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话，再去杀人，我就和你脱离母子关系。”这一出我意料的情况，使得我只好
把准备在第二天杀杨杰的事拖延于去。
民革在云南的负责人陈复光住在我家后面篆塘新村住宅区大门临马路，连围墙
都没有。当时云南站虽撤走，而留下的特务中还有戴季庸、杨文智等几个人，是一
向搞暗杀工作的。毛人凤又加派了保密局专搞暗杀工作的王XX、秦景川两个人到昆
明。秦为军统培植多年的刽子手，而我过去在军统局也专搞这类工作多年，并在许
多特务训练班兼任这项工作的教官，毛人风总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当时迟迟不
肯动手的原因，主要是怕自己跑不脱，因为这些人一旦被暗杀，毫无疑问，一定会
猜到是我于的。我如果先跑到沾益、曲靖等地，再叫他们去于，就不一定有把握，
反而打草惊蛇。当时整个局势迅猛发展，解放军势如破竹直指西南，眼看不久便要
到云贵等省。我自己也很清楚，国民党所留下的一点残兵败将，绝不是共产党的对
手，杀几个人也不能挽救失败的局面。
在那种形势下，我实在有点心灰意懒，再加上我母亲的那几句话，因而为个人
利害考虑特别多，所以放过了许多有利的机会。以后毛人风对我没有在昆明暗杀杨
杰，而让他逃到香港，曾对我执行命令不力严加指责。至于对安恩溥、谢崇文、龙
泽汇三个人的问题，我就更加有顾虑：一方面怕杀了后反而把卢汉激怒了，不但自
己有生命之虞，而且云南局势可能会变得更快，欲保云南，反因此而早日送掉云南；
另一方面，他们三人均为现职官员，平日出人有汽车，家中有警卫，下手也比较困
难。虽然这样，但我在接到第二个命令时，我还是进行过部署，因为军统纪律很严，
对连续命令不执行，将受到严厉的处分。特别在那个时候，毛人风为了挽救垂死的
局面，枪决个把大特务来对内部动摇情绪进行镇慑，是随时可能的。我当时虽一百
二十个不愿意，而仍不能不作一些布置。
云南站撤走后，云南站的外围组织却仍然存在，其中比较还有点力量的是第四
运输处副处长兼运输总队总队长李家杰所领导的“杰社”。这个帮会组织的成员，
大都是第四运输处的汽车司机和搞运输工作的职工。凡是参加这个组织的，多是些
专搞走私贩毒偷关漏税的不法之徒，还有不少在滇缅公路上专干杀人越货的惯匪。
我当时对安恩博特别不满意，私人间一向处得不好。为了执行命令，我便叫李
家杰在他的人当中挑选了四个干暗杀有把握的人，由我给他们每人一支美造曲尺手
枪，先给他们十两黄金的活动费，并允许事成之后，每人再给十两黄金。李家杰也
把自己所乘的汽车给他们使用，准备在安恩博经常来往的路上动手。因为这些人与
安的司机容易接近，打算先勾通安的司机，故意在偏僻的路上抛一次锚，他们尾随
在后，便可立即对安进行暗杀。
另外，由军统特务余谦所掌握的洪帮组织武圣山所领导的一些流氓，更是无恶
不作的亡命之徒，我便叫他选几个人去进行谋刺谢崇文的工作。我当时也怕他们干
的时候出问题，叫他们在决定动手的前一天先告诉我一声，我好同时布置杀杨杰和
陈复兴，并早作逃出昆明的准备。我知道安、谢两人中任何一人被杀，卢汉都会马
上和我翻脸而逮捕我或杀害我，因而我不得不先作打算。
至于对龙泽汇，我当时还不打算杀他，一方面我和他私交不错，另一方面因为
他与卢是亲戚，杀了他，我和卢不但发生正面冲突，也会使卢更坚决地倒向共产党
而痛恨国民党和蒋介石。我在回复毛人凤第二个命令时，也只说正在准备杀杨、陈、
安、谢四人。
毛人凤第三次来电催我赶快执行，我刚刚分别约见几个选定的凶手，并决定同
时进行的时候，突然得到卢汉准备去重庆见蒋介石的情报，我便又连夜分别通知他
们暂缓动手。因为昆明的手枪一响，卢汉可能不去重庆，这样我反而负不起这个责
任。两相权衡，还是以能使卢早日去见蒋介石更为重要。这样，解放前在昆明才没
