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签证。第二天，菲尔比成功地从秘密情报局局长斯图尔特。孟席斯爵士那里获得
了飞往土耳其亲自处理沃尔科夫案件的权力。由于种种原因耽误了行程，直到9 月
26日他才到达伊斯坦布尔。两天前，躺在担架上被完全麻醉了的沃尔科夫夫妇被抬
上了一架飞往莫斯科的飞机。在返回伦敦的途中，菲尔比草拟了一份给孟席斯的冷
嘲热讽的报告，分析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发现沃尔科夫叛逃的原因。他后来在报告
中写道：沃尔科夫的住所和办公室无疑都受到了窃听。据报告，他和他的妻子都异
常紧张。或许这就是使他们暴露的原因；或许他在喝醉酒后说得太多了；或许他自
己改变了主意后向同事坦白了。当然，我承认这些都只是猜测，真相可能永远都会
不得而知。另一种解释就是，有人向俄国人告发了他与英国接触的事，但是没有证
据能够证明这种解释。这种假设不值得写进我的报告中。
被处决前，沃尔科夫在审讯中供认自己向英国申请过政治避难、要求过5 万英
镑，井承认自己准备至少揭发314 名苏联间
谍。如果他成功的话，菲尔比一定没有机会逃脱。古森科如果运气差一点，几
星期前在握太华就不可能成功叛逃。在伊斯坦布尔的沃尔科夫如果运气好一点，就
可能成功地把菲尔比和苏联国家安全部在英国开展的行动揭发出来。
古森科和沃尔科夫事件发生在伦敦情报站最繁忙的时候，当时担任情报站站长
的是康斯坦丁。库金，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了1947年。1945年9 月11日至10月
2 日，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美、苏、英、法、中）在伦敦召开了第一届
外交部长会议，讨论有关与战败国签订和平条约和其他一些战后问题。苏联间谍对
英国外交部的渗透使得伦敦情报站变得异常重要。会议期间，根据克格勃的档案，
苏联大使伊万。迈斯基对情报站的依赖比对自己的外交官的依赖还要多，他经常要
求情报站的工作人员加夜班。然而，安理会这次会议的失败第一次公开暴露了东西
方阵营间深刻的分歧，这种分歧干1947年最终引发了冷战。
在这次以及后来的安理会会议上，斯大林的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
维奇。莫洛托夫非常依赖国家安全部的西方间谍提供的情报。事实上，他认为这是
很自然的事。一次他咆哮道：“为什么会没有文件呢？”1947年11月伦敦会议期间，
他比英国代表团还要先得到有些英国外交部的文件。
1945年至1949年，在外交部长会议期间，苏联国家安全部关于会议的最重要的
情报来源是英国。幸亏沃尔科夫被绑架了，“五杰”中的四个人才能在战后继续全
身心地为苏联工作。唯一的例外是安东尼。布伦特。他明显过度疲劳，因此中心也
没有反对他离开英国安全局的决定。1945年，布伦特重新投身艺术工作，在国王画
廊当鉴定员。在这之前不久，他曾有过一次异常的举动，但是当时并没有人把他的
话当真。当时他对英国安全局的同事“塔尔”。罗伯逊上校说：“把国家安全局每
一个军官的名字都告诉俄国人真的让我很开心广‘本来，中心非常希望在军事情报
部门工作的列奥。朗（代号埃利）——在战争期间他曾是布伦特手下的一名军事情
报人员——能够接替布伦特在安全部门里工作，布伦特也曾推荐朗出任国家安全局
里的高级职务，但是选拔委员会没有选中他。据说，他与被选上的那个人只有很小
的差距。结果朗被调到了英国驻德国监督使团工作，最后还当上了那儿的情报处副
处长。在德国，他拒绝了苏联方面让他与一名情报官员定期见面的安排。中心认为，
他的反抗是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布伦特不再担任他的指导员而造成的。在这之后布伦
特也还间或为中心提供一些服务，包括两三次赴德国去向朗索取情报。
与布伦特不同，“五杰”中的另外三个人（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作为
苏联间谍的生涯正值巅峰状态，在冷战开始时凯恩克罗斯的间谍事业距巅峰也仅有
一步之遥。1947年，在此之前一直担任秘密情报局第九处处长的菲尔比被任命为土
