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伴们！”麻脸小伙子大叫起来，“我们沉睡的王子已经醒了。你给廊卡挂电话，把负责人叫来，他说过这个小伙子一定会清醒过来。”
“打住，伙伴们，”伊戈尔低声地说，“虽然我已经清醒过来了，但是我还不会很好地考虑问题。我们躺在哪儿？飞机不会飞到这里来吗？”
“安静些，年轻而无经验的水手们！”角落里的庄重的男中音说，“应该了解一个士兵，他有一个多月失去知觉了。放心吧，你躺在莫斯科近郊，飞机不会飞到这里来。凡是在车臣挖出来的士兵都会运到这里来，可见没有什么敌机飞到这里来。而现在，我想，你应该睡觉。”
一个年轻的护士跑进来，惊慌失措，她整理一下伊戈尔头顶上方的某种装置，他现在才感觉到，他的头部给电线缠住了。有个男人蓄有小胡子，系着领带，快步流星地走进来，他的罩衫的衣领不知怎的竖起来，这个男人不像个医生，却像个影片男主角。
他走到伊戈尔的床前，望了望他的眼睛，说道：
“你好，伊戈尔。这样吓唬人不好，不好。我不怀疑你，这么健壮的小伙子打仗是不会投降的。而另一些人则准备取消你的给养。”
“您好，医生，不应该取消给养，我得吃饭。”伊戈尔说。
“好得很，举起你的两只手。”
伊戈尔举起了手。
“你仔细瞧瞧自己的手掌，你看见手掌么？深深地呼吸一下，然后从容不迫地吐出一口气。头不痛吗？请你告诉我，伊戈柳克，你自己觉得怎样？我很想看看你，有没有气力，想不想睡睡觉，那就推迟到明天？”
“医生，由您来决定，我没有毛病，左眼看不清，其他都正常。”
“啊，我的宝贝，眼睛不是心脏，也不是大脑，论道理，眼睛有时看得更清楚，有时看得不太清楚。那么咱们同去体检吗？”
“不然的话！”伊戈尔微微一笑，“您不会送我回去吗？”
医生大笑起来了。
“他们赏给你奖章，但你直到死才停止战斗。护士，把斯美尔诺夫送到检查委员会去，我们看一看，他的螺丝帽配螺栓是否还合适。”
他们把伊戈尔放在双轮车上，送他去体格检查，开始治疗。
伊戈尔·斯美尔诺夫的生命脱险了，但是健康情况很复杂。弹片炸掉了他的阴囊，这个小伙子变成阳萎患者，无论外科医师们怎样自作主张，但是毫无办法。他们暂且不把这种病情告诉伊戈尔，而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治疗他所遭受的震伤。左眼的视力仅留下百分之五十，但这还不是主要问题。极小的弹片卡在大脑中，没有触及极其重要的神经中枢，他们决定不冒险，不做环锯术，不取出弹片，等候机体本身发挥作用，也许各部分都能愈合，这样的病例是常见的。伊戈尔的病有时会突然发作，在短时间内失去知觉，过了个把钟头，他渐渐睡着，渐渐恢复知觉，觉得自己很正常。神经学研究所可以不很费劲地克服这种问题，但是在那里存在著名次，他们首先给生命垂危的病人动手术，所以像斯美尔诺夫这样的病人，研究所不会接受，他们都说他还活着，无生命危险，谢天谢地。
使伊戈尔备受摧残的还是同一个恶梦：总统面露微笑，用指头吓唬别人。伊戈尔经常想到，如果总司令履行自己的天职，如期地使他们复员，那么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故的。
一个只有一只手的复员兵士突然来见伊戈尔，在他的铺位旁边坐下，低声地问：
“伊戈尔·斯美尔诺夫吗？”
“嗯？”伊戈尔警觉地望着。
“你母亲到过车臣找你吗？”
“她到过，但是流弹把她打死了。”
“她也到过我那里，”士兵垂下头。“他们在我们面前胡闹，他们的公共汽车射击我们停在马路上的坦克，他们决定，战斗员们要调到新的地方去，法西斯分子还没有辨明方位，便直接瞄准，射击了两次，什么都给粉碎了。如果我走到白发苍苍的肥佬面前，我准会亲手掐死他。的确，我只剩下一只手了，但是没关系，我可以应付自如。是的，我听见人家说，你已经失去一个睾丸了。你将来可以生活得很好：只有一只眼睛，身有震伤，失去了睾丸。士兵，你考虑考虑，有人对一切有过错。他跟自己的人民开战，叫我们去送死，而他自己却觅食饱肥，还用指头吓唬人……”
