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他又坚决地阻止了家里人为我通风报信的请求：不能让小海（我的乳名）知道。父亲啊，我的父亲，你到底以一种如何的承受力，瞒了儿子那么多不该隐瞒的细节，当了军官的儿子，到底在你的精神深处又真正地补给过多少具有营养实质的钙片？！
看来二弟是带着不甘、不愿和无奈离去的，滂沱大雨是长天的眼泪，流完了，逝者就真的能安息了吗？千年南方丝绸之路从我们寨子边由东向西悠悠而去，大型马队和零散马帮日夜不停地往返着，那可是浩浩荡荡鼓舞人心啊。所以，在这个新生事物和现代气息风起云涌的时代，村村通公路的目标已经成为伟大的现实，古道外延的扩大之后，形成了今天庞大的山村公路网，就像当年古道要有马队行走一样，今天放射状的公路诱惑着促动着山村的摩托化的迅速形成，宽宽的公路是需要车辆行驶的，从而导致了山高皇帝远的随意发展的格局，没人能够有效整合山村的车辆管理和梳理必要的交通秩序。
二弟在三月问骑摩托肇事了，在两辆无牌无证的摩托车相撞的刹那间，我想象得到二弟一个人从摩托车上飞出去时的情景，肯定像一头倔犟着牵不住了的发情的毛驴。二弟出事后，医院对他实施了最有效的救治，扯着衣角地把他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这让全家以及全村人都感到高兴啊。父母都还健康地活着，二弟没有理由让老人先为他送行的，二弟的康复就像整个盛夏的气温，让我们的情绪热得一浪高过一浪。问题是我们的情绪热浪很快就被一阵突来的寒流，扑灭得无影无踪不知去向了。二弟在七月一号的下午，独自背着一个竹篮离家走了，当他即将出门的时候，给家里郑重其事地说了，说是出去走走亲戚，静上几天就回来。可他走了就没有回来，准确地说是在他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那个不争气的二弟就压根儿没有想着回家的。他的不诚实和不地道表现在跟父母跟妻儿说了谎话，二弟是于次日天亮时分服下“三步倒”农药后，把呼吸交给家园外的一处矮墙的。按照当地习俗，成了孤魂野鬼的人，不可以再入家门做殡葬礼仪，更不能使用体面的寿木。在另外的那个世界里显示自己的良好品行和不赖的身价的。但是，父亲特许了我那个不辞而别的很不像男子汉的二弟重回家里，父亲毫不吝啬地把手一挥，就把自己心爱的寿木让给二弟了。那是父亲在壮年时亲自伐木锯板，并请最好的木匠师傅做的未来“暖床”，寿木的木工手艺是上乘的，漆是货真价实的土漆，寿木的原板上一个结疤都没有，溜刷得无可挑剔。一切的一切都是以农村风俗和彝族习惯进行的，父亲为此感到满意而自豪，我们全家以及左邻右舍的人也一起为父亲高兴。然而，父亲的希望因为我二弟的极端行为，彻底地在澜沧江上打了水漂，父亲没有享受到自己的杰作，让我那个不听话的二弟占有了。
我是在赶回去为二弟送行刚要进家门的那一刻，才知道二弟是服下农药以极端方式出走的，这让我十分的不能理解也不能够接受，当时我真正地弄清楚了什么叫大脑空白。就在我迈腿进入家门的时候，才觉得人世间的事情与大自然是如此的不谋而合，人生就是这样变幻着，让人猜测不透呢，悲欢离合总是相倚相伴啊。我的二弟安静地睡着，不像往常一样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了。在我进家的时候，也才知道父母双亲已经被送到乡卫生院了，他们比我更不能面对和接受这种事实，这是谁人都能够想象得到的情景和场面。从临进门前知道二弟那自绝的方式那刻起，我开始痛恨亲爱又可气的二弟了，在我迈着像绑了两个三十斤重的沙袋的双腿走入那个自己过于熟悉的院子时，很不均匀的悲怆的号哭声迎面而来，给我当头就是猛然一击，我只有放慢忽高忽低的步子，二弟横陈在家里的局面已经很狼狈不堪了，我这做长兄的可不能再当众倒地了，在如此特殊的场面里我一定得像一座灯塔一样站着亮着，必须是队列里那个像标杆一样的排头兵。这是我与二弟相处四十年以来，唯一一次进门而且当众就骂他：都不要哭，不值得我们用眼泪为他送行。
