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对这些逃亡的地主恶霸进行煽动，说中共不肯把军队撤出那些地方（解放区），
所以弄得大家无家可归，应当去找中共算账。这些逃亡到北平的地主恶霸们看到有
特务支持他们，便集合起来，涌到军调部大门口，乱喊乱叫，指名要中共负责人出
来答话。在中共办公室干部向他们说明情况时，特务们便领着大喊“共军立即撤出
河北”、“打倒共产党”等口号，不让中共人员说下去，并且在特务们指使下，不
由分说一齐冲入中共办公室乱打一阵。特务们想趁机抢劫中共文件，结果只拿到一
些不重要的东西。当场的宪兵和警察，因事先得到特务们的通知，都袖手旁观，任
暴徒们把中共办公室门窗玻璃、办公桌等捣坏之后才把他们劝走。
当天，军调部三方面负责人向北平市长熊斌提出严重抗议，要他查办凶手，并
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暴行发生。熊斌对此大发牢骚，明明是特务们干的，郑介民
这个特务头子不管，他这个市长从什么地方去查办这些凶手？当时连美帝方面也觉
得这种做法太拙劣，很不满意。他们明知这事与郑有关，背地里曾关照过郑以后不
要采用这种办法。郑在美国主子面前矢口否认与他有关，硬说这是老百姓自己发动
的。
五月间的一天，我和廖华平在郑家吃晚饭，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组长罗日
明去见郑，郑邀罗一同吃饭。在吃饭之间，郑突然问罗：“还没有找到一个？”罗
答：“还没有找到。”他俩说完这两句话后便没有再谈别的。
第二天，我见到罗，才知道郑曾叫罗派特务跟踪住在北京饭店的工作人员，看
他们晚上有没有人到八大胡同等妓院或在其他旅馆开房间。罗是负责旅馆与妓院检
查工作的，郑叫他如发现有中共人员到这些地方去便抓起来，让中共方面向他要人
的时候再送回去，好给中共丢脸。七八月间，我再度赴平，听说仍然没有在这些地
方发现一个中共人员，使郑很感失望。当时他非常希望找出中共在平人员的毛病，
采取了种种监视的办法，却一直没有找到一点。
军统北平站有一个特别小组，是专门监视跟踪在平的中共人员的，站长经常要
向郑汇报情况。郑对这些很注意，这个小组直到军调部结束后才停止活动。
郑在军调部工作期间，和美帝沆瀣一气对中共进行许多阴谋活动，具体情况我
不了解。我只知道他每次回到南京时，在保密局向一些大特务谈到恢复交通的问题，
都说这问题使他大伤脑筋。蒋介石对此也经常催促他和责备他。
郑介民认为中共在“大问题”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情况不适合共产主义。
可是他对中共人员的工作精神和作风这些“小问题”，却认为值得学习。他认为中
共人员普遍的特点是生活朴素，勤俭刻苦，工作认真踏实，组织纪律性很强，待人
态度平和。他最感到头痛的是国民党许多人做事马虎，不负责，反映的情况不真实。
这使他在向中共办交涉时，往往由于没把问题弄清楚，而大碰钉子下不了台。而中
共提出的反驳，每点都是有根有据。他常说，幸好他有一套对付办法（即强词夺理
和耍无赖的办法），总算可以勉强应付一下场面。
他埋怨特务们不争气，不好好工作，生活腐化，连他最得力的重要助手他的参
谋长也包括在内。郑把许多事情的失败都归咎到别人身上，好像只有他最能干最有
办法。他做梦也希望从北平坐火车回南京，可是始终没能实现。
军调部工作结束，郑发表一篇和中共商谈经过的谈话，极尽造谣诬蔑和颠倒黑
白之能事，把全部责任推到中共“缺乏诚意”上面，用以混淆视听。当时，保密局
许多外勤单位从各方面搜集到许多情报，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有许多责难的地方，毛
人风都送与他看。他除了将一部分送给蒋介石去看外，其余大多作为档案保留下来，
不敢把各方面对国民党不满的情况全部让蒋介石知道。
积极反对共产党义最害怕共产党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蒋介石派郑为局长，毛人
风为副局长。正式编制发下以后，组织、人事、经费等都比军统局时期大为缩减，