当这个士兵说到指头时，伊戈尔想起面露微笑的叶利钦，他的疾病又突然发作了。
时间过去了，当军医院里出现了一个约摸五十岁，显然是来自上层的男性军人时，伊戈尔已经在走廊里踱来踱去。尽管那男人穿着一身便服，但是伊戈尔那训练得灵活的眼睛猜中了他是一名指挥官。这人就是中校谢苗·彼得罗维奇·福金。
伙伴们说过，好像这个男人在寻找儿子，另一些人肯定地说，他儿子在格罗兹尼阵亡，这个男人帮助军医院去领取医药贷款。两天之后福金在伊戈尔的铺位旁边坐下并且说：
“你好，伊戈尔，我叫谢苗·彼得罗维奇，我也是孤儿。我熟悉你的历史。结果糟得很，但是，伊戈尔，反正应当活下去。”
“活下去吗？”伊戈尔苦笑一下，“靠我的抚恤金还不能生活，只能把一顶便帽放在脚边坐在地下过道里。但当我的外表是这个样子，谁会向我布施呢？哪怕明天投入战斗也好。”
“你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我和你一起想必有可能赚到香肠夹心面包，你我都是一个人，两个人加在一起就形成一种动力。”
强而有力的神秘的中校福金了解到了伊戈尔·斯美尔诺夫在车臣战争中被弹片炸伤的情况。中校认为，弹片还未能飞到目的地，不过它能够飞到并且击中目标，这就需要有一个精明能干的领导军事行动的人。
五月间，莫斯科变得像夏天那样炎热。古罗夫忍耐不住炎热的煎熬，时常坐在凉爽的办公室里，给他自己找借口，不到城里去，而当外出时，就请斯坦尼斯拉夫用汽车顺便把他带去，好像他没有自己的汽车或许是不会开车似的。
他和巴图林建立联系是很困难的。古罗夫不想去施加压力，而少校装作不了解情况的样子，显得稳重而宁静，但他一点一滴地泄漏有关福金的情报。密探很有耐性，他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每一点情报，到四月底以前他对中校，对他的性格和习惯已有充分的认识，甚至对他的意图也有局部的了解。古罗夫打听的情况愈多，他的信心就愈充足：他很正确地选择了一个对象，外表谦逊的福金中校今天比部长、助理和将军们更强而有力。密探已经明了，福金在酝酿阴谋，巴图林不是“六点”，而且显然不是王牌，但是除他而外，谁能帮助福金，加入他的分队，中校的目标何在，古罗夫没法断定。
福金和尼古拉·阿连托夫亲近起来，借助他结识总统候选人叶夫兰皮·杜波夫，并且经常和他会面，杜波夫根据各种不同的社会学测验继续不断地得分，但是他很绝望地落后于两个领袖，以致于谈论杜波夫是总统宝座觊觎者一事被认为是不严肃的。
古罗夫有时会去戈尔斯特科夫之家，他们总是高兴地、真诚地、热情地接待他。尤里雅经常给他挂电话，而在两周前她在双生子保镖的伴随之下忽然坐飞机来了，戈尔斯特科夫根据古罗夫的描述不难认出他们是列夫·布尼奇的两名战士。
尤里雅显得妩媚多姿，不引人注目的均匀地晒黑的肤色，清澈的双眸，轻盈而利落的动作。但是母亲和父亲都觉得，女儿同他们疏远起来，她打量他们无异于打量陌生人，她把自己的住宅看作旅馆里过夜的客房，该告辞了。
但是父亲和母亲很满意她的外表和健康的体魄，以致于不很注意她的其他特点。当他们开始劝她暂缓启程时，尤里雅坚定地说：
“医生只准我回家待两昼夜，我考虑到这段路程和时间上的差别，才赶紧动身。我在你们这里觉得憋气，我住在原始森林中，离我那有凉台的平房不远的地方，有只母熊带着两只小熊安置下来了，想必它会感到寂寞。”
“女儿，你在那原始森林里成天价做什么呢？那样真会发疯的呀！”
“在这个地方才会发疯啊。在原始森林中倒不会发疯，那里很有意思。我有一个想法，也许是继续深造，但是不在莫斯科。我秋季入学，然后让我们看看，也许我要调到那里去。”
古罗夫听完戈尔斯特科夫一家人的讲话，微微一笑并且说：
“就是说，左保镖和右保镖访问了莫斯科。你们喜欢他们吗？”
“很喜欢！”尼娜·季美特里耶芙娜甚至举起两手，轻轻一拍，表示喜悦，而主人不露声色地微微一笑，“两个好孩子，只是太沉默，像一对哑巴。”
