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阳光照在破水瓶胆上，发出了一道道白光。恰巧这次敌机在这个兵工厂附近投
了几颗炸弹，南岸稽查所的特务也躲在附近。他们到处搜寻，发现这对夫妇身边有
这些发光物，便不由分说断定他们在给敌机指示目标。特别是当他们进行搜查时，
又发现小孩颈上有一根红头绳穿着三个铜钱挂在胸间，这一下他们认为是人证俱获。
当所长曹万道把这三人解送到稽查处时，这个女的再三解释小孩身上带铜钱完全是
家乡一种迷信，而热水瓶打破的确是无心，也没有料到敌机会到那里轰炸。但是南
岸所的特务硬说亲见他们在敌机飞临上空时才把水瓶打破，以水瓶胆当镜子指示敌
机炸兵工厂，而且已承认了这一事实（其实是屈打成招）。不久，卫戍总部打电话
来查询，因为这一类案件军统局不要，我只好根据南岸所的报告将这三个人解到总
司令部去。不到十天，这对夫妇就被加以汉奸罪名而枪决了。在那几年里，不知多
少人被糊里糊涂的枪毙掉。
可是又有另一种情况。特务们在三斗坪前线发现一个可疑的人，由湖北方面一
直跟踪到重庆，这人名叫江XX，是汉口一家很大南货点心店江裕霞的少老板，他受
日本人派遣到重庆活动。但他一到重庆，马上去见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稽查处
的特务看到这一情况，立刻解除了对他的监视，而让他自由自在地在重庆活动，再
也没有人敢去碰他一下。
由于在反共方面表现不力，戴笠经常要找稽查处的人去训斥一顿。当时最主要
的一个问题，是无法制止《新华日报》在重庆发行。蒋介石对这张报纸恨之入骨，
一直希望通过用特务手段来限制这张报在群众中发生力量。戴笠每次找我们去谈这
个问题时，我们几个人总是面面相觑，无词以对。他便骂我们是饭桶，不尽心尽力
去完成“领袖”交给的任务。
其实，稽查处从稽查员到处长，莫不把这张报看成“大仇”。每次我们指使一
些稽查员运用他们的助手们，对报童殴打一次之后，总以为第二天会看不到再有报
送来，可是第二天一走进办公室首先就看到它。因为它发行比别的报纸都早，又是
单独有专人送，稽查处看别的报几乎都是送阅不用花钱，只有这份报是花钱订的，
科长以上都有一份。有一次，陶一珊在戴笠面前夸口，说已经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
不使它再在重庆市露面。原来，他是叫稽查员分别在各要道路口带着一群流氓打手
除照常殴打报童外，还把报童手上的报纸全部抢走。可是，当他正在打电话向戴笠
报告时，而传达兵却把报拿了进来。他气得对这个传达兵连打带踢地赶了出去。电
话刚搁下，戴笠的电话马上来了，陶一珊的脸色立刻变成惨白。我正在他旁边，他
便轻声叫我去接，说他刚出去。我接了戴的电话，果然是在他那里也发生同样情况，
仍旧收到了当天的那份报纸，不过比平日迟了一些。戴笠在电话中的责骂声很大，
陶坐在旁边几乎发起抖来。最后，戴还是叫我们去他那里，当面又严厉训上一顿。
一九四二年，戴笠感到这个处在重庆方面的力量还不够雄厚，又在这个处下成
立一个侦察大队，派王会云为大队长，刘耀为副大队长，强占民生路一家旅馆作为
大队部。这个大队有二百多人。大部系由军统调去，少数则由稽查处特务介绍。
戴笠成立这个大队的目的是害怕重庆方面发生暴动，没有力量镇压。因为稽查
处遇有紧急情况时，全部出动也不过二百多人，这个大队名为侦察，实际上大部分
人员等在队部里整装待命，只有小部分出去活动，夜间经常保持能随时出动一百人
左右。戴笠经常打电话来问能马上集合多少人，我们以为有什么紧急事，结果他只
是查问一下。当时他经常提心吊胆，生怕重庆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动示威游行一
类的事情，会来不及对付。这是在大队成立之前，他亲自向我和陶一珊讲得清清楚
楚的。但以后在军统的纪念周上，他却说得非常好听，是怕日本人趁空袭时大家躲
