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都不遗漏地填上，因为迟早都会变成我的工作关系。
其余几个组的情况，我也大致上了解一些。如设在南市蓬莱路蓬莱里的陈志强
组，负责华界方面工作。陈是帮会的小头目，经常利用特务关系包庇一些制造红丸
吗啡毒品的门徒而从中分红利，所以自己有一部小轿车，生活享受比区长好得多。
戴笠明知他利用特权贪污，却找不到证据，加上他在工作方面也能抓紧，情报的数
量和质量均不错，只得由他。他主要是做上海社会方面的情报，和担任华界地区的
监视工作。他的组员有一部分是上海市警察局的分局长。所长、科员和侦缉总队的
队长、组长以及流氓地痞与小商人等。当时军统还没有控制到上海的警察，便通过
他的关系去变相运用。警察局长文鸿恩和侦缉总队长卢英，都不大肯协助戴笠，戴
便靠陈志强去掌握一部分警局人员为军统工作。等到以后蔡劲军当了局长，与戴的
勾结渐渐加深起来，并把警士教练所让出一些职位给军统，由戴推荐区督察陈质平
去担任秘书兼训导主任，杨华波、黄加持去当了指导员。戴曾多次想吸收卢英参加
军统，把侦缉总队掌握过来，卢一直不愿意。这时陈志强更弄得越来越大胆，戴很
不满意，虽找不到他的把柄，但到一九三五年还是把他兔职，调为陕西省会警察局
侦缉队长，这个组也裁并，组员分配到其他的几个组。
王昌裕这个组虽然是负责英租界的工作，但他的组部却一直设在法租界接近英
租界地区，主要是胆子小，怕别人对付他，因英租界比较乱，法租界稍许好一点。
当时他以黄埔学生中的反蒋分子为掩护，整天在一些黄埔同学面前骂蒋介石，大发
牢骚，说没有给他工作做。有些当权的黄埔学生到上海时见到他，除了劝他外，还
有人送钱给他用，要替他找工作。有些则大上其当，附和着他，结果别人的一些反
蒋言论都成了他的情报材料。他就凭这一套去做反蒋集团的工作。他的组员大都是
广东人，多住在虹口一带，其中有些是与新国民党和两广军阀有关系，有少数混入
了民主党派，另外在新雅、新亚、大三元等广东人开的饭店、酒楼以及先施、永安
等广东人开的百货公司中都有他的眼线。我遇到要在这些地方去活动时，总是找他
给我介绍关系，帮同去搞监视和侦察工作。由于他工作很努力，戴笠也非常器重他。
他从一九三二年当组长后，一直到抗战开始才离开上海。
张人佑这个组负责沪西地区的工作。他的组部却总是设在静安寺路西摩路一带。
他对外是以《温州日报》驻沪办事处主任名义作掩护，有时冒充温州什么商店经理
或副经理。由于他是刚从杭州特训班毕业的学生，在上海的关系不多，自己的活动
有限，他的组员开始也是杭训班学生，到上海是实习性质，只能作一般性的社会调
查和监视工作，以后应怀宝、石仁宠都陆续调走，另外才吸收了几个有工作路线的
人。杭训班学生中只有一个义乌人程慕颐，因为肯吃苦，长期混在沪西工人区中居
住，以后才与中共一些外围组织人员发生了关系，有一些成绩表现。后来张人信因
私自向警备司令杨虎借了几次钱供挥霍，为戴得悉，将其撤职，改由程慕颐任组长，
专门从事发展有关中共的线索，一九三五年间并通过他的关系破坏过一个地委组织
和江苏省委组织。
到王新衡任区长后，又先后添了两个情报组。一个是由刘果庆领导，这一组人
开始也是杭州特训班毕业学生，到上海实习，以后慢慢发展了一些工作关系。另一
个组是由阮亚丞领导，成分大多为流氓帮会分子和少数汉奸组成。一九三五年后，
因我兼任了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第一组组长，专门负责行动，便把情报组长职务交
给了苏业光，组员仍没有多大变动。王任区长后，各组分区负责制度完全取消了，
只要有路线可发展就不问地区。由于组与组之间没有横的关系，除了组长们常常能
见见面外，组员间向无往来，因此时常弄出自己人做自己人的工作的笑话来。
这些组员们平日在人前总是伪装出一付不满现状和反对蒋介石黑暗统治的“进
步”姿态，彼此在一个地方活动时，表现出的假积极也很突出，最易引人注目。在
