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派原在重庆稽查处涪陵稽查所当少校所长的胥XX担任北宁铁路警务处副处长。大
家对此都感到奇怪，因为像这样一下把一个少校超升到上校，在他平日还从来没有
过。后来一打听，原来胥XX是傅径波的妹夫，傅向他提出之后，他立刻给以超级重
用。
毛人凤在军统内的资历，既比不上戴笠的十人团诸元老，也比不上他的副主任
秘书张严佛。西安事变以前，他还没有参加军统，只是在陕西省某县县政府当秘书。
以后由他的弟弟毛万里把他介绍给戴笠，他先在汉口禁烟督察处密查组工作，“八
一三”上海抗战时调到苏浙行动委员会当秘书。特务处扩大为军统局后，他才到军
统局当秘书。由于和戴笠是小同乡，平日工作非常肯卖力气，他最大长处是能保密，
加上态度温和，作事勤勤恳恳，因而逐渐地一步步得到戴笠的信任，成为戴的左右
手。到了抗战末期，戴笠对他的信任已超过了郑介民、唐纵和潘其武，每次外出，
整个军统工作几乎全部交给他。一九四四年以后，蒋介石也看中了毛人凤，戴笠出
门时，便经常找他去询问情况，他对答如流。
可是等到戴笠一死，毛当了保密局副局长后，他的态度跟着就变了。他经常板
着面孔指责部下，并且敢于和郑介民、唐纵在蒋介石面前去争宠。
毛人风考虑问题非常用心思，别人向他请示重大问题时，他从不轻易马上作出
答复。他在工作作风上处处学戴笠，而且想超过戴笠。在他担任保密局长以后一年
多的时间里，比戴笠过去杀的人还要多。他对军统内部防范也很严密，生怕别人不
听他指挥，特别对外勤各省站站长不放心，和戴笠一样，他把一批江山县籍的译电
员派到各省站去工作，暗中监视外勤单位的负责人。
毛人风在杀人方面，不但秉承蒋介石旨意以多杀为上，更主张斩草除根，连革
命人士的孩子都要杀。在重庆进行大屠杀时别人问他，小孩怎样办，他回答：“当
然一起杀。难道还留下来等他们长大来报仇不成！”实际上蒋介石指示他杀杨虎城
时，并没有指出连小孩一起杀。毛人凤对革命人士如此，对保密局内部也是用杀来
对付的。解放前，只要发现特务们有一点投向人民的表现，被抓住了，便立刻杀掉。
我知道的原任军统南京站长的周镐，曾任重庆稽查处外事组长的吴润苏，在长沙随
程颂云先生起义的刘人爵，都是被他杀掉的。湖南和平解放后，一些大特务来不及
逃出来，他就派人去进行暗杀。因此湖南警保处长兼长沙市长李肖白、长沙绥靖公
署处长杨继荣、湖南站长黄康永等逃出大陆后，都不敢去台湾。云南和平解放时，
我随同起义，他也派郑世勋从台湾到昆明准备暗杀我。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从
台湾到云南，准备指挥李弥、余程万的残部攻打昆明时，毛人民再三叮嘱汤尧，攻
破昆明后，立即将我逮捕解送台湾。以后郑世勋。汤尧被俘与我在一起时，都把这
一情况告诉了我。
唐纵为人一向谨慎小心。抗战前他在特务处当书记的时候，因戴笠出门去了，
在他主持下逮捕了几个改组派的人，汪精卫向蒋介石提出来，他因此被撤职。后来
他随澧梯去德国，在驻德大使馆里当副武官，回来后更加小心。凡是上峰交给他办
的事，他总是想方设法去完成，并能绝对服从指挥。所以戴笠把他推荐到蒋介石身
边去当参谋，几年间由中校晋升到侍从室第一处第六组少将组长，主管蒋介石集团
中的情报工作。他认为，只要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便不愁没有出路。他不想多得
罪人，所以和政学系、CC派的人都能处得很好。
在郑、唐、毛三个人当中，唐贪污得最少，他搞钱是自己不出面，叫老婆来搞。
他自奉比较俭朴，年轻时虽在南京和一个女记者打得火热，以后地位高起来，不敢
再乱来，因此越来越得到蒋介石的重用。
真假保密局的丑把戏
一九四九年一月间，蒋介石准备“隐退”之前，把毛人凤找去，叫他立刻把保
密局从南京撤出，局本部和文件先运台湾，在上海成立办事处继续领导各地工作。
蒋的意思是，把保密局的整个组织保留下来，继续置于他的控制下，不能交给李宗
仁；但为了应付一下代总统，另外拨出几十个人组成一个假保密局。蒋叫毛人风向
国防部辞去局长职务，让原副局长徐志道担任这个公开的保密局局长，另以曾任福
建站站长的林超为副局长。因徐、林两人抗战期间都在五战区工作很久，与桂系一
向有往来，可以用他们与李宗仁、白崇禧去周旋应付。毛人凤所掌握的这个真保密
局，仍由蒋介石亲自指挥。