不到以前的三分之一。军委会结束，改组为国防部，各厅局部在七月间先后成立，
郑介民的第二厅厅长也在那时发表，而保密局却拖了三个多月才决定下来。郑介民
对这个改头换面新成立的特务机构，是极力主张紧缩的。他对戴笠那种不受编制和
经费约束乱来的作风一向反对，戴在世时他管不了，戴死后要他来顶这个破摊子，
他感到无法维持，不能不管。
郑从北平回到重庆，在军统局准备迁往南京之前，曾召集军统各部门负责人开
会。他在会上强调今后军统工作是和共产党作斗争，必须有精明强干的人才能担负
起这项重大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不宜太大。他在会上还提到朱
德总司令早有电报要蒋介石撤销一切特务机关，为了不增加蒋介石的困难，应主动
提出“汰弱留强”和“紧缩开支”的办法，并且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当时以毛人风
为首的军统各单位负责人，都希望能保持原来的庞大机构和众多人员，所以他针对
这个问题提出这些意见。
郑介民在北平期间，他的国防部二厅厅长的职务先后由侯腾和龚愚代理，保密
局局长则由毛人凤代理。一九四六年六月以后，他经常回到南京，照例只召集两个
单位的负责人开开会，简单讲讲他在军调部工作的情况。他一贯诬蔑中共，企图掩
饰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他多次举出国民党的一个组员在宴城被流弹
击毙的事，作为中共不守信用枪杀军调部调处小组国民党人员的例子，对中共进行
诽谤。
当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部署已经完成时，军调部工作停顿下来，郑把参谋
长蔡文治留在北平，自己坐着飞机回南京。蒋介石交给他“恢复铁路交通”的任务
没有完成，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责备之后，他对中共更加仇恨。一九四七年，郑主持
保密局对各地中共地下党的迫害，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几乎把大部分精力用在这
方面，以发泄他对中共的愤恨和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这年九月初，保密局北平站发现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电台的线索，郑介民和
毛人风研究之后，立即派保密局行动处（主管侦防、行动、策反、心战等）处长叶
翔之赶到北平，主持破坏工作。叶到平后，以案情重大涉及保定绥靖公署许多高级
人员，郑便立刻亲自飞到北平指挥工作。
由于这一案件的发展，以后又在西安、兰州等处破坏了电台，逮捕了十多位中
共地下工作人员，还在东北也破坏了一处地下党组织。
郑对这次破坏极感兴奋，除随时向蒋介石报告外，并连续在保密局召集大特务
们开会研究，认为这是最得意的大事。他强调今后为了配合前方军事进攻，对后方
活动的中共党组织必须用全力来进行破坏，以安定后方秩序。他最感兴趣的是搜查
出来的中共地下电台。他在没有看到以前，曾断定这些地下电台一定是苏联供给中
共专作秘密活动的新型电台，很不容易侦测出来。当特务们把搜获的文件和电台送
到南京后，他急于要看一看，结果使他大出意外，这些电台不但不是苏联制造的什
么新型秘密电台，而且做得很粗糙。他看了以后，先是用讽刺的口吻说：“这些东
西我们早就扔到垃圾箱里去了，他们还当作宝贝在使用。”等他翻过一些档案材料
之后，他又改口说：“用这样的电台能做出这么多的工作，真不简单，这是人家比
我们强的地方。”
同年十一月间，军统在上海破坏中共的一个补给机构，也是郑亲自赶去指挥的。
这一事件的经过大致上是这样：军统派在第一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的特务们，
在苏北射阳口检查来往船只时，发现一只可疑的木船，装了一些禁止运往苏北解放
区的物资。特务们将全船人员扣留，在细密搜查和酷刑逼供下，知道这是与中共地
下补给单位有关系，除继续搜寻线索外，并向保密局报告。毛人凤马上把这一情况
