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
军统在控制重庆航空方面，虽然有了重庆航空检查所，珊瑚坝机场场长已由军
统特务王云苏担任，空军政治部和空军调查室已由军统特务简朴和徐鹤林分任主任，
但戴笠还认为不够严密，又于一九四三年在党政情报处增设了一个航检科，由王芳
南任科长，直接对飞机票进行控制。每天乘飞机来往的客人名单，戴笠当天都全部
了解。一些为蒋介石所注意的人来往情况，也得由戴笠向他报告。同样，重庆的经
济情况以及物价波动的情形，也逐日要向蒋介石报告。
我在重庆时，听到不少关于蒋介石不了解物价的种种传说。如说蒋介石有次在
两路口一家帽店买了一顶呢帽，店主把价钱说得和战前差不多，蒋介石很高兴的买
走之后，市政府立刻对这个商店老板给予嘉奖，并补足他的损失。有一次社会部长
谷正纲陪蒋介石上冠生园吃饭，故意把菜价牌写得和战前差不多。蒋介石看了价目
单连连点头说：“大家都吵着物价飞涨，其实涨得很有限。”像这一类的传说，无
非是在替蒋介石作宣传，想说明他不是不关怀人民生活，是被部下蒙骗了，要人们
相信蒋介石是个好人。其实每天物价的波动情况以及与战前的比例数字，不但军统
报得很仔细，而蒋介石看得也很清楚。
军统对四大家族的安全，是竭尽全力予以保卫的。其中以保护蒋介石的安全为
重点，每个军统特务都要尽到保卫“领袖”的职责。除了戴笠派在侍从室的随节警
卫组整天跟在他身边外，还有一个近二百名中央军校毕业学生组成的特别警卫组。
这些人经过戴笠亲自挑选和训练，由朱金骅率领，密布在蒋介石每天经过的马路上
担任巡逻。蒋介石外出时，总是注意马路两旁有没有左手持《中央日报》的特别警
卫人员在给他保缥。
宋子文的家中驻有军统派去的一个便衣警卫分队，十多个特务在维护着国舅的
安全。孔祥熙家中虽有他自己的卫队，戴笠为了讨好他，仍在国府路范庄的孔公馆
里，或孔家在南温泉的别墅中举行宴会舞会时，总得派特务去附近警戒。孔祥熙在
广播大厦大开寿宴时，戴笠还亲自站在门口当招待，并派遣大批特务去保护前往祝
贺的达官贵人。至于陈氏弟兄，虽有中统特务保卫，军统仍是有人随时协作的。
在抗战期间，军统特务在重庆，真是坏事做尽，写不胜写。我了解到的，还只
是一部分情况和一些表面上的现象。如果把军统特务当时在重庆的全部罪恶搜集起
来，当更加骇人听闻。本文所举的事实和时间等均系凭个人记忆所及，错误在所难
免，请了解当时情况的先生们给予指正。
军统内幕
杨杏佛、史量才被暗杀的经过
一九三三年与一九三四年，杨杏佛与史量才先后被军统特务暗杀于上海和沪杭
公路，这些情况当时外间传说颇多。我于一九三二年参加军统（当时为复兴社特务
处，以后才改为军统）特务组织时，即在上海华东区（以后改上海特区）担任过区
交通与组长等职，对这两件血案是间接参加的人。抗战期间，军统大规模举办特务
训练班时，我又长时期兼任许多特务训练班的“行动术’（专搞逮捕、暗杀、绑架、
破坏等罪恶活动）基本教官，负责主编过军统各特训班的行动术讲义，将这两件血
案均列为教材。在编写讲义过程中，我曾多次向这两血案直接主持的凶犯赵理君搜
集过有关材料，并调阅过有关档案。现就记忆所及分别写出案情经过，但由于事隔
多年，可能仍有遗漏与错误之处，尚清了解当时情况者有以补充和指正，俾使此项
震惊当时的罪恶暴行能更具体地揭发出来，使世人更清楚地看到反动集团的凶狠毒
辣。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早上，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发生的国民党中央研究院
总干事杨杏佛先生被暗杀身死的事件，曾轰动一时，极为各方面所重视。这是戴笠
所领导的特务在上海租界内所干出的第一次血腥罪行，多年以后，一直为军统特务
们所最爱津津乐道的“杰出之作”，而局外人却很少了解其内幕。蒋介石当时决定
杀杨，最主要的原因是要以此威吓宋庆龄先生。自一九三三年初，宋所发起的中国
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杨杏佛担任同盟的副会长兼总干事，他们即为蒋介石所厌恶，
亟欲除之而后快。但因对宋直接下毒手顾忌尚多，乃决定杀掉一个“适当”的人来
对宋进行威吓。加上杨于一九三三年春天曾到华北等地进行过一次活动，鼓吹人权
保障同盟的神圣任务，针对蒋介石种种蔑视人权、无法无天的作法进行坚决斗争，