耳其情报站站长，这个职务使他能向苏联提供关于穿越俄国边境的间谍和这些间谍
在苏联的家人及他们的联系人的情况。麦克莱恩成了在华盛顿大使馆里飞黄腾达的
年轻外交家，他在那里一直任职到1947年。1944年到外交部工作的伯吉斯于1946年
成了战后工党厄尼斯特。贝文政府的国务大臣赫克托。麦克尼尔的私人助理。战后，
约翰。凯恩克罗斯回到财政部工作，1948年，伦敦情报站恢复了与他的联系。在以
后的几年里，凯恩克罗斯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国防研究经费开支的决策工作。据他的
同事罗宾逊称：凯恩克罗斯不仅了解原子武器的发展情况，也了解制导导弹武器、
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水下武器和其他所有类型武器的研制计划。他还了解很多其
他方面的东西，包括航空及雷达研究、反潜侦察研究的项目开支、邮电部等部门开
展的信号情报和窃听技术等方面的研究等等。他……能够合法地要求掌握任何更多
的细节，只要这些细节被认为对于财政部审批经费开支来说是必要的。
无疑，凯恩克罗斯的指导员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会“因为他提供的这些高
质量的情报而兴奋异常”。
古森科和沃尔科夫叛逃事件后，伦敦情报站采取的安全措施使得控制间谍的工
作比战前和二战期间要费时费事得多。平均每个指导员每次与间谍约会前都要花五
个小时——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主要是伦敦的地铁）——对已经勘查过的各
个约会地点进行再次检查，以便反复确认自己没有被跟踪。到达约会地点后，指导
员和他的间谍都先要看一看对方，相互确认对方没有受到监视后才进行接头。如果
任何一方有任何的疑心的话，他们会选择另外三个以前约定好的备用地点中的一个
进行接头。伦敦情报站首创的这种方法后来被推广到了其他情报站。
伦敦情报站还率先使用了无线电截收设备监测自己的行动是否被英国警方和英
国安全局所监视。除了安装在情报站里的主要截收系统外，情报站还在大使馆的汽
车里安装了移动侦察设备对约会地点进行检查。但是，中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利用派遣到伦敦的八人监视小组曾用过一种方法，审查造访苏联使馆的间谍和其他
来访者，并探测英国情报机关使用的监视方法，但这一方法并没有被延续下来。克
格勃档案中的一份报告称，由于该小组成员的英语语言能力不过关，这个小组“没
有取得什么重要的成就”。或许这次试验根本就没有成功。
然而伦敦情报站在保密和安全方面采取的严厉措施并没有对盖伊。伯吉斯起多
大作用。一次，伯吉斯与一位专案官员在一家小酒馆里约会，目光接触后，正要往
外走，结果他把手提箱掉在了地上，外交部的秘密文件散了一地。经常有人指责伯
吉斯在接头时总是喝得大醉而且衣冠不整。当外交部新成立的安全事务处的负责人
乔治。凯里一弗斯特1947年第一次见到伯吉斯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头发零乱，
不修边幅，浑身酒气冲天的人。于是我询问了他的姓名和工作单位”。然而伯吉斯
有时仍然可以表现出在剑桥大学读书时的风采和机智。1947年下半年，或许是为了
摆脱伯吉斯，赫克托。麦克尼尔把他推荐给了克里斯托弗。梅休。这位在外交部工
作的议会副议长当时正在组建反苏联“心理战”的情报研究部。后来梅休自己承认
他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我约见了伯吉斯。他表现出一副对共产党使用的破
坏方法非常了解的样子，于是，我欣然接纳了他。‘伯吉斯一边向英国各个使馆推
销情报研究部的成果，一边向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汇报该机构的全部计划，以
此来破坏这个新成立的机构。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1947年成为伯吉斯的指导员，
后来成了苏联情报界最优秀的间谍指导员之一。由于各个方面都抗议伯吉斯缺乏外