告诉郑介民，郑便亲拟电稿，指示该处处长蒋剑民务必追出有关人员，扩大破坏。
蒋剑民对被捕人员多方威逼利诱之后，有一人动摇叛变，供出了上级领导机关设在
上海，但不知详细地点，只了解接头办法。郑得报后，即嘱蒋将该叛徒带往上海。
他自己也连夜赶去，召集在上海的大特务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保
密局上海站长刘芳雄，以及在上海市警察局工作的张师等密商选派精干特务，会同
蒋剑民在上海搜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第二天，蒋剑民带着那个叛徒和几个特务来
到上海，郑立即接见了他，并叫他和陶一珊等密切配合。在郑亲自领导下，先将中
共设在上海的后勤补给总站破坏，总站长冯伯昌。柳明等二十余人被捕，抄出大批
文件和存在仓库中的布匹一千多匹，颜料几十桶以及许多其他物资，并在吴淞口外
查出一艘小火轮和物资。
当陶一珊、蒋剑民等兴高采烈地认为收获不少的时候，郑却认为这不够，必须
“趁热打铁”继续猛打穷追。结果又在上海XX路破坏了中共华中局、苏皖边区政府、
华中银行等单位设在上海的联合办事处，又搜捕了十多人。
郑介民的作风与戴笠有些不同。他从来不亲自主持审讯被捕的中共人员，更不
像戴笠那样爱亲自指使特务对被捕中共人员使用种种酷刑。他总是叫特务们去干这
些，自己偶尔在审讯时走去听听。去之前，先叫人关照主审的特务不要看到他去时
起立。他去时也只站在旁边听一听，不像戴笠或是抢着插话来问，或则把主持审讯
的特务赶下去，自己坐下来审。郑不爱露面，对叛徒不愿马上接见，怕遭到突然的
袭击。他除在背后指示特务如何去做之外，最有兴趣的是研究搜得的各种材料，他
能一气看上几小时都不放手，并能从这些材料中发现新的线索继续扩大破坏。那次
从上海破坏的中共地下后勤补给机构取得的许多材料中，他便找出了一些与上海中
共补给总站有关的线索，先后在青岛、宁波。定海、烟台等处陆续破坏了一些中共
地下后勤机构。他在保密局一次会议上特别谈过，如何从搜获到的材料中发现线索
的问题，叫大家对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放过。
郑任保密局长期间，只是每天上午去一两小时。他的办公桌抽斗内，满装着从
各地收集来的中共发行的书刊文件。他批阅的公文很少，除了重大问题如破坏中共
组织，逮捕了中共人员等文电由他批阅外，其他一般性问题都由毛人凤决定。他看
完几个卷宗后，总是从抽斗中找出一些书刊文件略加翻阅，选择几本带回去细细地
看。当时保密局的电讯总台，有两部专门收听中共广播的电台，每天把收到的电讯
抄下两份，一份送给他，一份由毛人凤看后批交情报处（保密局第一处）存查。他
对这些电讯看得很仔细，看后便带走。
郑在反共活动中，总是绞尽脑汁，全力以赴。他不断研究中共文件，除了进行
诬蔑宣传外，还从中共政策中钻空子进行特务活动。他利用“宗教信仰自由”指使
军统特务中一些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到解放地区进行特务活动。山西天主教徒李广
和（解放前任天津稽查处长）在山西教区关系很多，他便叫李在教徒中进行布置。
还有比利时神甫雷震远，郑一直利用他披着宗教外衣在华北进行特务活动。
另外，他还利用中共少数民族政策，先后多次命令外勤省站尽力在少数民族中
去发展组织。他常说：“将来有些地区汉人立不了足，这些少数民族中的同志（指
参加军统的特务）是大有办法的。”
解放前，毛人风亲自在上海、重庆、昆明等地拉拢过资本家，希望他们协助保
密局工作，而以保障他们在国外的利益为交换条件。据毛人风谈，这也是郑介民研
究中共政策想出来的好办法。当时不少人以为共产党来了，资本家会被清算，郑介
民却说这些人不会有问题，认为这些人如不走而能拉上关系的则应尽量去拉。
郑介民任局长时期，许多特务都认为对解放地区布置工作太困难，他总是说大
家不肯动脑筋去研究中共的文件，所以总是弄得束手无策。他从中共文件中找出不
少钻空子的办法。他常说：“共产党不能不要老百姓。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