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父养好伤，打算去延安。大姑说你算了，不能去。你和县长一块进去的，县长崩了，你跑了，人家不说你是叛徒才怪哩！你得隐姓埋名，躲在小地方，老老实实过日子。岳父昏睡三天三夜，起来就成了郝建功。他自己给自己取的名。岳父睁开眼，阎王爷也睁开了眼。阎王爷取过花名册，在郝怡仁旁边打个括号，批上郝建功，他在小镇街头打饼子，卖馒头。过日子过媳妇。他娶过媳妇，生个女儿就死了。
刚解放那会儿，铺子里来了个陌生人，买完饼子还不走，盯着两眼看岳父，岳父反过来也看他，看着看着，两人就抬起手，相互指对方你是……你是……话没说出口，紧紧抱在了一起。那人曾是地下党，在北山带过游击队。那人说你在这里打饼子卖馒头太屈才，跟我到拥军学院去教书，我是校长，我说了算，眼下正缺少你这号文化人。那人本是回乡探亲的，搂草打兔子——意外得惊喜。
这样的好事像做梦，岳父就从梦里走进革命队伍里。从此，郝建功像个郝建功模样，白府绸衬衫扎进蓝咔叽西库，站在讲台抑扬顿挫，给那些献出胳膊献出腿的军官们教生字，讲运算，遒劲的粉笔刷刷刷潇洒在黑板上。这就是命，这就是运。命运还安排他到长沙去进修，在那里娶个媳妇也是教书的，身边带着三个孩子。
梦里的好事不长久，大姑把岳父的未来看透了。大姑懂古训，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岳父是“疑人”，用他就得出问题。1956年肃反查历史，怎么县长崩了，他跑了，家庭又是富农成分，其中肯定有大问题。专案组左查右查没结论，没结论不等于不怀疑，怀疑就得有说法。于是，1938年那样的县政府就姓了阎，岳父那时的官就是阎氏的官，它和他都成了“白色”的。白色的历史糊成黑色的帽子，上面写着五个大字——“历史反革命”。从此，岳父扑簌扑簌的眼泪洒别红色的讲台，返回本已遥远而陌生的家乡。临别那天，老天下着雨，下着雪，雨和雪搅在一起，沙沙打在脸上，似针刺生疼生疼。火车开了，校长出现在站台上，远远站着，挥了挥手。
16年过去了。16年前，岳父黑布蒙眼离开这座小县城，16年后，他戴顶黑帽子回来了。他没有走正街，正街应当从南关进城。他走的西街，那是他熟悉的地方。
西街南面有一排整齐的门面，柜台上摆满百货日杂。这里过去是他家的蒸馍铺、饼子铺，他曾踩着小凳在案板上团面团，捏面人。
再往前走，过去的私塾变成了当今的药铺。此刻，耳边响起儿时朗朗的读书声，四书五经从这里走进他的记忆。
十字路口那棵古槐长粗了，他和伙伴们上去掏过鸟窝，暖暖的草窝里有五只小鸟。小鸟离开窝，当天夜里全死了。他到地里挖个坑，把小鸟掩埋了。
过了十字路口，坐北朝南是县政府，而今还是县政府。他站在大门中央，把怀里的孩子往高里抱了抱，周身奔涌着兴奋与激动——“岭连岭，山连山，山山岭岭紧相连，男女老少手挽手，众志成城抗敌顽。”这是他半夜在煤油灯下哈手写成的。
县政府斜对面耸立一座高门楼，门前有一对青石狮子。他站在门口不用往里看，便知那是两进院落，东西南北四面房檐等齐，檐下横罩铁丝网，网上悬挂大铜铃。这就是他的家，“土改”时他划定“富农”，院子归了公，门口挂上县教育局的牌子。三个孩子呆呆地望着狮子，手指木然抠动狮子嘴里的石蛋蛋。院子里走来一伙人，把门的赶紧把两扇门开圆，冲他们虎着脸吼道，快走开，这里哪是你们随便玩耍的地方？大姑拽拽岳父的衣角，两脚极不情愿地离开了。
岳父眼里有泪流不出来，迷蒙蒙俯视脚下的泥水。他不再寻找，不再奢望，没有目光会同他相接，所有的惊奇、疑惑和冷漠统统印在背上。岳母挽着岳父的胳膊，并排走过弯曲坎坷的青石街巷，步履稳重而坚定。拐进小巷不远。墙豁豁闪出一间破厦厦。大姑从墙豁跳过去说，先住这儿吧。这是张大娘家原先住的地方，土改时她分到好房子搬了家。