有继一九四七年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后再来一次血案。
在卢没有去重庆见蒋介石之前，我在昆明表面上是暂时留下来和卢保持联系，
实际上我这个时期的活动较过去任何时期都紧张。和台湾联系的电台设在我家楼下，
我们日夜不停地保持接触。昆明方面发生的任何事情，特别是卢汉的一言一行，只
要能得到这类情报，几分钟后便可传到台湾。这时在昆明的一些公开特务机关的领
导人员，几乎每隔一两天便和我举行一次“公秘会报”（即云南站秘密领导单位与
公开特务单位的军统联合开会），交换彼此所得到的情报，研究对策，传达台湾方
面的指示。这种会报也比过去更秘密更紧张。
除此以外，我个人还得随时与驻在昆明的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八军军长李弥
保持联系。李弥当时住在云南民族资本家王少岩家中，我去他那里谈问题很不方便，
他找我也目标很大，我们总是先用电话联络好以后，到偏僻马路上碰头，坐在汽车
上去商谈。
当时李弥由卢汉处借来一辆老式轿车，前后座位中间有一道可以活动的厚玻璃
隔起来，推紧以后谈话连前面的司机都听不清楚。有时为了更好地畅谈一下，他便
坐上我的汽车，由我亲自驶到郊外，更可没有顾忌。李弥当时的野心是想取卢汉在
云南的地位而代之，因他是云南人，蒋介石叫他回云南也有这个打算。所以他表面
上对卢很尊敬，而骨子里却老是想利用我多向台湾报告一些卢靠不住的情报，这样
他可早日如愿以偿。
当时我对余程万新娶的一个小老婆很怀疑，也曾对她进行过调查和防范。据余
程万介绍这个来历不明的姨太太时说，这是名小说家张恨水代他找来的。原来，在
抗日战争期间，余任五十七师师长，担任湖南常德城防。他这个师的代号是“虎责”，
所有官兵都佩带这两个字的臂章。张恨水去过常德，和余有一段往来，便写了一部
以余程万守常德为题材的《虎贲万岁》的小说。这位苏州小姐看过这本小说后，对
余异常爱慕，决心不顾一切委身于张恨水笔下所描绘的“虎贲英雄”，甘心充当他
的姨太太，和他秘密同居。我对她非常怀疑，怕她负有什么政治使命来策动．余程
万，因此暗中派人监视她，还告诉余的副军长彭佐熙留心她，要当心她到军部去有
什么活动。彭佐熙当时很想当军长，对这项任务他一点不放松。我鼓励他，一旦发
现问题，马上告诉我，好及时处理，军长一职还能不归他。
我除了做这些挑拨离间的特务活动外，有时还得做一些有关团结的工作。自李
弥回昆明后，余程万一直不痛快。因为余想由他负责云南军事方面的责任，不管谁
当主席都行；而李则想军政大权一手抓，彼此各有打算，各有背后支持的人，因此
两人面和心不和，相互猜忌。我对此非常焦急，怕他们之间不能很好地合作而影响
整个大局。为了使他们彼此谅解，我也曾费过不少唇舌。直到以后大家都被卢汉扣
押起来住在一起时，他俩虽结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异姓兄弟，但在个人利害问题上
还是各有各的打算。
当时台湾方面对云南站的情报活动很不满意，我每天都得抽出时间亲自从事于
这方面的活动。我用以活动的中心是余谦在护国路开设的乐乡饭店。这里有一批所
谓消息灵通而又与我有关系的人天天去那里打牌、抽鸦片烟和吃喝，主要的人物有
圭山区行政督察专员蒋子孝、曾任龙云秘书的刘公度、昆明商会会长邓和风、邮江
储金局经理李少阳、《朝报》发行人王公、医师王子输等。他们虽只能听到一些道
听途说的东西，但我却可以找卢身边一些比较亲信的人去证实和补充，主要的是省
政府秘书长朱景暄和卢的副官处长朱子英。
朱景暄和朱子英一向接近军统，也知道我找他们是有目的的。朱子英虽为卢的
亲信，但缺乏政治头脑。我知道他对卢的生活情况很熟悉，但我从不直接向他打听
卢的情况，总是以关怀卢的口吻和他聊天，从中得到了不少有关卢的情况。他曾把
卢汉与“边纵”的情况向我透露了一些。有次卢汉派他送武器接济“边纵”，他去
