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先几步跨上一辆刚要开动的公共汽车，将尾随的特务甩在后边，便很安全了，谁
也没有料到那些整天在公共汽车上担任查票或售票的人员会和特务是同道的。当你
高兴地在车快开动时敏捷地跳下汽车时，这些查票员或售票员会将你又指示给在车
站附近的另一些特务，继续来对你进行“盯梢”。总之，在当时的重庆，只要你的
言行稍有点进步，那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上这些瘟神来找你的麻烦。
照理来说，在抗日战争期间，陪都有这么严密的防范，总应当很少能让汉奸混
入，而且也应经常听到破获汉奸的案件。可是事实上从上海、南京、武汉等沦陷区
来到重庆的大小汉奸，却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没有一个真正的汉奸落过网。而经常
闹人满之患的军统监狱中，却囚禁了成千上万的真正坚持抗日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
士，这便是当年军统忠实地执行蒋介石枪口对内，更加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最具体的
铁证。
我在重庆有六年多，先后担任过重庆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重庆卫戍总司
令部稽查处督察长和副处长，军统局局本部总务处处长。下面我只简单的把军统在
重庆的一些单位的组织和活动情况谈一谈，便可以看出抗战期间军统在陪都究竟干
了些什么罪恶活动。
重庆卫戍总司今部稽查处
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是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在重庆所控制的一个最宠大的公开特
务机关。它的组织遍布卫戍区十三个县，编制上的人数虽只有五百多人，而每一外
勤人员所运用的助手，多的上百人，少的也有二三十。它的特权超过了卫戍总司令，
军统在重庆的许多罪恶活动，大都是通过它去执行的。
这个处在一九三九年成立，是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迁到重庆后扩充起来的，
名义上是卫戍总司令部的一个单位，实际上完全受军统控制，全部人事安排都由军
统人事处统一办理，卫戍总司令根本不能过问。先后担任总司令的刘峙和王缵绪，
也非常识相，对这个处的一切都不去管它。因为蒋介石曾亲自告诉过他们，要把这
个处全部交与戴笠。
刘峙在河南时本来有一个他自己的特务班底，稽查处成立时很想把他这一百多
人安插进去，而受到戴笠的拒绝。他自己倒没有什么，可是他老婆却大不服气，因
为这些人替她在河南弄到过不少的钱。刘峙没有办法，便在总司令部内另外成立一
个侦缉队来安置这批人。军统立刻向他提出意见，不容许另搞同样组织。他只好把
这些人缩编到参谋处，成立一个调查组。但是，稽查处并不放过，要刘峙取消这个
调查组，还公开宣布要逮捕这些人，不准他们在外活动，逼得刘峙不得不另行设法
去安置这批人。刘的老婆跑到总司令办公室指着刘峙大吵大骂，说他太不中用，当
了总司令连这一点事自己都不能作主。刘峙再三说明，军统这个机关是惹不起的，
别人也从旁再三说明利害，她才知道蒋介石身边还有一批这样凶恶的人，她在河南
那一套作风也才稍有收敛。
一九四二年前后，郭寄乔当了卫戍副总司令，他是以骄横跋扈著名的，一开始
便想大权独揽。刘峙很不痛快，便有意让他碰碰钉子，没有把稽查处的情况告诉他。
果然郭寄乔准备过问这个处的工作。有次他听到稽查处在通远门附近逮捕了几个人，
却一直没有向总司令部报告，便找当时的处长陶一珊去责问。陶很有礼貌地告诉他
这是奉军统局的命令办理的。郭仍要了解情况，陶便请他去问军统。他气得跳起来，
正要向陶发一顿脾气，陶一语不发拿起帽子便走了。在那以后他遇到类似的问题还