交给李宗仁的假保密局，除正副局长外，还派涂寿眉为主任秘书，下设业务、
总务两处。业务处由毛人凤指定第二处副处长黄逸公任处长，总务处长则由徐志道
找他的亲戚钮殿臣担任，总共只有内勤人员九十二人，没有一个外勤人员和组织。
它既不向李宗仁提供情报，也不接受代总统交办的工作。它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架子，
秘密任务它不执行，原来掌握的公开机构早已得到命令，不能接受它的指挥。它除
了出面领领经费和向国防部接头代毛人凤领导的保密局办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外，
便没有别的事可做。
但徐志道野心很大，担任这个公开的保密局长之后，便一心想把毛人风挤掉而
由他来全部负责。当国防部逃到广州时，他和毛人凤翻了脸。保密局的印信他掌握
了，他领到经费后便不给毛人风，并且自己准备成立外勤组织，以便弄假成真地干
起来。当他派人在十万大山收编地方土霸武装和在广州布置情报小组的时候，毛人
风便指使派去的业务处长黄逸公不听徐的一套，要黄去拆徐的台。不料黄逸公和徐
一条心，坞感到自己这个业务处长无业务可办，想趁此机会显露一下，便不照毛的
指示办事，反而真心诚意去帮助徐。毛人风投诉蒋介石，想免去徐志道另行找人，
蒋介石没有同意。
毛在一九四九年三月间在重庆开会时，派兵工署稽查处长廖宗泽飞往广州劝徐，
叫他不要违背蒋介石把保密局分成两个的指示精神和用意，并示以利害。徐也考虑
到不容易一下子达到自己的目的，才勉强同意把领的经费分一分，只是希望自己能
多得一点特别费。等到国防部迁到重庆时，徐志道也带着这个假保密局跟到了重庆。
在这个时期，国防部一再裁遣人员，到十一月份，假保密局逃到成都时，就只剩下
局长、处长等几个人了。这时黄逸公请求到台湾，仍回保密局去当他的二处副处长。
毛人民恨他过去不听话，坚决予以拒绝，叫他留在大陆工作。以后黄又逃到西昌，
再没有路可逃了，毛人风仍然不准他到台湾去。
成都解放后，这个一度被特务们称之为徐记的保密局，随之宣告完蛋。等到李
宗仁出国，蒋介石恢复大总统名义后，毛记保密局就跟着在台湾正式出现了。
军统内幕
我所知道的郑介民
军统特务内部三大巨头之一的郑介民，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和对戴笠是不相上下
的，但在使用方面却和对戴笠略有不同。蒋介石除了长时期叫他协助戴笠主持军统
特务工作外，同时还叫他进行公开活动和一些国际联络的工作，因此他常说他不是
搞偷偷摸摸的勾当的。
郑介民在蒋介石集团中，一向被反动派誉为什么“有政治头脑”与“科学训练”
的“军事谋略家”和“军事理论家”，实际上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特务头子。
他是海南岛人，却长得和体格魁梧的北方人一样，黝黑的面孔上整天带着笑容。
他经常爱穿挂满勋标的笔挺军服，神气十足，乍一看去，俨然是一员正式军官。
郑介民一向以所谓“老成持重”与“博学多才”和“肯钻研问题”著称。他与
人谈起话来，总爱滔滔不绝，不时还夹杂着一些幽默轻松的语句，使人不易摸清他
的真心实意。我是他十多年的老部下，长期和他有所接触，但对他的情况还是了解
得很有限，所以要求全面深入记述他，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家庭出身和早年生活
郑介民于一八九七年农历八月十五日生在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下水村的一个破
落地主家庭里，兄弟四人，他居长。
郑介民原名庭炳，别号耀全，他投考黄埔时改名介民，在军统当特务后用的化
名是杰夫。
一九三零年前后，郑介民在武汉搞特务活动时，与汉口女子柯淑芬结婚，先后
生了八个子女。柯是一个非常泼辣的女人，郑很怕他。
郑幼年因父亲早死，兄弟又多，家无恒产，只勉强读完旧制小学，十多岁的时
候即随同同乡去马来亚吉隆坡谋生。他最初在一个橡胶园里当徒工，收入很微，只
够个人糊口。由于当时在南洋做苦工的华侨没有几个人读过书，而他能写能算，不
久便在一个养鱼场当了记账的，每月收入稍多，能经常接济家里一点钱。他在这个
养鱼场工作了好几年，最初还安心，因比当苦工好一点，稍久便不满意起来，常感