时不敢向我说，回来才告诉我。我说，你先说出来我也不会拦劫你，以后有什么都
可以先告诉我，我决不会使你为难。
另外我还发动军统在昆明的大特务、曾任警保处长的邱开基和代理国民党云南
省党部主委的裴存藩等，利用他们和卢过去的关系及昆明上层社会关系，去找一些
我需要的东西。这些紧张频繁的活动，无疑是完全针对着卢汉的。在这同时，我也
注意龙云在香港可能指示他的旧部在昆明进行活动。蒋介石最担心的是卢、龙两人
合作起来，而希望加深他们之间的矛盾。他特别怕杨杰将军利用过去当过陆军大学
校长的关系，拉拢国民党高级军官，参加民革的军事活动，并影响卢汉，所以决心
要除掉他。
当时蒋介石表面上同意采取撤退中央在云南的机构和特务组织，以缓和云南人
民的反蒋情绪，实则准备以退为进，再抽调一部分兵力到云南加强控制。蒋介石对
当时云南的局势，只求暂时安定一下，所以不但对卢所提要求可以让步，甚至可以
迁就，只等有足够力量时才一鼓作气将卢逐走，完全把云南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蒋介石的这些作法，卢汉也是很清楚的。所以卢便尽量以地方不安靖为口实，
打起保境安民的口号，利用蒋介石抽调不出更多兵力来云南，而又希望保有云南这
一后方的想法，不断向蒋介石要求充实地方武装力量。蒋介石碍于形势只好同意把
保安团扩编为两个军。按照规定，国民党的军队中都要有军统特务组织，如集团军
的调查室或情报处、军的调查组或参谋处第二科、师的联络参谋等，部队自己不能
再成立什么特务组织。当蒋介石同意卢汉将保安团队扩编为九十三军和七十四军时，
我就去找卢，要在这两个军的军部内设立军统特务组织。卢虽然不能正面反对，却
推说军部刚成立，军长虽已决定，但有许多人事上的安排还没有就绪，可稍等一下
再派人去。我明明知道他在拒绝，但在那个时候也不好坚持。
不久，我听到昆明组向我报告，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搞了一个特务组织，负责
人是过去在军统中工作过的名叫李世荣的云南人。李世荣正在设法把过去和他有关
系的特务拉过去，替他搞对中央的特务活动，主要目标是我和云南站以及二十六军、
第八军等。昆明组建议我把这个人逮捕起来秘密处死或解送重庆处理，如果卢汉或
龙泽汇发觉要人时，可以名正言顺地告诉他们，因为这个人是军统人员，这是执行
军统的纪律。
我考虑之后，决定不但不逮捕他，而且指示昆明组可以让他拉人去替他做工作，
以便摸清楚他们的情况。因为逮捕他或杀掉他，他们还得找别人来干，我反而弄不
清他们的情况，不如将计就计让他拉人进去。我当时最注意的是怕他们搞暗杀活动，
如不搞暗杀，只搞点情报，我可以编造一点真中有假、假里有真的东西给他们去骗
取信任。昆明组按照我的指示，让那两个被拉的特务去参加那个组织，随时把他们
的活动情况向我汇报，使我了解他们的情况。因为没有发现他们准备搞暗杀活动，
所以一直没有去惊动他们。
正在这时，我又发现有人拉拢设在我家中的无线电台报务员。这个报务员原来
是中尉，我把他连同他的妻子小孩安排到我家中后，便提升他为上尉。他夫妇都是
云南人，在昆明有不少亲戚。他的一个在云南部队中工作的亲戚，拉他去龙泽汇部
工作，并提升他为少校电台台长。按照规定，军统人员不能脱离军统组织自行另就
他业，因此我就不能客气了。当我叫人搜出委派他为少校的委任状后，马上把他逮
捕，秘密解送重庆囚禁。重庆大屠杀前夕，主管清理白公馆犯人的法官打电报问我
对此人应如何处理？我回电说，把他囚禁一个时期，惩罚一下就行了，所以在大屠
杀时才没有把他杀掉。
自上海、南京相继解放之后，国民党整个要垮台的形势越来越清楚，不少国民
党高级军政官员企图早点和共产党拉上一点关系，以便在解放后求得出路。有一个
叫张铿的坏分子，利用这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