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邪。”（《论语·为政》）这些实例都说明，孔子在讲授经书时，注入了新的东西。
孔子的弟子也仿效老师，在传授经书时注入了自己的思想见解。这样，在历代传授经书的过程中，形成了无数注解和诠释，后来形成的《十三经注疏》，其中大部分便是对六经的注疏。
这是孔子和与他同时的其他儒生不同的地方，使他成为一个学派的创始人。由于这派学者都是谙习六经的专家，因此他们被称为“儒生”。
正名
孔子不仅对经书予以新的解释，他对个人与社会、人与天、与其他人的关系也都有自己的见解。
关于社会，他认为，一个社会要想能够走上轨道、井然有序，首要的是“正名”。这就是说，客观存在的种种事物应当与它们名字的本来含义一致起来。《论语·子语》章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路问老师：“卫国国君期待您去施政治国，您准备首先做什么？”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一定要先正名分）。《论语·颜渊》章还记载，一次，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换句话说，每类事物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这个名字含有一定的含义。这类事物应该做到与它们名字的含义，也就是其理想的本质相一致。一个国君的本质就是一个理想的国君应有的品质，即“为君之道”。如果一个君王按照为君之道行事，他就不仅有君的“名”（名分），也有君的“实”（实质），成为名实一致。如果一个君王空有其名，而没有君王应具的品质，即便在大众面前他是君王，其实他配不上“君”的名字。在社会关系中，每一个名字包含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君、臣、父、子，在社会里，各有责任和义务，任何人有其名，就应当完成其责任和义务。这便是孔子主张“正名”的意义。
第二章孔子：第一位教师（2）
仁义
对于个人的品德，孔子强调仁和义，尤其是仁。义者宜也，即一个事物应有的样子。它是一种绝对的道德律。社会的每个成员必须做某些事情，这些事情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其它目的的手段。如果一个人遵行某些道德，是为了不属于道德的其它考虑，即便他所作的客观上符合道德的要求，也仍然是不义。用孔子和后来的儒家常用的一个贬辞来形容，这是图“利”。儒家认为“义”和“利”是截然相反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后来的儒家常常强调“义利之辨”，认为这是道德学说中最重要的一点。
“义”是一种观念形式的规范，“仁”的观念则具体得多。一个人在社会里行事为人，有他应循的义务，那是他应该做的。但是这些义务的本质应当是“爱人”，即“仁”。为父之道就是由爱子之心出发去对待儿子，为子之道就是由爱父之心出发去对待父亲。《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一个人必须对别人存有仁爱之心，才能完成他的社会责任。因此，在《论语》里，孔子用“仁”这个字时，有时不是仅指一种特定的品德，而是泛指人的所有德性，这便是“仁人”一词的含义。在这场合下，“仁”的含义是“品德完美”。
忠恕
《论语·颜渊》篇里记载，仲弓问仁，孔子回答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篇里还记载，孔子说：“夫仁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因此，仁的实践包含了为人着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己之所欲，施之于人。”这是“仁”的积极方面，尽己为人谓之忠。“仁”的含义并不仅是“己之所欲，施之于人”，还有另一方面“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方面合起来，称作“忠恕之道”，孔子认为，这就是把仁付诸实践的途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之方”。
后来有的儒家把忠恕之道称为“矩之道”，意思是说，以自己作为尺度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礼记》中有一章《大学》，汇集了公元前三到二世纪，儒家的一些著述，其中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矩之道。”
《礼记》中还有一章《中庸》，传说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其中第十三节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
上述《大学》的段落着重讲的是一个人本着“忠”和“恕”的原则做人时，怎样由人及己，懂得所不当做的方面。引自《中庸》的段落着重讲的则是一个人本着“忠”和“恕”的原则做人时，推己及人，怎样主动去做。无论是哪种情况，用以衡量自己行为的准则，都出乎自己，而不在于别人。
“忠”和“恕”的做人原则也就是“仁”的原则。因此，一个人按“忠”“恕”行事为人，也就是“仁”的实践。这种实践引导人去完成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其中就包含了“义”的
为人品质。因此，“忠”和“恕”乃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头，也是它的完成。《论语》中，孔子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篇）
每人内心都有衡量行为的一把尺（矩），随时都在使用它来衡量别人和自己。实践“仁”的方法就是这样简单。因此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知命
儒家从“义”又发展出“为而无所求”的思想。人做自己所当做的，因为这是道德本身的要求，而不是由于道德要求之外的任何考虑。在《论语·宪问》篇里，一位隐士讥讽孔子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微子》篇中，子路告诉另一位隐士老人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后面将会说到，道家主张“无为”，儒家则教导“为而无所求”。在儒家看来，一个人不可能什么事都不做，因为每人都有应当去做的事情。但他做这些事情时，并不是为了其它的什么目的，一个人做所当做的事情，其价值就在“做”之中，而不在于达到什么外在的结果。