纸幡扎好了，低垂在门楼上。我到门前看了看，挺满意的。扎纸幡的说，老汉人缘好，给扎大一点。那纸幡就比平常的大了好几层。我好生感激，好生感慨，为那几层纸。
岳父放下行李，找治保主任去报到，他苦笑着点点头，双手呈上遣返介绍信。治保主任佝偻在一张单桌子后面，抬抬屁股接过信，眼球触到那五个字，脱口啊了一声，随即瞪大眼睛，像雷达一样在岳父身上搜索来搜索去，仿佛能够搜索出异样的信号来。然而，渐渐地，渐渐地，圆睁的小眼眯眯上，斜斜地瞅着桌子上散乱的烟卷，两片厚唇黏合住，不漏一丝儿缝。岳父憨掂着脸，期盼治保主任再说些什么。毕竟合伙掏过鸟窝，毕竟好多年不见了，毕竟往后要常打交道，毕竟……就在这时，跟他脚后跟进来的那个人，立马上前一步，伸手递上一根纸烟，把剩下的多半盒放在桌子上，然后在悠然的烟雾里，把要办的事三言两语说妥了。岳父在外营生近十年，哪能看不出这点门道。但是，岳父不抽烟，身上也不带烟。只得再次微笑，哈腰，点头，那意思便如同敬烟一般。治保主任还过一些些没有肉笑的皮笑，挺一挺胸脯说，仁娃，回就回来吧，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日后找社里划块院基，盖上几间房子。岳父再次笑得更自然，腰弓得更深了。
吃公家饭两个肩膀抬张嘴，干庄稼活得自己摊家什。岳父刚回来，要啥没啥，割草得借镰刀，锄田得借锄头，送粪得借小推车，有时借三家五家才能借得到。岳母常跟岳父开玩笑。岳父说我去东家借什么东西去，岳母说你去化缘吧。岳父说我去求西家办什么事去，岳母说你去化缘吧。大姑在一旁叹口气，说你就到处化缘吧，现在运动一场接一场，往后还少不了。岳父听了，笑咧咧的嘴骤然无声，肉愣愣僵在脸上。
岳母和大姑说岳父去化缘，如同流水有源头。岳父天生不会笑，长到三岁还不会笑，任凭怎么逗也不笑，胳肢他胳肢窝都不笑。祖母也沉不住气，抱着他到大佛寺去求佛。住持见母子俩进来，上前搭语，阿弥陀佛，贫僧等候多时了。说完，转身把母子俩带到布袋罗汉塑像前。据传布袋罗汉成天背个大口袋，串东家走西家，走到哪儿笑到哪儿，人还未到笑声先到，从早到晚笑得合不上嘴。他人缘好，好化缘，披着星星回庙时，布袋总是鼓鼓的。面对布袋罗汉，住持垂下眼帘，念念有词，赐名“郝怡仁”。祖母点点头，心领神会，分明要儿子当一个好人。岳父跪下去是个闷葫芦，爬起来成了嘻嘻妈，满寺里疯跑，乐得屁颠屁颠的。此后，有谁举手打他，他就做个鬼脸，嘿嘿一笑，躲了过去。
岳父去犁地，扶犁扶不稳，粗一犁，细一犁，深一犁，浅一犁。驴拉犁一下子轻，一下子重，轻了往前倾，重了拉不动，不一会儿，驴脾气上来，四蹄定住嗷嗷叫。他可嗓子瞎吆喝，快走、快走，再不走打死你！驴根本不懂他这话，依然站着不挪步。他用鞭子赶，鞭梢缠在鞭杆上。后面人催他快一点，他掂过鞭杆抽打驴屁股。驴猛地尥蹶子，踢在他大腿上。他抡起鞭杆正要猛打，后面的人赶快挡住说，你千万不敢这样打驴，想挨批斗呀？地主李登科打了牛一鞭杆，连着批斗了他三回，回回都得学牛叫。
岳父整晌撅个嘴，回到家土不打，脸不洗，饭不吃，水不喝，拿根铅笔画布袋罗汉。他画一张、撕一张，画一张、撕一张……临了纸屑扫了一簸箕。打那以后，岳父有事没事画画布袋罗汉。他画的布袋罗汉千姿百态，有微笑，有大笑，有傻笑，有苦笑……画完了，捧在手里，眯起眼左看看，右看看，看够了，笑够了，划根火柴给烧了。好像听岳父讲过，只有一张没有烧，岳母执意留下了。
院子里摆满花圈，一个摞一个，只能看到落下款的那一条。北屋长长的房檐下，铁线从最东头拉到最西头，叠成一条条的挽幛，竖着密密麻麻挂满整个铁线。
老治保主任病在炕上起不来，打发儿子送来花圈。那花圈个儿真大，一墙多高，从门里抬不进来，只好对着院门放在街巷里。
有人挨着细细看了一圈，嘴里吸溜吸溜地对大伙儿说：“挨着我死了，能有老汉这两下，我就蹦着去见阎王爷。”