打过几次电话到稽查处，我接到他的电话后，便不客气地告诉他，军统局交办的事，
照规定可以不通过总司令和副司令，是得到委员长批准的。虽然他还是打几句官腔，
但也没可奈何。以后别人告诉他不要自讨没趣，他才不再过问这个处的事了。
这个处一成立便不和卫戍总部在一起，而是单独在石灰市重庆职业学校内办公。
这个穷凶极恶的特务机关，整天抓人打人，每日押进押出，从这里经过的人，无不
侧目相看，有些人甚至宁可绕道而不愿从这里经过。
这个处除了担任军统局在重庆的大部分外勤工作外，也是戴笠用来考核干部能
力与储备和锻炼特务骨干分子的地方。他每次选派的副处长总是准备继任处长的人
选。例如，赵世瑞免职后由副处长陶一珊接任，陶去职由副处长廖公邵继任。廖去
职后，我因调军统局总务处长，遗缺还是找了陶任内另一副处长何龙庆来接充。这
一方面是怕新处长不熟习业务容易出毛病，必须先经过副处长阶段，同时也是戴笠
的一贯用人手法，故意使正副处长不和睦，互存猜忌，便于控制，而不会勾结一气
去欺骗他。另外，戴笠对当时在外面出了点问题的军统特务骨干分子，在可法办与
可不法办之间，凭他的喜爱来处理时，往往是派到这个处来考察一个时期；对那些
一时无法安置的人，也派到这里来见习一下。我任督察长时，便有三个副督察长是
在外面当过稽查处长的，都出了点小事而被调回“考察”。例如汉中警备司令部稽
查处长左明，因为听到戴笠谈过胡宗南准备向蒋介石保荐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当陕
西省主席，左明想讨好祝而透露出这一消息，被人检举出来。戴笠原来准备以泄漏
机密罪名处分左明，因祝绍周向他说情，便调重庆察看。洞庭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
长黄加持，因与司令霍葵彰相处很好，霍为陈诚的人，戴一向不满意陈，怕黄跟霍
走陈的路线，也调到重庆察看。玩陵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郭宗尧，因有贪污嫌疑而
证据不足，也调到重庆。戴笠把这三个人都派到稽查处去当副督察长，叫我注意考
察他们的言行。我暗中向他们透露了戴的这一作法，他们便都非常认真卖力工作。
不久，黄加持调升为贵州省缉私处长，左明调出去当警察局长，郭宗尧调到军统当
秘书。这样一来，许多被调到稽查处工作的人，都希望通过一段时期能得到戴笠更
进一步的重用，莫不异常卖力。所以稽查处的工作总是那么紧张，都愿找事来做，
以求讨好戴笠。每遇一件重大点的工作，处长、副处长、督察长、副督察长等都是
抢着亲自去指挥部署。因为只要有一点成绩表现，马上会传到戴笠和军统其他大特
务的耳中。我当时也很懂得这一窍门，在当督察长时便曾跑遍十三个县去视察所有
的稽查所哨的工作，一方面是了解情况便于掌握，同时也想走冷门，发现问题可以
自行处理，免得在重庆市和别人去争着做。我任副处长后，便成天守在处里，不去
参加无谓的应酬。因为每每在下班后最易出事，不但部下可以随时找到我，而且戴
笠每次在下班后打电话查询什么问题，多半是由我去接听。戴笠问起的事情，我都
能立刻在电话中向他详细报告，不用去查阅档案或等一会再回复他。戴笠这个急性
人，对这一点很满意，所以我在二十多岁便调到他身边去当总务处长，主要便是靠
这一套。
稽查处设有四个科。
第一科主管总务，下设事务、人事、文书三股。科长先后由季先训、王秋肪等
担任，副科长为非军统分子王树声。
第二科是业务科，主管情报、行动、侦防、航检等工作，是重点单位。这个科
先后由王希圣、宋廷均等任过科长；王一心。张尚钰、揭梦鱼任过副科长。
第三科是电讯监察科，先后由肖茂如、查绥之任科长。这个科是由军统电讯处
直接领导，全科的工作人员如黄勤、毛洪明。蓝天佑、杨宣武、赵中令第四十多人
都是电讯处人事考核股所调派，与其他单位的人事由军统人事处调派又不同。这个
科的工作是分内勤外勤两部门：内勤的一项工作是管理全卫戍区无线电通讯器材的
运销，任何单位要购买这类器材都得先来申请，经过审查认为准许购买，才能持准
购证向商店去购用；商店不论从何处购进这类货物都得先通过这个单位，否则便被
扣上“资敌”的罪名坐牢。内勤的另一项工作是主管侦测。稽查处三楼便设有几部
