力想让它显得好一些，但这不容易，于是被牵绊，便磕磕碰碰而不得。那么不写吧？那么多什么也不写的人不是活得挺好吗？并不因此少了什么，但，有些事物和细节会在内心怂恿，固执地，当你不甘心咽下时，那么，只有找机会吐出来。
无论如何，我要感谢文字的搭救，令那年夏天菜场的窘迫没再延续，给了我一个名正言顺读小说的机会（曾经，我是多么胆战心惊地把小说藏在课本下看，结果总是被父亲发现，那一刻的感受，只能用四个字形容：灭顶之灾）。如果我懂得惜福，写作，应当是我一生中最大幸运之一。前几天，我在朋友的一份拍卖目录上看到当年那位国画老师和其他一些美术行业熟人作品，标着还不错的价格，每尺方比每千字丰厚多了，朋友说，你当时要是坚持下来多好！哪怕画画插图，弄弄装帧也比一个个码字强吧？我没回答。或许一切都是命定，像世上其他事一样，对我这样一个内心既懵懂又充溢着胡思乱想的人来说，文字及小说可能是最适合的表达了。
责任编辑 晓 枫
印象·犹如陈蔚文
赵 彦
如果真像纳博科夫说的那样，我们躺着写散文，站着作诗，坐着作学术，那么，小说一定是跑着写的。一个又写散文又写小说、躺着又跑着小步写作的陈蔚文该如何定义呢？突然想到“阴性”这个词。也许联想到2005年她发表在《天涯》上的一个长篇散文《阴性之痛》。事实上，大概再也没有比这个词更适合于描绘陈蔚文的文字与她的人了：粘黏的、阴湿的、液体的、雌性的、带隐痛的、不明亮的、本能的，文字与人都与现实隔着一层不透明的、难以穿透的雾霭。
陈蔚文身体似欠佳，至少有好几年的时间是这样，也许疾病带给人疼痛的同时，还会给人以过度的灵性和敏感，因为这样，陈蔚文有了化学光线般的直觉力以及她贴骨贴肉的文字。
认识陈蔚文那年，她刚结束一场病。经一位朋友牵线，我们在浙江兰溪（对了，我们是同乡）一个餐馆里见了面。不知为什么，读过她的小说，我竟会对她有一种胖的印象。她很讶异：除了婴儿期，我可从没有过胖的日子啊！后来我想，准是我把当时《青年文学》杂志刊登的另一位女作家与她弄混了。几个月后读到她的一篇散文《小城之春》，其中引用《疯狂的披头士》中所说，“要想成为一个富有吸引力的人，就必须要瘦，要非常苍白，要有厌烦感”，而在我看来，她长成的正是那类人：白且瘦，当然，并不神经质，尽管她的淡漠表情很容易让初识她的人对她的热情度产生相当的怀疑。
她瘦，但好美食（她还在一家名刊主持“小厨”栏目，并亲自做过几期菜，从菜的成品效果图来看，手艺甚佳），买过许多饮馔方面的书，每回看都有初看的专注与迷恋，其对美食的爱好程度与她弱不禁风的模样简直形成令人咋舌的反差，但她又最怕肥胖，肥胖对她来说是自我的一种罪孽，我想，是否她觉得那些白花花的油脂会荼毒人身体里强健的智慧神经呢？不过她并不约束自己的胃口，想吃就吃，想唱就唱——对了，她还爱好K歌，有回在乌镇，正逢她过生日，我们用歌声度过了一个夜晚。
那天，在兰溪的初次见面聊什么已全忘了，大概说到疾病，还有美食。几天后，我与陈蔚文开始互通邮件并很快成了好友。我在信中向她提到了气息这个词。这也是她倚重的词。气息，她一直强调这些如幽火般藏在人的身体沟壑间的密码，大约像某种互相指认的磁或者波，人们得以在茫茫人海中互相鉴别、吸引或排斥。
她的气息就是那种带着雾状、低郁而温暖的粉色的东西。
我记得她喜欢的另一个词，叫温度。她常说这个人有温度，这个词有温度。她用的词很及物，像她的散文与小说。但是她本人却常给人没有温度的错觉，大约因为她在陌生人面前很少笑的缘故，她不会像某些我所认识的七十年代后的女作家那样，与人初识就会眨巴着电磁炉样的眼神，想让人在瞬间熔化，她说话声音低、语速不快，可有着孩子样的童真和善良，她喜欢卡通，喜欢“米奇”的T恤和牛仔裤，喜欢旅行（出发前的高兴甚于旅行本身），爱看搞笑片及港台爱情片，不看恐怖片，她甚至受不了大卫·林奇的《蓝丝绒》，她对残酷事物的承受力非常之低，低到连正视的勇气都缺乏，她情绪化，依赖性很强，据她说，在家里去趟洗手间都想找个伴儿。
她属于那种基本上幸福的女人，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幸福的话，那或许就是给她的幸福太多了，所以她不幸福一对于一个写作的女人来说，一种有缺陷的生活也许会更吸引她，适度的窘迫，有疼痛感的童年，短暂的贫困，不景气的外貌……只有当生命被置于这些缺陷之中时，生活才变得真实而有质感。陈蔚文大概属于那种缺陷不多的人，优裕的家世、顺利的学业、稳定的感情、相对自由的工作。当然，这只是外人所看到的，事实上，一个外表再光滑的人，也会有着他人所不知的种种内心困顿吧，我想陈蔚文亦如此，她把它们部分地变成了文字，给了林林总总的主人公，他们多半是不幸福的，或者看起来有理由幸福，但内心藏着尴尬以及比尴尬更严重的问题。
在生活中观察、定格以及放大人生的不完美，并贴近地表现出来的能力也许就是种写作天赋。或许，是在文字里透支了这种直觉力以及敏感力，以至于陈蔚文在生活中有时候单纯和恍惚得可爱。比如她永远记不得走过N次的路，永远不知道什么才是最适合自己的风格（一逛商店她就没了主张，和她极有主意的博士美女姐姐正相反）。在上海，她在万体馆一带，离我住处很近，下班后我们约在一起，短短的半公里路，每回都要我去接她（为此她非常抱歉而无奈），要不她准迷路。她完全没有方向感，每条路对她都似曾相识，我觉得仅凭一个农民的智慧就可以在任何一条陌生大街上拐走她。不过也许正是日常生活中的这种不清晰性、无目的性成就了她的文字表达。
对于她，也是对于所有的作家来说，那种迷糊、松弛。也就是用艾柯的话来说是“放任自己的状态”对文学创作太重要了，而通常人们以为的那些有目的的行为，对事物准确的洞见性及参与感，对写作却不是什么好事（对很好地安身立命或许是好事）。知识掌握越深，世界越清晰，人也变得越盲目，也越无法看清自身。而好的文学恰恰不是去表达一种科学般的、可视的、逼真的、清晰的生活，因为生活本身并不可视，它暧昧、中性、常令人无所适从。小说要捕捉的就是暧昧、中性、令人无所适从的生活里的那些气泡，那些虽然构不成物质，但却是绝对少不了的空隙。
艾柯还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消除了宇宙粒子间的空隙，那么宇宙就可能是个小不点儿的圆球。”生活里的这些徘徊、矛盾的瞬间，就是我们的空隙与气泡。陈蔚文小说里的那些情感生活中的窘迫、失望、彷徨与无所适从就是我们要寻找的气泡。她用她那双隔着雾一样的眼睛来透视她笔下主人公的人生，让我们看到他们在人生里的挣扎，而这些挣扎通常都掩盖在貌似令人放心的生活之下。在主人公大段的心理活动与细节后，我们看到了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