进了防空洞，而派空降部队占领重庆，所以要这个队的人随时准备应付这类非常事
件。
这个大队的队员，每人都配发有一支很好的手枪，并叫他们经常练习实弹射击。
以后戴笠又规定每天要轮流派人到市区去秘密巡查，特别是遇到有群众集会的时候，
更要大批出动，暗中进行监视。戴笠总是感到在重庆的特务还是太少，按照他的意
思，这个大队应当扩充到三百多人。因为选择人员的条件较严，不敢随便找人，而
军统训练班训练出的学生每年虽有几千，还是不够使用，所以一直没有足额过。
重庆市警案局侦缉大队
重庆市警察局侦缉大队，系一九四一年十月间，由该局侦缉队扩充而成。戴笠
调我任侦缉大队的大队长时，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警察局局长唐毅，说明我过
去曾经当过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这次调重庆接替原任队长蒲岗的职务，希
望把侦缉队扩充为大队，以加强重庆市的侦缉工作。唐接到这封信后，马上对我表
示，既然戴笠决定把侦缉队改为侦缉大队，他一定遵照办理，立刻去请求改变原有
编制。当时主管全国警察工作的内政部警政司司长澧裕昆，是军统特务，这个司也
由军统所掌握，戴在写信给唐的同时，还打了一个电话给澧，说明他要改变这一制
度，澧在电话中是诺诺连声遵命办理。所以唐毅的报告经重庆市政府转上去以后，
不到一星期，我就接到了担任大队长的委令。这在当时反动政府中办事的效率可说
是最高的了，同时也说明只要是戴笠决定了的问题，立刻可以将编制改变。
我去接事的时候，真是别开生面。蒲岗和我办正式交接手续竟不在他的办公室，
而是在夫子池来龙巷侦缉队大门口一家茶馆里。这家茶馆是侦缉队一个退职的队员
所开设，蒲岗和他的许多分队长等每天都在这个茶馆中去碰头。几个最好的座位是
固定保留给这批人的。平日虽然空着也不卖茶给别的客人，好随时让他们去坐。由
于这家茶馆设在侦缉队门口，老板又是过去侦缉队队员，每天去的又都是这个队的
负责人，因此，这里便成为和侦缉队“谈生意”的最好地方。这个老板便成为他们
的中间人，所以他并不以卖茶为主要收入，而是靠经营“副业”来分肥发财。因为
侦缉队由军统控制后，警察局长不论是军统的徐中齐或非军统的唐毅，都不过问这
个单位的工作。
抗战时期的重庆警察局局长人选很有趣，徐中齐和唐毅每人都当了两任，徐下
台交与唐，唐下台又交与徐，徐再下台仍旧交与唐，好像除了他们就找不出第三个。
其实内幕很简单，当时逐鹿者虽大有人在，却一直没有轮到。原因是徐为军统，除
得到戴的支持，还直接走蒋介石路线，特别是对孔祥熙巴结，极力讨好孔的第二个
女儿孔令俊。而唐虽非军统，却一向接近戴笠，又得到四川军阀王瓒绪的支持，并
和徐一样走蒋孔路线，因此能一任再任。他们每次走马换将，除了自己带一个主任
秘书外，像督察处长、司法科长、侦缉队长等都是戴笠所派，谁都不敢去动。
侦缉队却又不是军统局全部掌握，而是军统渝特区运用，队长及以后的大队长
都是兼渝特区的组长，专替渝特区做社会情报和担任行动工作。只有像监视中共办
事处、《新华日报》等工作时，军统才统一布置。所以这个侦缉队便可钻空子，任
意逮捕人，而进行敲诈勒索。这个茶馆就成为讲条件，一手交钱一手放人的地方。
我去接事时，蒲岗站在门口向我招呼，我还误会他很客气跑到门口等我。当他
把我拉进茶馆坐下以后，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当时感到在那种场合谈话
太不方便，他才同意到他的办公室去，把队里的一些负责人向我作介绍。
侦缉队内部原来的编制很简单，除副队长沈夕峰外，只有一个书记和几个司书、
事务员，书记包办一切，连审讯都担任。不过一般审讯都是由分队长自己抓人自己
问，书记便记录一下口供签一个处理意见。档案是乱七八糟。我初去看到那些分队
长审问小偷扒手时，完全用窃盗中惯用的术语同他们谈“内行话”，对方应答如流，
