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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章里，我们分析了庄子所论述的两个层次的知识。在第一个层次上，他论述了事物的相对性，达到了与惠施一致的结论。在这层次上，庄子同意名家，而从更高的角度批判了常识的观点。在第二个层次上，庄子超越了惠施，并从更高的观点批判了名家的论辩，这样，道家便也批判了名家；而道家的论证，从逻辑观点看，比名家的论证处于更高的层次。道家和名家的论证都否定人们的常识观点；为了解它们，需要对它们进行认真的反思。
在另一方面，墨家的儒家中的一部分都站在常识观点的一方。他们两家虽然有许多不同，但是都主张要从实际出发，这是两家的共同之处。为反对名家的论辩，他们几乎是沿着相似的思想路线，从认识论和逻辑的理论来维护常识的观点。这些理论便构成“墨经”的内容，儒家在这方面的思想见于《荀子》的《正名》篇。荀子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儒家思想家之一，在后面第十三章里，将对他进行讨论。
关于知识和名的讨论
“墨经”中的认识论理论是一种朴素的实在论。它认为，人具有认识事物的能力，它是“所以知也，而不必知”（《经说上》），就是说，人依赖认识能力才得以取得知识，但并不因有认识能力就必定有知识。其原因是，人的认知能力必须与一个知识对象打交道。“知也者，以其知过物而能貌之。”（见同上）这是说，人以其认知能力和对象接触，得以辨认它的形相，由此构成知识。除去视觉、听觉这些感觉器官，人还需要有一个思维的器官，在中国古代把它称作心，“心也者，以其知论物”。（见同上）就是说，人能理解对象要靠心之所知。也就是说，人以其感官把外界事物的印象传达到心，心则对这些印象进行分析综合，加以解释。
“墨经”也从逻辑上对知识加以分类。以不同的来源而论，把知识分为三类：从个人直接经验而来的知识，从权威而来的知识（即听来的，或从文字中读来的），从推论而来的知识（从已知推到未知）。以知识的不同对象而论，分为四类：对“名”的知识，对“实”的知识，“对应”的知识，以及行动的知识。（见《经上》）
我们都记得，名家特别注意“名”、“实”和两者之间的关系。《墨经》里《经说上》对“名”“实”的解释是：“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就是说：“名”是人用以指事物的代号，“实”是人所指的事物。当一个人说：“这是一张桌子”时，“桌子”是名，人又藉以指物，这“物”就是“实”。用西方逻辑学的术语来说，“名”是一个命题的宾语，而“实”则是一个命题的主语。
《墨经》把“名”分为三类：达名、类名、私名。《经说上》称：“‘名’：‘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个人的名字），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这是说，“物”是一般名词，一切“实”（实体），都要归入“物”之中。马是类名，凡马这类实体都必须冠以马的名称。臧是私人的名字，只限用于臧一人这个“实”。
对应的知识是指：知道哪个“名”与哪个“实”对应。例如，当人说：“这是一张桌子”时，他就必须有对应的知识。有这种知识就是《经说上》所说的“名实耦”。
行动的知识是指怎样做一桩具体事情的知识，它相当于美国人常说的“怎麽干的知识”（know how）。
关于“辩”的讨论
《小取》篇中的大部分都是关于“辩”的讨论。其中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马，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这里所说的是：为分清是非，区别治乱，辨明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似相异之处，考察名实的原理，分析利害，排除疑虑，明辨是十分必要的。它考察一切发生的事情、对各种事情的论断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它循名求实，指陈命题，以表达思想、论述，提出事物由来之“故”，决定取舍原则。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是讲“辩”的目的与作用，后半则是讲“辩”的方法。《小取》篇中的另一处说：辩有七种方法“或也者，不尽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于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者，异也。”在这一段话里，“或”是指特称论断，不能尽然。“假”是假设，它还未成为现实。“效”是摹拟，它意味着摹拟一个模型。如果仿效出来的与模型相同，它就是正确的；如果仿效出来的与模型不合，它就是错误的。这便是摹拟法。“推”是比较法，用一物来解释另一物。“侔”是把两组命题平行地比较下来。“援”，是类推法，“如果你是这样，我何以不能这样？”“是犹谓”，是从已知求未知、延伸而论的方法。
这里所说的“效”，与同一篇前引的“以说出故”，意思是一样的。这里所说的“是犹谓。”（延伸而论）和前述的“以类取，以类予”也是一个意思。在七种方法中，最重要的是这两种，它们大致相当于西方逻辑学中所说的归纳法和演绎法。
在进一步阐述这两种方法之前，需要懂得《墨经》中所说的“故”。《经上》说：“故，所得而后成也。”还把“故’分成“大故”和“小故”两种。在《经说上》中解释说：“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如果用现代逻辑的术语来说，“小故”就是事物的必要原因，“大故”就是事物的必要而且充足原因。在现代逻辑中，还有一种情况是：事物中的充足原因，有它，事物就必然，如果没有它，事物或然或不然。墨家的逻辑还未曾指出这一种可能情况。
在现代逻辑思维中，如果要判断一个一般命题是否正确，可以把它与事实印证，或用实验结果来印证。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要判断，细菌A是导致疾病B的原因，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公式来做实验，如果细菌A的确导致疾病B，这命题便是正确的，否则，这便是错误的。这是演绎推理，也就是《墨经》中所说的“效”的方法。把一个一般命题作成公式，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模型（模式），根据这个公式进行试验，就是模拟。如果假设的原因产生出预期的结果，那末，这原因和它所模拟的结果是一致的；否则，这原因和它所模拟的模型证明了不一致。我们使用这办法可以辨明，假定的原因是否真实，以及它是否是必要原因，或充分原因。