小型侦测电台，专门用来侦听重庆所有公私电台的通报情况。当时一切设在重庆的
无线电台，都得先将电台类型、呼号、波长以及经常与哪些地方电台通报等等逐项
登记。不仅如此，这个科还整天侦听这些电台通报时是否和登记的情况相符，稍有
可疑之处，便认为有问题，除公开由外勤去查对外，还得进行空中监听。不过，他
们工作的重点，主要是抄收中共办事处、《新华日报》等单位的来往电报，送到军
统电讯处技术研究室去研译。尽管他们日以继夜地在工作，而且表面上总是说防止
日伪在重庆设立电台，但六七年间却从没有破获或侦测出一个日伪电台来。因为当
时与南京、上海、武汉等地日伪联系的电台，是不在这些人监督之内的，而是由军
统局电讯总台担任这一工作，那又从什么地方来破获呢！这个科的外勤工作是专门
去检查无线电台和收音机。当时要装一部收音机听听广播，可不像今天这样方便。
除了一些达官贵人和有特权的可以自由收听外，一般人的收音机是不准有短波的。
市民的收音机都得先向这里登记，请得了许可证后，还得将收音机抱去送请检查，
有短波的要将短波部分剪断或给予封闭。如果经剪封后私自接上，不管是否听了延
安或上海。南京的广播，都得被扣上“偷听敌人宣传”的罪名抓进去坐牢。当时军
统虽没有电台专门干扰延安的广播，但还是有些人偷偷收听。这个科的特务便常常
突然闯人，拆开人家的收音机来检查，只要发现剪封部分有点可疑，立刻就将人带
走。有时他们存心敲诈，故意在送去剪封时留下一手，过些时便找上门来找麻烦。
有的出点钱还可了事，有的出了钱还得冤枉坐牢。
第四科是司法科，先后由徐钟奇、胡藻担任科长。这个科属于军统局司法处直
接领导，人事安排也是司法处与人事处商量派遣，有关案件的处理都得听命于司法
处，稽查处长也不能过问。特别是徐钟奇当科长时，因为他是戴笠的小同乡，根本
不听处长的话，遇事总是直接跑到军统局去请示，回来高兴才向处长说一声，否则
连关在稽查处的人送走了处长也不知道。因为稽查处的看守所是归这个科主管，科
长可提人关人，他只要有军统局司法处的指示便可以不问处长同不同意了。当稽查
处长的遇到这种情形，往往只有苦笑一下。
稽查处内还设有三个组，主要的是党政侦察组，先后由曹万道、易啸夫、萧志
坚、雷和春任组长，有组员三十余人。这个组设在太阳沟菜场附近，因为这些化装
混人民主党派和各阶层的特务进出稽查处不方便，所以在外面办公。它的任务是专
做党政情报、监视进步人士，以及担任军统需要复查的情报。这个组与军统党政情
报处也有直接联系，等于军统党政情报处的外勤单位。当时蒋介石命令要予以监视
的单位或个人有好几百，军统奉命后便分派给在重庆的单位执行。对于中共办事处、
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等，都要派专人去监视。对宋庆龄、史良、沈钧儒……
等则交稽查处监视。当时这个组全部只有三十多人，要经常监视几个单位和数以百
计的人，怎样也分不过身来，唯一的办法是依靠眼线和收买内线，以及运用各人的
亲友帮同进行。
他们监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便是利用开设在附近的一家小茶馆的老板，这个
人当时是那个地区的甲长还是保长我已记不顶清楚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每天派
人去找这个人了解一下当天情况；遇到延安方面有新的人来，或者是什么纪念日，
以及国民参政会开会期间，就得逐日加派几个人去。他们有时则化装成为小贩之类
守在附近，对进出的人特别注意。当时特务们最苦恼的是弄不清进去的人究竟是会
什么人。当时规定，凡是周恩来副主席亲自送出的客人可以不盯，周恩来副主席等
的秘书送出的人可盯可不盯，而对自己推门进去，出来随手把门带关的人才盯。因
为这可以说明是内部的人。由于进出的人都是匆匆忙忙，只能从他们进出的时间写
写汇报，内容是很空洞的。
他们对化龙桥红岩村的监视就更加困难，因为那里来往的人多，究竟谁重要谁
不重要又弄不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