并极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团结抗日。这与蒋介石的政策完全相反，成为他被害致
死的主因。
戴笠奉命杀杨是在一九三三年四五月间，当时杨从北平回上海不久，戴立即开
始布置。特务们先侦察了杨的每日行动，了解到杨本人住在中央研究院楼上，爱好
骑马，在大西路养了两匹骏马，早上有空便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驰骋一两小
时。特务们认为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段对杨进行狙击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特务们正
进行狙击杨的准备时，蒋介石表示不同意这么办，因为把杨暗杀在租界以外的地区，
既达不到威吓宋的目的，还可能引起各方面的指责，徒然增加政府的麻烦。他坚持
一定要在法租界宋的寓所附近执行，这样既可显示特务的力量，威胁宋庆龄先生，
又可以不负破案责任。戴笠只好改变计划，决定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进行布置，准备
趁杨外出散步或去宋寓所途中执行。
当时那一带均系住宅区，来往的人很少。戴笠于六月初亲往上海指挥布置，他
的寓所就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负责执行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他化
名赵立俊、陶士能，四川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在上海专门负责军统行动工作，
抗战期间曾任军统局局本部行动处行动科科长。赵本人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中段巷内
德丰俄国大菜馆楼上。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及几个行动员则住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
一幢三层楼房内，组部也设在那里。参加这次行动的凶手六人，事前都举行了宣誓，
要做到“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应即自杀，而不能泄漏出去，否则将遭到
严厉制裁。
特务们本来准备在十七日早上动手，因为他们刚一到达中研院附近即碰上法巡
捕房一辆巡逻警车，以后又有一队换班的巡捕经过，因此不敢动手即分别溜回。十
八日早上六点多钟，赵理君亲自带着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前往。赵自己坐在
汽车上，汽车则停在亚尔培路、马斯南路转角处。李阿大、过得诚等四人分散等候
在中研院附近，两头各有一人巡风掩护。约八时左右，当杨杏佛带着儿子小佛走到
院中准备登车时，特务们便走近门前准备动手。但杨上车后又走了下来，特务们还
以为杨已发觉正想冲进去的时候，杨领着儿子又登上另一辆汽车。当汽车徐徐驶出
亚尔培路三十二号大门时，四支手枪同时朝着车内射击。
杨先生一闻枪声，立刻知道是要杀害他。因早在一个多月前他接到过几封恐吓
信和特务寄给他的子弹，他不但置之不理，还比过去活动得更积极，却没有预料到
特务们真正敢对他下此毒手。在这生死关头，杨自知不免，但因爱子心切，立刻用
身子袒护小佛。所以特务们连发十多枪只将杨和司机打死，小佛仅腿部中了一弹而
幸免于难。凶犯们见目的已达，便向停在附近的汽车狂奔，抢着上车。赵理君听到
枪响，早已指使司机将车开动。这时过得城因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折转来再去追
汽车时，车已离得很远。他一面跑一面喊：“等一等我。”赵一看他还差好几丈，
而这时附近警笛狂鸣，便顾不得再停车等候，因怕他被捕后泄漏消息，立刻从车上
向他发射一枪，仓皇中未能击中要害，便加足马力开车飞奔。 凶手过得诚刚完成任务，没想到反而挨了自己人一枪。他想挣扎着逃命，但四