另一人撇撇嘴：“想得倒美，谁敢跟老汉比？”
又有人扫了大伙儿一圈，唾沫星子乱溅：“像老汉这样是全县头一份。县长他爹死了，花圈送得再多，礼送得再多，那都是假的。”
大伙儿低头，定眼，看天，思想跑得老远老远。
“老汉一辈子好人没脾气。”我去西厢房拿白纸，张大娘还在不停地夸老汉，“他担茅粪在前面走，一群孩子跟在后面闹，争着往茅罐里投砖头瓦块，屎花子、尿点子，黄黄绿绿，密密麻麻，脏兮兮溅了他一身。他放下担子，转过身，点点头，笑一笑，对娃娃们说，好娃，别溅了，小心把茅粪溅你身上，回家要挨打哩。说完了，又担起担，猫着腰，嘿嘿往前走。”
张大娘说这些，仿佛是揪我的心。新婚那夜，妻子捂在被窝里哭，她说我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政治要求一定很严。她家是富农，父亲历史有黑点，她“黑五类”会连累我“红五类”。我说我知道，不嫌弃。嘴上这样说，泪在心里淌。一年前，组织决定发展我入党，我填表在备注栏里说实话。组织知道了，派人去调查。调查回来，找我谈话，说我现在没结婚，影响不太大，以后结了婚，会是什么样，谁也说不好。组织要慎重，决定推迟发展，让我经得住长期考验。后来尽管拿到党票，但是，那道伤痕时而隐隐作痛。
寿衣买回来了，裹了两大包袱。姨姐唤张大娘到北屋去检点。张大娘抱起枕头，眯缝老眼看仔细，一头绣的南山不老松，一头绣的东海长流水。看过了，又半握拳头捶打捶打，挺瓷实的，口中连连赞道：“好人好枕头，好！好！好！”
姨姐眼里噙满泪珠子，紧紧握住张大娘的手，哽咽着说：“我爸生前常念叨，乡亲们对他太好了。那次，红卫兵要到家里揪斗他，乡亲们知道了，立马拥满整条巷，愣把红卫兵堵在巷口进不来。有乡亲们打掩护，十年大浩劫，我爸没受过一丝冲击和伤害，成天钻到家里研制他那灭草剂。”
张大娘摇着姨姐的手说：“九九归一，还是老汉人好，命好。”
大姑止住哭，抱怨道：“还说命好呢，世人都平了反，就他的案子翻不了。我这一包子的东西留着还有啥用？” 旁人附和着，是啊，是啊，老汉冤枉了一辈子。
张大娘有些愤然，塌陷的瘪嘴一启一合：“唉——人能是棍？用着时抡起来防身打狗，用不着就撅巴撅巴当柴烧，恨不得烧成灰。啥世道？”
棺材买回来了，八个小伙子龇牙咧嘴抬进屋，将它安放在北屋正中间。棺材是柏木的。两帮、顶盖和底都是独板，中间没有合缝。木头三寸厚，没有一块疤结。大舅哥，二姨姐和小姨妹都在省城工作，正在路上往回赶。他们动身前打电报告诉家里，棺材一定要买最好的。大伙儿议论着棺材真好，不管从哪个方面讲，都该给老汉使副好棺材。
棺材暂且放得很低，两条板凳扳倒垫在底下，待人装进棺材，再把板凳立起来放好。张大娘指使人扫尘，用扫炕笤帚将棺材里面细细打扫一遍，又拿指尖把木屑屑拈出来。垫纸垫了七层，一律用的细麻纸，张大娘说，垫纸最多垫七层。人死后“论七”哩，头七、二七、三七……褥子铺了三床，底下那床是白的确良，洁洁白白。中间那床是缎子面，刺着大花牡丹。顶上那床用黄棉布做的，上面绣了九条龙。铺好褥子，张大娘吩咐人把枕头摆好，她说让老汉美美地歇着去。
岳母躺在北屋西头输液，听说人要入殓，挣扎着要起来，大伙儿按不住。她左臂挂着吊针，挪到书柜跟前，从书摞里翻出一张人物画像，叮嘱姨姐装到岳父上衣口袋。
姨姐展开画像，上面画的布袋罗汉。画像跟大佛寺布袋罗汉的塑像像极了。难怪岳母一直保留到如今。看到布袋罗汉的画像，我就想起大姑给我讲岳父小时候的故事。我说大姑迷信，大姑说信不信由你，反正是真的。
岳母走到棺材前，看见里面的枕头，示意姨姐拿出来。
姨姐疑惑，就看张大娘。张大娘摆摆手，不让往外取。她说：“老汉喂牛，踩耙，担茅子，啥重活脏活都干了，活活受了一辈子苦，该舒舒适适地歇了。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