最后才谈到案情。当问到他来过多少次，有的马上承认哪几件事是他做的，赃物已
如何处理，谈得很干脆，也不推倭，同时毫无惧色。审讯时就像谈家常一样，根本
用不着用刑，完全不像审讯，只几分钟就解决了。
有次我试图改变一下方法，用一般常用的审讯方式去审理一个小偷。他连声叫
冤，矢口否认他偷了人家东酉，而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如何可怜的老实人。我当然不
会相信他，可是却没有办法使他能从实招来，正在弄得下不得台的时候，一个老队
员因事来见我，一看到那个自称好人的人，马上就说：“XX，你怎么又失风了？！”
这人听了立刻改变态度，便老实招供，问题即时大白，原来他是一个惯窃，并不曾
冤枉他。
我任大队长后，便将侦缉大队进行扩充改组。我考虑到，抗战时陪都所在地的
侦缉大队，不应只以作社会情报和管理小偷扒手为满足。我懂得戴笠的心理和军统
的要求，只要想得出办法，提出要求，一定能得到支持。当时什么编制和法制问题，
我根本没有去考虑。我也不大和副大队长沈夕峰去商量，因为戴笠不信任他，我也
对他满不在乎。我完全按照我在上海所搞过的和见过的一套来着手改组，先从大队
部开始，请军统局人事室给我一批临澧特训班毕业的学生。当时人事室几乎是临澧
班学生所操纵，我是该班教官，对他们很熟识。这一要求马上得到满足，首先成立
大队部书记室，以临训班学生邓毅夫为主任，原来的书记王秉钧因非军统，仍暂以
他为书记室书记，好让邓慢慢把情况弄熟再撤换他。因为当时军统外勤单位的主管
官，要调动一个军统特务，非通过军统局不可，而对非军统则可任意撤换。
我在大队部里新成立督察、司法、总务三个股，分别以临训班学生邵华、李湘、
凌峻拔任股长。我还向军统局要求，把局里的警犬室人员和警犬分一部分到大队，
以军统局警犬室主任王芝禄兼大队警犬室主任。另外，我向警察局要求，把指纹室
分一部分人员到大队来。
对外勤单位我也予以调整。我便把队员中文化程度较高的十多个队员调集起来，
成立一个直属队，专门负责搞党政情报，以李樵逸为队长。李当时是重庆大袍哥石
孝先的兄弟伙。石所组织领导的袍哥帮会“兰社”，其中不少是国民党、民社党、
青年党的成员，另有些金融界、商人、律师、医生等。李是“兰社”的管事，社会
关系复杂。其他一些队员如张克东等，有的与新闻界有联系，有的与大专学校师生
有往来，有的在文化界有朋友。这些人经我在几天内进行了个别谈话后，大致摸清
了他们的情况，所以决定把这批人挑选出来，让他们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不再去管
理小偷扒手案件，专心从事于军统所需要的党政方面情报搜集的活动。我很清楚，
搞这项工作，比其他队员油水要少一些，便在生活待遇上稍许提高一些，并向他们
说明做出成绩，可以得到特别奖金或升级，而大队今后分摊奖金等也将特别照顾他
们。
我将侦缉队下面的分队一律升为中队，小组升为小队，这样一来，使得各单位
的负责人皆大欢喜。为了不使工作脱节，原有的队长基本上不变动，所管辖的地区
也不动它。第一中队仍以何玉昆为中队长，负责城区工作。第三队仍以黄俊良为中
队长，负责南岸。第四队仍以江如山为中队长，负责江北地区。第五队仍以李文远
为中队长，负责化龙桥到沙坪坝、磁器口一带工作。其中只有第二中队改以临训班
学生陶思清为中队长，负责下城区。因为在这个区里，除了军统局局本部外，戴笠
住在曾家岩，蒋介石住在上清寺，还有中共设在曾家岩的办事处，是当时的重点区，
所以要以最亲信的学生去负责。这个地区不但不能出事，还得进一步去做监视中共
办事处的工作。第五队当时也是重点区，因有军统磁器口丝厂办事处，以及小龙坎
管区的红岩村，都需要特别注意。
我把这一计划亲自写好，直接送与戴笠批示。他看过以后，非常高兴，连连称
赞“很好，很好”。他对我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