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大新闻媒体热情地报道了。中国服装协会的领导对我所设计的服装大为好评，还把我和其他几位设计师比做是这届时装周的“黑马”呢。
记得当时我是在民族大剧院举行“迷·丽”专场发布会的。在这次发布会上，我总共把它分成了四个主题，即：骚客——黑白系列；妩媚——蓝紫系列；天籁——自然系列；曙光——红色系列。整场发布会在面料、款型、用色上进行大胆突破，张扬了个性，同时也再次释放了我对服装设计的终极理念。在这次发布会上，我所设计的时装倾倒了热爱时尚的京城观众。为此，我由衷地感到了一种自豪和欣喜。
回想起来，在这届“迷·丽”时装演示会上，我着力使色彩让红、绿两大阵营首先出场，到不同粉色的罗列与重叠以及土黄、有扎染感觉的水蓝、水绿和鲜艳的桃红、冷酷的银色，之后则又回归于水的蓝色主题。而其款式则是从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超短裤套装、超短裙套装到繁杂至极的或缀着流苏或绣着荷叶边儿的纤长裙装、飘逸的夸张裤；从露肩、露背、露脐装到超长灯笼裤、灯笼裙……无一不在显示着我的创新和叛逆的设计理念。同时，在这里，也可以看出了我对服装艺术的一个飞跃性的理解。
正当我为我的“雪歌”大获成功而高兴之时，我原来没有董事会监理这一家族式的管理体制中，出现了一些不大和谐的音符。我曾讲过，２０００年是我难以忘怀的一年，它不但为我的事业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更使我发现了管理方面必须要迫切地直面的问题。
在这一年里，我的投入无疑是相当惊人的。但我还是想在此基础上，向更高层面发展，于是我就同家人商量。我说，既然已经为打造“雪歌”花了许多精力和财力，就得趁此机会再努力一番。
那时我想去参加全国十大设计师等的评选，而这，就必须做一场发布会来扩大影响。根据当时的行情，那得花４０来万元吧。
我弟弟阿军则不大同意了，以为个人的荣誉现在不是最重要的，钱是“不能乱花的”。我父亲倒是支持我，说，前头的投入已经是相当可观了，况且，这也是为了企业的荣誉嘛，所以，既然都到这个份儿上了，钱该花的时候还是要舍得花的。
于是，我们的分歧自然是无可避免地产生了。其实，有了矛盾是不可怕的，重要的是怎么去解决矛盾。
通过我的一再坚持和努力，我的各种发布会还是如期如愿地进行了。
之后，我在２０００年里又为“雪歌”添上了几项荣誉：我被评为“中国十佳设计师”，我的“雪歌”服装荣获“２０００年最具时尚品牌女装”和“中国服装设计商业组排行第一”等众多荣誉称号。
在此后的许多服装服饰博览会上，我作为温州方面的展团成员之一出席，都获得了意料之中的成功，比如２００１年的北京中国国际服饰博览会（ＣＨＩＣ）等等。从此以后，“雪歌”品牌的服饰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可，所传扬。
此后展会的出席以及所获得的荣誉，我想在这里就暂且不要再罗列了吧，免得有自我表扬之嫌。还是说说我的管理方面的感受，也许对读者朋友来说，更具有一种时代特征的思索吧。
我们知道，温州是改革开放政策下的最早受益者之一，也是民营经济令人刮目相看的前沿阵地。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温州家族式的管理在当今的人们眼里无疑是要改变，或者是正在要改变的。但是，要一下子把它全部改变掉，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尽管我现在“雪歌”公司里的管理人员，大多数是从外面聘用的。
２００１年，我跟随温州有关部门的代表团去日本最大的一家公司参观、考察，见到了它们的品牌经营模式及其具体的操作方式。比如，其中它就经营着３０多个品牌呢。回来的途中我就觉得深受启发。
尽管“雪歌”的女装是为了使女人更为美丽的，但如果就这样不再经过改进了，也势必是不合乎时代潮流的发展的。我开始步入服装界的时候，并没有受到过很专业的设计培训，而现在经过市场的磨练，我对此也已经有所成就的今天，却发现这都不成为一个问题，而必须向管理上要效益了。而家族式的管理方式，却是它致命的一个阻碍呀。