我呵斥的声音，真是具有如雷贯耳之势，所有哭着的人都把声音藏进布袋里，整个庭院忽然之间静如五更天，好像连虫鸣也都戛然而止了。我也是第一次透彻地享受了做大哥的威风，把个山村的躁动挤压得无声无息，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作为一类怪物，从澜沧江底浪里白条般地突然出现。就现场的静止状态来说。我的声调和语气肯定是早到的春雷，所有的人都感到了惊诧以及不可理喻。那一刻，我是痛恨我二弟的，痛恨二弟的不光彩行为对父亲最直接的刺痛和打击。从而导致父亲的生命以初秋最迅速的进程，进入冬季而意想不到地衰落了。随意地责怪二弟，那不是我作为长兄应该做的事，我真的随时随地都应该包容二弟，可这次我从心里根本地失去了这种包容的精神基础。我始终认为，二弟找出一万条理由也不能开脱他的罪责，心胸狭隘的二弟已经等同于疯狂的狐狸蜂，二弟与狐狸蜂的先后进攻和左右夹击，把父亲过快地挤出了生命的棋盘。
二弟的反常绝命而去，出发点和症结到底在哪里，我百思不得其解，父亲也没有说，我就当二弟是典型的心理障碍，但是，问题又不会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二弟在被我们从死亡线上拉扯回来之后的整个康复过程，表现和反应都是正常的，我曾带他出来做过CT检查，全身的要害部位都没有任何异常。二弟责怪自家的包谷、稻苗和烤烟长得不如别人的好，这些我们认为是极其正常的心理活动，毕竟自己因健康原因不能亲自下田仔细薅锄，进地里精心照料，不能像往常一样历尽一个庄稼能手的职责。把心爱的禾苗扶植成自己心中勾勒的健壮模样，二弟的心急火燎状态，我是完完全全可以想见的。只是觉得二弟千万不该与自己心爱的庄稼和亲密的家人，不打招呼地匆匆而别呀，二弟丢了庄稼的脸，也丢了家人的脸啊。
能承受苦难的人，同样才能享受幸福。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初，被滇西地质大队正式招收为工人而奔走于整个滇西山水之间的时候，那种在行走中勘探的神情以及风采，我只有靠想象的剪刀去任意剪裁和组接了。大理、怒江、保山、德宏和临沧，这些概念中的地名，在我很小的时候，是父亲在艰辛劳作之后的火塘边，像讲战斗故事一样给我灌输到记忆的模板上的。父亲在滇西的山水之间奔走了五年之后，被一人带着我老姨过生活而缺少男劳力的奶奶，连哄带骗地催回去了。爷爷在父亲八岁的时候就走了，奶奶拉扯着父亲和老姨，把祖传的老屋和田地守候并经营得像模像样，然而，在父亲工作后奶奶又穷追不舍地让儿子回去把持祖宅，个中的原因和奥妙我就不清楚了，在我今天看来，奶奶自有奶奶的道理和难处，我丝毫没有责备奶奶的意思。父亲是以家里有急事告假回家的，什么也没带就回家，回去后就再也没有返回地质队，父亲丢了一份现成的工作却保住了一个稳定的家庭。后来的后来我才体会到父亲的苦衷和无奈，父亲对被迫丢了的工作是后悔的，在不同的场合和心态下，以无声的反抗埋怨过奶奶的，只不过是父亲不说，永远地把一生的遗憾深埋心底而已。
在我后来当兵入伍并健康地成长并进步着，每月有一份固定的工资的时候，我就更能体会和感悟到父亲深埋心底的那份遗憾，甚至是血液里奔流着的不服气。这种忍耐、不屈和抗争，父亲把它转嫁到我的身上，他未竟的梦想完全地由我去逐一兑现。也是吧，飞出山沟的凤凰，凭什么非要歇落回原地去呢，这与传统的叶落归根不是一回事，也绝不是父亲一个有志男儿有棱有角的理想归宿啊。原来，父亲在倾力支持儿子安心部队保家卫国的大背景下，有着自己最隐蔽的私心和壮志。
这就是我敬重的父亲，这就是我那位对儿子什么也不说的父亲，这就是我那位把儿子当作续梦工具一丝不苟地使用着的父亲啊。
我是不是真的读懂了父亲了呢，尸骨未寒的父亲在知道儿子背着他如此解构他内心积郁和宏图大志的时候，会不会破口大骂儿子的胆大妄为给他揭露隐私，而让我戴上不孝不忠帽子呢，我不得而知。我只是想啊，父亲是了解儿子的，而儿子也是了解父亲的……
责任编辑 宗永平
希波克拉底之誓
陈 彤
至今为止，北京协和医院依然是中国医学界的珠穆朗玛。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在这座医院里那些为医学而奉献了一生的人的名字？杨秀玉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复校后的第一届毕业生，在她念书的时候，绒癌还是一种高度恶性基本无法治愈的妇科肿瘤，当时国际上一位知名的肿瘤专家曾这样谈论这种疾病：“凡是绒癌一定治不好，凡是能治好的，一定不是绒癌。”