彼此不了解对方身份，而且一个人有几个不同化名，因此自己做了自己人的工作，
区部也没有发觉，往往花了不少时间和金钱，一直到准备破案逮捕对方时，把偷来
和偷摄的照片送到区部作最后决定时才发觉原来是自己人。
有次为了一个姓马的直属通讯员问题，几乎弄得天翻地覆，花了近半年时间，
用去一千多元活动费，动员了二十多人，最后破案时却抓到了几个自己人。戴笠对
此曾大发脾气，因为这个人原是中共叛徒。由于他了解双方的情况和心理，他还是
拿过去一套在社会上活动，所表现出的也比一般特务们要神秘高明。几个组的特务
们都对他很注意，他更利用这些去接近特务，进行相互哄骗。他有意无意地显示出
他是中共华东方面的重要领导人。他经常装做经费困难，而又不直接向特务们去要
钱，结果却不断得到了特务们对他的接济。最后决定破案时，戴笠还去报告了蒋介
石，等到将他逮捕后并牵连了几个特务时才真相毕露。戴笠一面生气，一面也非常
痛恨，大骂上海区的负责特务都是饭桶。区长王新衡也责怪他在进行这一欺骗活动
时没有每天据实向区部作报告，弄得真假难分。但戴笠最后还是决定以假当真，将
错就错，将他解送南京去处理，这样既不会在蒋介石面前丢丑又可以邀功。
当我把这个假的中共华东局负责人解到南京时，戴笠还对我说：“这个家伙竟
敢利用我们来掩护他的活动，好在发觉尚早，不然要吃他的大亏！”我当时是知道
这一底细的人，听他这么一说，知道事已如此只好昧良心来牺牲他了。好在军统抓
的共产党不会再交给别的单位去审问，要怎样处理便怎样处理，不会再有人来过问
的。这个叛徒在真正是共产党员时被捕没有被杀掉，而没有料到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当了特务后，却被当成共产党而处了死刑。经过这次教训之后，戴笠便规定：特务
们发现了新的线索以及伪装进步时接触到一些什么人，都要详细报告，为的是防止
这类事件再发生。
上海区所掌握运用的公开特务机关，最主要的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这
个大队交给军统后，第一任大队长吴乃宪是单人匹马去接任，直到第二任大队长翁
光辉去了以后，戴笠才派我和程慕颐、林之江、倪永潮四人去当督察。副大队长彭
伯威一直未动，这个人是杨虎的人，多年来替杨搞海员工会，不少稽查员都是经他
介绍去的。军统是采用逐步掌握，慢慢排斥和分别吸收的办法，尽可能利用原有的
人员来为军统效劳。
一直到一九三五年王兆槐继翁光辉当了大队长后，由于情况已渐渐摸清楚了，
才决定把不大肯听话的彭伯威挤走，把第一组组长杨凤歧提升为副大队长，第二组
组长许鹏飞兼任大队附，这样才把第一组接过来，由我兼组长，同时大批军统分子
如江志钧、苏振通、刘耀、钟铸人、姚恺如等十多人也跟着派了进去。这是因为刚
接收以后主要怕旧的一些人不安心工作发生乱子，这总还是一个公开的治安机关，
要担任维持地方秩序的工作，加上一些旧人与英法租界巡捕房一向有密切联系，在
租界逮捕人非常方便，所以不便一下子都拿过来；另外是采用对旧人员分别吸收参
加军统的办法来达到全部掌握造成清一色的局面。不久，旧的稽查员朱又新、王开
明、刘光琪、陈锦标、夏金海、林洁清、陈邦国等，都一个接一个成了军统分子，
军统便放心大胆的来运用它在上海进行种种公开的和半公开的活动，逮捕、绑架和
审讯。囚禁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
另外几个能掌握到的公开机关如京沪杭雨铁路警察总署，上海市警察局警士教
练所，招商局警卫稽查室等，在工作上对上海区的帮助不太大，铁路警察总署与招
商局警稽室又都是受总处领导，上海区只能运用一下，协助交通联络与解送人犯和
必要时利用作掩护。
当时，军统很注意上海的学校，而能掌握运用的却只有杨虎办的肇和中学，校
长关素之也被军统所运用。这个学校中的少数职员如事务主任谭良谱等则为戴笠所