寄人篱下没有出息，自己又没有本钱做生意赚钱，便想另谋出路。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南洋以后，郑
便决心回国从戎，邀约同乡黄珍吾一同回到广州，准备投考黄埔一期。结果黄珍吾
被录取，而他却没有考上。这时，他苦闷异常，感到进退两难，想再回南洋，又怕
被人取笑，住下去生活又无法维持，后来得到同乡邢森洲的帮助，暂时住在刑家。
他等了一个多月，找不到工作，便投入警卫旅旅长吴铁城所办的军士队当学兵，并
积极补习功课，准备继续投考黄埔。
当黄埔二期招生时，他又去投考，这次总算被取录了。他高兴异常，从此决心
发愤读书，勤学苦练。据说他在黄埔时，一有空就看书，很少出去玩。后来他常对
人说：“一个人没有机会读书，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他尝过第一次投考黄埔没有
被取录的苦头，使他终生都没有忘记，以后不管怎样忙，都保持经常阅读的习惯。
郑回国后，常以“华侨工人阶级”自居。他在黄埔军校的时候，经黄珍吾介绍，
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他对这个组织极感兴趣，并且介绍邢森洲也参加了。当
时他们利用邢对外担任联络工作。据说，邢为非黄埔学生加入该会的第一人。郑和
黄珍吾、周复等十人为一小组，以研究三民主义、团结革命力量为名，联合贺衷寒、
潘佑强、杨引之等，同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
的活动。
郑于黄埔二期毕业后，即投考苏联在莫斯科举办的纪念孙中山的中国劳动大学
（简称中山大学），与康泽、李宗义等为同期同学。他在中山大学时，对该校的几
门主要课程，如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等最感兴趣，
花过不少时间去细心钻研。但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而是为了以后升
官发财做反革命的政治资本。 郑介民只读过小学，但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却动笔开始写《民族斗争与阶级斗
争》一书，内容只是重复了一些反动头子们的陈辞滥调，说什么中国没有阶级，马
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问题是民族问题，等等。以后连
他自己也认为这本书写得太拙劣，不愿再提它。不过这本书据说在当时还是得到过
蒋介石和一些反动头子的赏识，从思想和言论上对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反共起到
一些拥护和帮凶的作用。
一九二七年八月间，郑由苏联毕业回国，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和伤心的是正赶上
蒋介石下野去到日本。他找不到主子，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内心惶惶不安，便只好
去投靠贺衷寒。贺当时任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的总队长，便把他安置在总队部担任
政治教官。他便利用这一职务向学生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的理论，深得潘佑强的称
赞。不久，潘又推荐他去第四军政治部担任秘书。当时政治部主任为杜从戎。
一九二八年一月，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复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郑便
千方百计托人直接走蒋介石的门路。蒋在召见他的时候，他把在苏联留学的黄埔学
生思想情况向蒋作了报告，并表示他是坚决反共的。蒋介石很欣赏他这一套，将他
留在身边当侍从副官。从此以后，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