绒癌的全称是绒毛膜癌，是一组叫做滋养细胞肿瘤的恶性肿瘤中的一种。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绒癌患者的命运还几乎是无一例外地死亡于绒癌，绒癌被称为“癌中之王”，但是现在，肿瘤专家们在一起聚会，开玩笑的时候，有时会有人幽默地说：“如果人的一生注定要得一次癌，我愿意是绒癌。”理由很简单，绒癌的治愈率已经达到80％以上。而从完全不可治到可以完全治愈，不能不提到一个名字：“宋鸿钊”。他在国内首创了大剂量化学药物治疗方法，使绒癌的治疗取得决定性突破——根治绒癌，即，通过化疗为主的治疗手段，使绒癌患者获得治愈的效果。而这一工作不仅为化学药物治疗恶性肿瘤树立了成功的典范，而且宋鸿钊教授在研究过程中所提出的临床分期，1986年被世界卫生组织采纳，成为滋养细胞肿瘤的分期标准，是为“宋氏分期”，这对于一个把医学当做毕生事业来追求的人而言，是莫大的成就。正是由于他的杰出成就，宋鸿钊教授成为中国工程院成立后的第一批院士。1996年，宋教授被英国皇家妇产科医师学院授予院士，他是享此殊荣的第一位亚洲人。
跟随这样的前辈攀登医学高峰，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究竟是幸运还是太过艰辛？北京协和医院滋养细胞疾病诊治中心首席专家、中心主任杨秀玉是宋鸿钊教授的弟子，她从1977年开始跟着宋鸿钊教授研究绒癌，到现在已经历经三十年之久，从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到卫生部甲级医疗成果奖，从医科院医疗成果一等奖到首届陈嘉庚医学奖，乃至全国医药卫生成果金杯奖，奖项接踵而来。人们说她很幸运，因为她在那样年轻的时候就那样幸运地遇到一个泰斗级导师，如果要说这些话的人，照着杨秀玉那样的生活方式重复一遍，不要说三十年，就是三年，他们也未必肯。
一位协和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当住院医的时候，轮转到杨秀玉手下，一个月以后，她下定决心把自己学了八年的专业废掉，从此金盆洗手不做医生。问她，她说：“因为我没有杨大夫那样的境界。我做不到像她那样，把医学把病人当做生命中的头等大事，所以，我注定不会是一个好医生，在医学方面，也注定不会有她那样的成就，所以我不如趁早放弃，去干别的，好有工夫享受青春享受生活享受安逸。”
这件事情，杨秀玉当时并不知道，很多年以后，旁的人告诉杨教授那位学生放弃医学的真正原因时，杨秀玉吃了一惊，因为她知道，对于一个学了八年医学且在协和医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来说，放弃是多么可惜，但是当她知道那位学生因为转行而生活得安逸轻松时，她什么都没有说。因为她在协和干了一辈子，她太知道这中间的艰辛了——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如果他（她）希望安逸和轻松，学医以及做医生，确实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帐篷
杨秀玉至今依然非常清晰地记得，影响她做出一生最重要的职业选择的那堂课。那是林巧稚教授第一次给他们上课，林大夫的第一句话是：“受精卵比米粒还小得多，在母体内遨游一周，就长成一个孩子出来，这里面有多少奥秘需要探索。”
那一瞬间，杨秀玉决定了，要去妇产科。
林大夫的一句话，激起了一个年轻女子对生命的好奇，协和医科大学要读八年，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杨秀玉是医大六年级学生。
实际上，这并不是杨秀玉人生的第一个决定。对于杨秀玉来说，她最早的理想与一首曾经广泛流传的歌曲有关——《地质队员之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