派去的特务。因为这个学校的董事长是有名的大刽子手杨虎，利用这个学校去进行
活动是没有作用的，进步组织也不会到这里来公开活动，只有靠关素之个人利用校
长身份暗中为军统去做一点工作。至于军统办在法租界辣斐德路的三极无线电传习
所，只专门为军统吸收无线电报务人员。这个学校与上海区只有些事务上的联系，
戴笠不准特务们利用这个学校去从事其他活动，害怕影响招收无线电通讯人员的工
作。我当时虽和这个学校的一些特务有往来，也从来不敢利用他们做工作，连做掩
护都不敢。
当时特务处虽然名义上也属于复兴社，可是始终由蒋介石亲自领导，与复兴社
的关系不多，因此上海区与复兴社上海的组织方面在工作上并不能打成一片。当时
上海复兴社的负责人刘炳藜与他的助手牛沛江，因争权夺利闹得一塌糊涂。刘炳藜
为了想挤走牛沛江，对许多人常常散布谣言中伤牛，说牛品行如何不良，为了想篡
夺上海领导权正准备找人暗杀他，而牛也以同样手段对刘进行报复。他们之间这种
狗咬狗的明争暗斗，也成为上海区的情报对象，经常把这些向总处反映。有几次还
奉到蒋介石的批示，要上海区进行严密调查。可是上海区与刘炳藜等人间，却从不
提到这些情况。特别是复兴社推荐给戴笠的上海方面一个次要负责人徐进（别号岸
登）到上海区当书记时，区长吴乃宪便再三叮嘱他，有关上海区对复兴社方面的调
查情况，千万不能泄漏，以免引起人事上不必要的麻烦。
当时上海区一些基本特务大多是要参加复兴社组织，一般组员则不一定要参加。
参加后所编的小组也仍旧是把军统编在一起，不与外间混合。我当时是与几个组长，
加上在警士教练所工作的军统黄加持、杨华波等，编成一组。而各人的具体工作从
不在组会上报告，对复兴社所指示的要随时反映情况一节则根本没有做过一次，以
后甚至连小组会都不开了。这些人名义上是复兴社和革命青年同志会的成员，却对
这个组织从不尽义务，主要是这些人干的罪恶勾当，已超过复兴社一般成员不知多
少倍了。
抗战前，军统在上海工作的特务们，待遇比当时一般反动派军官略高一点，并
有奖金和特别费。一些组员工作无突出表现的，则只能拿到固定的生活费。除直属
通讯员有一百元以上的生活费外，各组的组员大都是从三四十元到一百元，组长另
有一百元特别费和房租费。因此一般组员常常感到人不敷出，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得
奖金。我曾多次向戴笠谈过组员生活费太少，他总是回答我说：“我们是干‘革命’
工作，不能讲享受，应当刻苦一点。”他这一套冠冕堂皇的话说了多少次以后，也
有时会露出一点马脚，说出他真正的意图。有次因张人估向杨虎借钱给他发觉，也
找我去骂过，说我事前知道不向他报告。我又提出实在是钱太少不够用，他这时才
向我说出这样一段话（原句我已记不清，只记得大意是这样）：如果生活费给多了，
有些人便会贪图享受不努力工作，所以只给一点可以维持生活的钱，这样一来，便
非好好努力设法得奖金来弥补不足，工作越好，奖金越多，最容易表现出成绩；不
好便不给，可免去固定的庞大开支。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提高工作效果的办法。可是
另一面也造成了特务们利用方便去搞贪污活动的勾当。
当时上海区的特务们，除极少数人有军委会或参谋本部、军事杂志社等证章外，
没有其他任何证件。最初要搞贪污敲诈很不容易，等以后掌握了侦察大队后，一些
不搞公开工作的因与侦察大队的特务认识，便互相勾结起来搞贪污活动。当时兼了
公职的特务比较好些，生活费照常拿，又有公职收入，所以许多特务都希望能兼上
公职多搞点钱。
有些担任秘密工作的特务都希望兼一个公职，不但可以两方面拿钱，还可以有
更多的额外收入。特别是像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和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