曾经有一次，我在会议上很不客气地批评了一位表弟的做法，因为他动辄就说“陈董怎么说，陈董怎么说”，这样一来，就给许多下属人员一个印象，听他的话是对呢，还是按照规章制度来办是对的呢？因此，这容易给管理造成混乱，是显而易见的。
还有一次，我的那位表弟居然和管理他的经理打了起来，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我，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要不然，对企业来说，那可是致命的。于是，我就果断地把我的表弟给开除了。
这样一来，就引得我妈一个劲儿地对我哭诉了。长期以来，她可是任劳任怨地帮我理财和打理一些麻烦事儿的啊。现在由于这事，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她觉得我“翅膀硬了”，“无人情味”了，不再听她的话了，以为这一回无论如何也得要我收回成命；但我就是坚决不同意。
要知道，在一个企业的初创阶段，也许家族式的管理模式，还是有其可以说得过去的地方。但随着事业的做大做强，再这样下去，那势必是不行的了。因为这样一来，就很难进来新的有用人才。
我知道，当初刚起步时，我是向量要效益，继而是向质要效益，接着就是向品牌要效益，再后来我当然是要向管理要效益了。而这就非得要好的人才不可呀！因为我深知企业像学习一样，不进则退，只有自我表现完善，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于是，我招纳了各地来温州的精英来为我的“雪歌”工作。
第一部分实在是只能靠人才
但我妈却觉得让外人来管理，是不能太放心的，她就天天盯着人家，我觉得这样不好，曾说过她。她觉得特委屈，以为我对管理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放心并放手地让他人去干呢？只有让亲戚去参与管理，这才会对公司的发展有保障啊。
但我从各方面所学到的知识中，知道新时代的企业，实在是只能靠人才，而不是仅仅靠所谓“自己人”就行的。
我妈见我固执己见，就又哭开了。我为此还特地写了封信给她，说明我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知道现在企业的管理和运作方式，让她不要老是为我担忧，为我牵肠挂肚以至于睡不好觉了。同时，我还在信中说，相信人，并进一步地用好人，就会对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不然的话，以后又怎么能够留住优秀的人才呢？而一个企业能不能发展，事实上是得益于各方面的人才的。但真正的人才却并不是像想像中那么容易用好，相反，一些并不怎样的人却也会借机坑害企业。因为我见到过一个企业的老板朋友，就曾因极度信任他手下的“人才”，却反而被他坑了一把呢。
在怎样更为有效地使用人才的过程中，我当然也摸索出了一个自以为行之有效的经验，那就是“人才难用非得用，奴才好用不可用”。而一旦等到管理规范了，那使用人才的误区，自然也就会少得多了。
在管理方面我曾同我妈有过误会，毕竟她年纪大了，而且她也是出于爱我的缘故，婆婆妈妈的地方就自然不少。所以，我就当面婉言相劝她别操心太多了，要不，我还是用写信的方式同她沟通，这些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当然，我爸由于他自己也曾经营过企业，对我的做法自然是容易理解得多，知道管理企业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和难题，所以，我俩在这方面的误会，自然也就少得多了。
上面我也曾说到过，２０００年我为继续向中国服装业最高级别的个人荣誉评比冲刺时，同我弟弟阿军有过意见分歧。我知道弟弟是很有个性的人，而且许多事情他也往往有他自己的想法。并且，这时候他的许多朋友又爱开玩笑地说，阿军啊，你现在还是在跟你姐干着哪……他似乎也有些“抬不起头来”的感觉，受到一些温州人所谓的压力吧，于是就想自己出去创品牌了。再就是，我弟弟和他姐夫阿勇的意见也多有不同，意见不和所引起的矛盾，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得越来越需要解决了。于是，我就在思考着怎样才能使大家在不伤亲情的前提下，能够客客气气地“分了家”。