面围追过来的巡捕已接近了他。他自知无法再逃，只好举枪自杀。一弹从胸侧穿过，
他虽痛极倒地，却没有死去，结果被巡捕捉到，立刻与杨氏父子一同送往金神父路
广慈医院进行抢救。
杨先生抵医院不久，即以伤重不及救治而逝世。凶手过得诚经急救之后，到下
午即能说话。经巡捕房派人向他追问，曾说出他叫高德臣（参加军统后的化名），
是山东人，因来沪投亲……等，但还不敢说出真实情况。
戴笠听到杨已被刺身死的消息，感到非常高兴，但一听到过得诚已被捕并说出
了自己的化名，又非常气愤。戴马上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任华探目的军统特务范广
珍，叫他带上一包毒药，以捕房关系去接近过。当晚，这个凶犯便也“重伤不治”
而死去。第二天报纸刊出杨遇害经过时，都只提凶犯高德臣的名字，并说高在刺杨
时因凶手四人相对射击，被同伙打中一枪才被捕去云云。二十日晚上，戴笠便很得
意地回转南京，向蒋介石复命讨赏。
戴对这个为他卖命的过得诚，除了假仁假义地表示悲痛外，还对他的家属给以
抚恤，过得诚的儿子也一直由军统负责养育。抗日战争期间，戴笠曾多次以过得诚
“任务完成后，无法逃走，自杀成仁”的精神来教育特务学生，并对过一再表示赞
扬。以后在重庆修建中美所范围内的马路时，戴又把一条路命名“过得诚路”。
当杨杏佛先生的遗体送到万国殡仪馆入殓以及举行追悼时，华东区一些担任情
报工作的特务又不断去那里侦察监视，看有些什么人去吊唁，当场说了些什么话。
当时去的人最为特务们所注意的还是宋庆龄先生。她在二十日下午带着两个女秘书
到殡仪馆吊唁，异常悲愤，讲话语气也很激昂。当一大群新闻记者（其中就有特务
利用记者身份的几个人参加在内）包围着她的时候，她表示为此事已发表了一篇声
明，向全世界公告，指明这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她不会被这种卑鄙
手段吓倒。
当时去吊祭的还有鲁迅、何香凝、沈钧儒、李四光……等先生，特务们对这些
人也很注意，并将他们去的情况和当场说过的话，…一汇集起来送南京方面转报了
蒋介石。
史量才先生被暗杀的原因，当时外间传说很多。据我了解，主要是由于蒋介石
得到情报，说史当时很同情共产党，曾经接济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所以
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此外，史量才所主持的《申报》，
经常有一些不满意蒋政权黑暗统治的言论。
当军统华东区行动组奉命去杀害史量才的时候，戴笠说史量才担任上海市参议
会会长后，曾阴谋搞上海市独立运动，要使上海脱离国民党的统治。抗战时期我在
重庆重新整编军统行动课程教材时，明明知道杀害虫量才的原因是他与中国共产党
有牵连，但在讲课中举这一血案为例时，还是说他因得到日本人支持在搞上海独立
运动，是一种“叛变祖国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而不敢把真正的原因让学生们知
道。如果仅仅是由于《申报》有过一些反蒋言论引起C．C的不满，便不会由军统去
暗杀，而要由C．C领导的中统去执行。因当时戴笠和中统一直在闹摩擦，他是不会
为中统效劳的。
史量才于一九三四年十月间去杭州调养胃病，给了特务们一个最好下毒手的机
会。他一向提防反动派要对付他，除了使用的汽车有保险设备外，并雇有私人警卫
（上海人叫保镖）。戴笠于这年夏秋间即奉到蒋介石命令要暗杀他，原先准备在上
海租界内动手，曾一度在《申报》馆和史的住宅附近找过房子，因迟迟没有找到，
戴就亲自去上海布置。他最担心的是怕又和暗杀杨杏佛一样，凶手逃不了而泄漏出
去，引起严重的麻烦。以后监视史的特务们通过上海帮会关系与史的汽车司机结识，
打听到史经常要去杭州，戴笠才决定不在上海租界内进行。
不久，史量才果然携眷去杭，戴笠又带着赵理君等赶去布置。原来打算在史的
寓所秋水山庄附近伺机狙击，又考虑到如将史暗杀在杭州市区，杭州省会警察局长
便脱不了关系而将遭到各方面所责难，势非破案不可。这个警察局，不但局长赵龙
文是军统特务，而且整个警察局都控制在军统特务手中，在杭州作案便是自找麻烦，
因此最后才决定选择在离开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