孔子自己的一生就是这种主张的例证。他处身在一个社会政治动乱的时代，竭尽己力去改造世界，像苏格拉底那样周游列国，与各种各样的人交谈；虽然一切努力都没有效果，他从不气馁，明知不可能成功，却仍然坚持不懈。
《论语·宪问》篇里记载孔子论到自己时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他尽了己力之所及，而把事情的成败交付给命。“命”字通常译作“命数”或“命运”或“天意”。就孔子来说，这个字的含义是“天命”或“天意”；换句话说，这是朝着一定目标前去的一股力量。到了后期儒家，“命”的含义是宇宙间一切存在的条件和一切在运动的力量。我们从事各种活动，其外表成功，都有赖于各种外部条件的配合。但是，外部条件是否配合，完全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因此，人所能做的只是：竭尽己力，成败在所不计。这种人生态度就是“知命”。按照孔子的看法，“知命”是作为君子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
这就是说，要认识世界存在的必然性，这就是“知命”，就是个人对外在的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如果这样行事为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就永不失败。这是说，如果我们做所当做的，遵行了自己的义务，这义务在道德上便已完成，而不在于从外表看，它是否得到了成功，或遭到了失败。
能够这样做，人就不必拳拳于个人得失，也不怕失败，就能保持快乐。这就是孔子何以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也是因此，他又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篇）
第二章孔子：第一位教师（3）
孔子的心灵修养
在道家著作《庄子》一书中，我们看到道家往往嘲笑孔子的眼光只限于仁义道德，只知道德价值，却不知道还有超越道德的价值。从表面看，他们所说是对的，而从深一层看，他们其实是错的。孔子对自己的灵性修养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所说的“学”，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在《论语·述而》篇中，孔子说：“志于道”，在《论语·里仁》篇中，孔子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里所说的“道”，含义是“道路”或“真理”。孔子说他自己“十五而有志于学”，是说懂得了立志学道。现在人们所说的“学”，是指“增长知识”，而“道”则是指悟性的提高。
孔子还说：“立于礼（包括礼仪和举止得当）”（《论语·泰伯》）。他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这就是孔子所说“三十而立”的含义，意思是他到三十岁时，懂得了行事为人的准则。
他说四十而不惑，从前引《论语·子罕》篇“知者不惑”可以知道，他回顾自己，到四十岁时，懂得了人生的智慧。
直到这时候，孔子所认识到的大概只是道德价值。但是自此以后，到五十、六十岁，他懂得了天命和顺命。换句话说，这时他进一步懂得了在道德以上的价值。在这方面，孔子和苏格拉底有点相像。苏格拉底觉得自己是承受了天命来唤醒希腊人；孔子也觉得自己承受了一种神圣的呼召。例如在《论语·子罕》篇里记载，孔子及随从弟子曾在匡这个地方遭到拘禁。孔子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意思是：如果天意是要让文明灭亡，后人如我者流就不会有参与文明的机会，既然上天没有要让文明毁灭的意思，匡人就阻挡不住我的工作。）《论语·八侑》篇还记载孔子率弟子过仪这个地方，会晤了当地小官，这位官员见到孔子之后说：“天下之无道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意思是：天下无道己久，上天是要把夫子当作唤醒大众的警钟吧）。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在做他的工作时，意识到他是在遵行天命，受到上天的呵护；换句话说，他意识到那比道德更高的价值。
孔子所意识到的比道德更高的价值，和道家所意识到的有所不同。道家并不承认一个有智慧、有目标的上天；他们所寻求的是与浑元真体的神秘结合。因此，道家所主张和经验的超道德价值比通常所说人际关系中的价值观念更为超脱世俗。
如我们在上面所读到的，孔子到七十岁时，可以从心所欲，而所做的都合于规范，他的行为不再需要意识去引导，可以顺乎自然。这表明了圣人在心灵修养上最后阶段的造诣。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在西方，人们最熟悉的一个中国人大概就是孔子。在中国，孔子虽然家喻户晓，但是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却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就历史说，他生前主要是一位教师，是许多教师中的一位；但在去世之后，渐渐被尊为“唯一的”夫子，地位凌驾于所有其它教师之上。到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时，司马迁尊孔子为“至圣”，他的地位又被提高了。当时有些儒家甚至认为，孔子受命于天，继承周朝之后，开辟了一个新朝代，这个朝代没有皇朝，也没有帝王，但孔子成为无冕的“素王”。这个说法如何能与历史相适应呢？按照这批儒家学者的意见，早在《春秋》中便己预示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孔子修《春秋》的本意并不是为鲁国修史，而是代王者立法，有王者之道，而无王者之位，故称素王。到公元前一世纪时，孔子被推崇到比君王更高的地位。当时不少人认为，孔子是一位人间的神祗，他预知在他以后会有一个汉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