关于推论思维，可以举一句人所共知的话为例：“人不免一死”。我们能够这样说，因为过去的一切人都难逃死亡。现在和将来的人，和过去的人在种类上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人不免一死。在这个归纳思维中，我们用的是“推论思维”。过去的人都最终死去，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今日和将来的人都不免要死，这是还未实现、因此是未知的。因此，说“人不免一死”是把已经知道的事实延伸到未死的人身上。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现在和未来的人与过去的人在种类上是一样的。这就是《墨经》所说的“以类取，以类予”。
第二章后期墨家（2）
澄清兼爱说
后期墨家运用“辩”的方法，得以极大地澄清了墨家的哲学思想和立场。
后期墨家继承了墨子功利主义思想的传统，主张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趋利避害。正是因此，在《大取》中说：“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免身，利也。其遇盗人，害也。……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于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于所既有而弃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由此得出的人类活动准则是：“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
墨子和后期墨家都认为“义，利也。”利是义的本质。那末，利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墨子未曾提出这个问题。后期墨家则提出了这个问题，也做出了回答。《经上》说：“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这样，后期墨家为墨家的功利主义哲学提出了一个享乐主义的解释。
后期墨家的这种观点使我们想起十八九世纪间英国哲学家杰利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的“功利原理”。他在《道德和立法原理导论》第一章开宗明义说：“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主人的统治之下，这两个主人就是：痛苦和快乐。正是这两位主人指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功利原理承认这种统治关系，并把它作为全部思想体系的基础，目的在于通过理性和法律来织造幸福。”这样，边沁把善恶归结为快乐和痛苦的问题。在他看来，道德的目标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见同上）
后期墨家所作的也正是如此。他们首先确立“有利”的定义，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确立品德的含义，在于对人有利。因此，在《经上》篇里说：“义者，利也。”“忠，以为利而强君也。”“孝，利亲也。”“功，利民也。”“利民”也就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关于墨子的兼爱学说，后期墨家认为，它的最大特色在于“兼”，也就是广泛包容。《小取》篇说：“爱人，待（有待于）周（周全包容）爱人，而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不周爱，因为不爱人矣。乘马，不待周乘马，然后为乘马也。有乘于马，因为乘马矣。逮致不乘马，逮周不乘马（要等到所有的马都不骑），而后为不乘马。此一周而不一周者也。”这是说，人要爱一切人，才算爱人；而不爱人，则不需要不爱一切人。这与骑马不同，人不需要骑遍所有的马才算骑马，只要骑过几匹马，就是会骑马了。至于不骑马的人，则必须不曾骑过任何马才算数。这是爱人与骑马不同的地方。爱人待“周”爱世人，乘马则不必待周乘万马。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少数心爱的人。举例来说，人都爱自己的儿女。因此，一个人仅仅爱几个人，不能算是泛爱众人。而从反而来看，一个人如果对某个人加以伤害，那就足以说明他不爱人。这是墨家的观点。
为“兼爱”辩
当时，反对后期墨家这种观点的，主要有两派意见，其一认为，天下之人无数，一个人怎能做到爱天下人？这种反对意见被概括称作“无穷害兼”。第二种反对意见认为，如果未曾爱某个人，就是未曾爱天下人，那麽，杀一个强盗就违反兼爱的宗旨了。这种反对意见称作“杀盗，杀人也”。后期墨家就运用他们的“辩”来驳倒这些反对意见。
《经下》中说：“无穷不害兼，说在盈否知。”意思是说，“无穷”与“兼”可以相容；全看“盈与否”。《经说下》对此解释说：“无（反对一方）：‘南方有穷则可尽（古代中国认为南方无垠），无穷，则不可尽。有穷，无穷，未可知；则可尽，不可尽，亦未可知。人之盈之否？未可知。而必人之可尽不可尽，亦未可知。而必人之可尽爱也，悖！’（答）：‘人若不盈无穷，则人有穷也。尽有穷，无难。盈无穷，则无穷，尽也。尽有穷，无难。’”反对一方的立论是：历来认为南方辽阔无垠，那里的人有多少，也说不清，却说统统都爱，岂非荒谬！墨经回答说，如果南方辽阔无垠，人填补不满南方，那末人的数目就是有限的。要一一数尽南方的人，也就不难了。如果无垠的南方能被人填满，那末，南方就不是无垠，因此，把南方的人都包括在内，也就可以做到了。
“杀盗，杀人也”，这是反对墨家的另一个论点，如果杀一个强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