“男孩子们，”古罗夫诉苦，“他们当保镖，但是一般地说，他们都是以战斗为职业的人。他们具有高度的职业技能，关于这种人的情形我所知道的不外乎如此，不过由于职业关系我也见识过许许多多这样的人。”
女主人高兴得叫了一声，戈尔斯特科夫蹙起额角，并且说：
“列夫·伊凡诺维奇，您的工作有进展，还是停滞不前呢？”
“恰恰有进展，但是用眼睛估计不出来，进度太慢了。我遇见一个很聪明、很谨小慎微但极端危险的人。我向您保证，您的钱用得及时，没有白费。”
“钱呀！”戈尔斯特科夫挥挥手，“这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东西。他对谁最危险呢？对我，对家庭还是对政治家们最危险呢？”
“我对这个问题绞尽了脑汁，暂时还没有确切的回答。我坚信，在最近时间内我准能得到答复，那时候我和您，尤里·卡尔洛维奇，会一次面，决定以后的对策。我一个人对付这个人，可以说力所不能及。”
“您不能胜任？啊——啊，等一下，也许我们两个人能够战胜他。”
“我们还抱有一线希望。”古罗夫点头行礼，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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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古罗夫的侦察员们正在从事一项必需而又令人很失望的工作。他们监视福金。有可能取得某种成果，假使古罗夫不发出坚决的命令：
“伙伴们，你们瞧瞧，你们正在监督我。一举一动不谨慎，全部工作都成泡影了。如果他突然改变方针，急剧地转弯，那么你们马上放弃他，从出发阵地开始活动吧，每天都要调换汽车。”
在莫斯科，在街区汽车运行的条件下，侦察员们考虑到古罗夫的命令都能够坚持着监视福金，每昼夜长达三十分钟。他们知道，他住在哪个地方，在哪个地方工作，更喜欢在哪些饭店用午膳，于是从这些地方对他进行监视。但很快就被迫放弃，因为福金机械地接受查验，未曾揣度他身后是否有人监视他。
“他反正会落到手上来，”古罗夫重复地说，“他一定有秘密约会，以后有一次他忙着去做事情，准会把您领到目的地去。”
伙伴们疲倦地、失望地点头，一面继续工作，忽然间——这类事情总是忽然间发生的——走到莫斯科近郊军医院。福金在这个地方毫无办法。但当第二天侦察员们不监视福金，而是在军医院门口等候他的时候，这名中校又出现了。
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柯托夫是个魁梧的、干瘦而笨拙的犹太人，他俨然像一个侦察负，正如看管院子的女人俨然像芭蕾舞女演员一样，他加入了红十字会。他在那些和官僚们进行绝望的斗争的母亲委员会里查明了，有谁经常在军医院进出，并且说，他掌握一些为伤员收集的资料，有两个妇女的儿子都病卧在军医院里，他混在她们一起毫不费劲地钻入了铁门，从那些不太纠缠人的女护士旁边平安无事地走过去了。
两天以后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在军医院里已是自己人了。因为他未曾以无名账户捐款，这类捐赠皆凭无名地址寄送，下落无着，他从自己荷包里取出钱来并且低声地问道：“我能具体地帮点什么忙？”女护士们很快就赐以青睐。侦察员有时候会违犯一些无关紧要的规定，而主任医生完全不予以理会，他经常购买水果、香烟，五一节时捎来两瓶精美的樱桃甜酒。一瓶馈赠与女护士们，另一瓶顺便“丢”在伊戈尔·斯美尔诺夫所待的病房里。密探要查明中校福金倾心于这个病室是不困难的。伤员们把柯托夫称为“达卫多维奇”，喜欢他并且把他看成是有点令人打喷嚏的人，他们都认为他的儿子在车臣阵亡了，只是这个人不愿意提及这件事而已。
“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