对我来说，２００１年是极其艰苦而且又是极其富有意义的一年。在一次所谓的“分家”会议上，我提出把原本可评估为７０００万元的厂房，作为３０００万元“打”给了阿军，同时我还把一部分现金也给了他。
许多亲友都不理解，但我觉得自己就是度量大，不必去斤斤计较财产，而财产是靠人才创造出来的。我只要拥有人才，就可以从头开始呀！
况且，我坚信古人所说的，一定要吃得苦中苦，才能成为人上人，这正像当时我妈担心我会吃苦头一样，而其实我不是不怕，而只是有信心去把它努力克服掉。许多曾经跟着我干的职员都说，陈总有这种魄力，跟着她干是不会有错的。
记得在我们姐弟俩分家后，我的“雪歌”公司尚需一段调整后才能重新开展工作。而这时一些原本已曾到别的公司里上班了的员工，看到我正在重新组建公司，他们居然又从正在干着的单位出来，就连在那个单位里干好了的工资也不要了，却切切实实地在等了我几近３个月的时间！这真是令人感动和鼓舞的啊！
其中有一位员工的来信，真的是使我心潮起伏，久久难以释怀。他在信中把我的这一次“剧变”，比做是第二次创业。看着这些滚烫的言辞，我心里无疑是特别感动的，不禁流下了已经许久不曾流过的泪水。
我无疑感到我和弟弟阿军的分家独立，是人生中受到的一个最大的挫折了。但我坚信这挫折终究会过去的。我当然看到了自己的不成熟所带来的缺失，但路依然是得靠自己的努力才能走出去的。
我们夫妻俩到市区国大广场用年租金７０万元的高价格，租来一幢楼作为我的办公用房，从而开始了我人生的再次飞跃。我知道，现在除了打造品牌和规范管理之外，我还得大力引进人才，为我所用，为“雪歌”的大力发展所用。
在最近的几年里，我又获得了许多社会荣誉，比如说，在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的第四届温州交易会上，为继承盛唐遗风，我成功地举办了“彩·唐”发布会等，从而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接下来，我每年都会获得一些社会荣誉。２００１年６月，我为港星王思懿等主演的《美丽的金边衣裳》电视剧，担任服装设计艺术指导；同年１１月，我被浙江省青少年基金会评为“浙江省青少年英才”。２００２年９月，我又被温州市人民政府评为第九届“温州市十大优秀青年”；２００３年被评为“晚报形象大使”等等。
我自然知道自己所做的还远远不够，但社会给予我的荣誉很多，我只有更加努力地去回报社会，才是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家所应尽的职责啊。
人们都说，温州人是以敢为天下先而扬名全国乃至世界的。事实上，我想人们这句话是有其事实依据的，不然的话，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温州人会不管不顾地往外头去闯呢？！
就在我再次新鲜出炉的浙江雪歌服饰有限公司，为打造“雪歌”成为中国著名商标和成为全国女装品牌前十名而努力之时，在斥几千万巨资来筹建雪歌工业园及其办公大楼、生产基地之际，一直和我同甘共苦的我的先生阿勇，感到在我这里难以施展开他的抱负了，就提出要到上海自个儿去创业，而且还是和我目前的事业没有多大联系的事业。
当时，我的内心无疑是极为痛苦的，但我却完全表示理解和支持。现在，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要通电话，以相互交流最新的情况；同时，他每周都会开着自备车过来，和我过“周末夫妻”的生活。对此，我们也都觉得挺开心的。
说到这里，我想插上一段具有转折意义的事儿，用以表明我们目前的现状也是绝对可以理解的。因为那举措不仅对我们夫妻俩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我们雪歌公司也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呢。
早在２００２年初，我们雪歌公司领导班子就提出了多品牌化战略，当然这也许和我曾经去过日本、美国等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