交修养，1948年秋他被从情报研究部调到了外交部远东司。虽然这对中心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但正是这经常让人无法忍受的行为方式使得伯吉斯的伪装更加牢固。甚
至绝大多数经常被他惹火的人也都认为他决不可能是苏联间谍。
莫金也非常担心1947年接替库金成为伦敦情报站站长的尼古拉。鲍里索维奇。
罗丁（化名科罗文）。罗丁认为他本人不受那些严格的安全规定的限制，而这
些规定对于他的下属倒是十分必要的。据十分讨厌罗丁的莫金称，罗丁“经常开着
使馆的汽车去进行秘密约会，有时竟愚蠢地到间谍的办公室里去造
访“。但是在等级森严的苏联情报部门里，莫金认为”我对此毫无办法。我是
不能批评自己的上级的。“然而，80年代初担任了安德罗波夫学院一系（政治情报
系）主任以后，莫金可不再象当初那样含蓄了。他指责罗丁是个狂妄自大、自命不
凡、毫无价值的家伙。
40年代末，虽然苏联国家安全部在英国的最重要的间谍仍然没有被人发现，但
是他们的许多美国同事的身份却被揭穿了。1945年初，中心就曾经抱怨过，西尔弗
马斯特的间谍网在“很多”华盛顿的共产党员中早就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而且人
们也了解到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与苏联人“有联系”。中心指出：“纽约情报站
不仅在对见习生（间谍）进行控制和指导方面有严重退步，而且我们的工作人员对
我们工作中的基本原则也缺乏足够的认识。”
1945年下半年，伊戈尔。古森科和伊莉莎白。本特利的叛逃证实了中心最大的
担心。9 月份，埃德加。胡佛在给白宫和国务院的报告中称，古森科提供了关于在
美国的一些苏联间谍的活动情况，其中提到了“国务卿的一位助理”（指的可能就
是阿尔杰。希斯）。11月7 日，也就是第一次与联邦调查局接触的六个星期后，本
特利开始在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介绍她了解的苏联间谍的情况。第二天，胡佛向杜
鲁门总统的军事顾问提供了第一份包括14个向“苏联情报系统”提供情报的人员名
单，这个名单就是本特利提供的。名单中包括：财政部助理部长哈里。德克斯特。
怀特、战略情报局行政助理邓肯。李、罗斯福总统的前助手劳克林。柯里。本特利
的叛逃使联邦调查局对惠特克。钱伯斯早些时候提供的有关苏联在二战前在美国的
间谍活动的证据重新产生了兴趣，钱伯斯也提到了希俾、怀特和其他一些人。
11月20日，华盛顿情报站站长戈尔斯基——本特利只知道他叫“阿尔”——在
位于第23街与第6 大道路口的比克福特咖啡店前见到了本特利。没有意识到他们正
被联邦调查局的人监视着，戈尔斯基把下次约会安排在了1 月20日。据本特利说，
戈尔斯基告诉她也许不久就会需要她“回来从事秘密工作”。然而在第二次约会前，
戈尔斯基却被召回了莫斯科。或许中心因为发现了本特利的叛逃才突然把戈尔斯基
调走。几个月后，纽约情报站站长罗兰德。阿比亚特（化名“普拉夫丁”本特利认
识他的妻子），也被召回。中心的损失分析报告指出，本特利不知道她的前任指导
员、美国秘密情报站站长伊莎克汉。阿赫梅罗夫的真实姓名、地址和电话。但是，
为了谨慎起见，阿赫梅罗夫和他的妻子也被调回了莫斯科。
几乎在同一时间把戈尔斯基、阿比亚特和阿赫梅罗夫都召回莫斯科，苏联国家
安全部在美国没有留下一个有经验的情报工作领导人。中心也几乎没有具备在北美
的实际工作经验并能够接替他们的人。不管怎么说，正如尤里。莫金回忆的那样：
“我们在派遣人员出国这个问题上是非常谨慎的，因为担心可能会有叛逃事件发生。
绝大多数官员都在莫斯科工作屈此为数很少的在国外工作的同事承担着非常繁
重的工作，以至于他们经常由于工作压力而崩溃。“直到1948年，才有人填补了阿
赫梅罗夫的职位。戈尔斯基的两位接班人都被中心视为无能的代名词。1946年接替
戈尔斯基的格里戈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多尔宾表现出精神错乱（因为，在莫斯科
有谣言称，他的遗传性梅毒发作了）的前兆后，格奥尔吉。亚历山德罗维奇。索科
洛夫于1948年接替了多尔宾的职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