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内。⑤
这个制度只在汉朝的前200年实行，到了后汉征兵就不实行了。征兵在
以后的朝代暂时恢复。后世的军队大部分是由志愿兵和异族雇佣兵组成的。
但不管这些军队的成分是异族还是土著，总有一套用于军队的法令和规定，
虽然史料中只提到很少的几条。
①
在考古材料中发现了很多条法规和大量的应用实例。这些发现物表明，
当时要求精确的登录制度，包括建立库存物资和装备的清册，以及年度的和
半年一次的报告。其中包括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规定，如每年的射箭考试中
② ③
对成绩良好者的授奖， 获得路条需要行为良好的证明，对因父母丧葬而准
④ ⑤
假的文书，税务报告，缉捕伪造文书者和逃犯的通知等。 总之，这些材料
虽是片段的，但也显示了受到一套法令和规定控制的一个官僚机器的工作情
况。
虽然敦煌和居延发现的汉代材料证明了这些法规的实际应用，可是这百
多条法规的实例却是写在秦代文书上的，因而可以肯定地推断，它们在汉代
⑥
依然有效。由于这些法规是属于一个低级地方官员的，所以它们提供的是最
下层机构的行政细目，而没有触及其它的重要方面。这些材料的有关刑法部
⑦
分，主要集中于盗窃、窝赃，用大量的不同器物（如，从缝针到戈矛）进行
② 可雇人代服役事，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 卷，第162 页以下。
③ 《睡虎地》，第207、220、221、278 页 （何四维：《秦法律残简》，D143、D144、E6）。
④ 《睡虎地》，第131、143、147、222 页 （何四维：《秦法律残简》，C2、C20、C25、D175 ）。
⑤ 关于服兵役的情况，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17 页。
① 这些遗物基本上是手写的残简，在中国西北的敦煌和居延附近的不同遗址发现；关于这些文书，例如见
沙畹：《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发现的中国文书》（牛津，1913）；马伯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发现
的中国文书》（伦敦，1953）；鲁惟一：《汉代行政记录》；劳榦：《居延汉简考释》（台北，196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北京，1980）。最近居延出土的汉简尚待刊布，其
中包括大量的完整文书。另外还应加上湖北睡虎地的秦代文书；后者中的法律文书已由何四维译出，收于
《秦法律残简》中。
② 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18 页。
③ 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10 页。
④ 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83 页；何四维：《1975 年湖北发现的秦代文献》，第107 页以下。
⑤ 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73 页；何四维：《诸王之乱》，第318 页。
⑥ 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6 页以下、第333 页。
⑦ 《睡虎地》，第150—173 页 （何四维：《秦法律残简》，D1—D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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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斗殴等事，而几乎没有提到杀人。此外，还有几条对未得到官方允许而擅自
杀婴和伤残或杀害别人的儿童或奴隶等事的处理。⑨
①
在具有大量文牍工作的行政事务方面，特别注意于对官方文书的处理；
例如，他们的离任到任时间必须仔细注明；应收到而没有收到的信件必须追
②
查；所有的公文必须按时发出，拖延要受罚。另外一些条例对地方下级机关
人员的任免时间也作了规定。它们规定对任职而不称职的官员也要予以处
③ ④
罚。特别要避免任用那些以前被免职并永不叙用的人员。
秦律中有很多关于谷物贮存、分配口粮和仓库管理等的条例。对谷物的
⑤ ⑥ ⑦
情况要作定时报告，对于收进来的谷物的堆放、登记、库存账目、防止浪
⑧ ⑨
费和偷盗、处罚舞弊 等事，也有详细的规定。还有一个关于应在什么时候
⑩
核查和怎样核查的单独规定。 因此就制定了所有的仓库都必须有衡器和量
器，（11）而且这些工具要每年测验一次；（12）衡器和量器如有损失，则要受
罚。（13）如计量工具不准确，有关人员则要受罚。（14）
对于每亩（约450平方米或约一英亩的1/10）所用的不同种子（如谷子、
①
豌豆、黄豆等）的数量也有严格规定，这可能因为汉代的习惯是贷种给农民。
②按一定标准的原粮，舂成白米的数量也有规定，这可能是作为女犯人的劳动
③
定额。舂出来的米发给犯人作为口粮，定量按照工种对男子、妇女、儿童各
④
有详细的规定。我们有相当多的关于汉代在西北边境敦煌、居延一带戍军的
口粮的材料；这些材料表明，汉代实际应用的规定与秦代的十分类似。⑤
除去谷物之外，牛、马也是秦律中的项目；这些牲畜受到定时的检查，
如果主管人对它们不精心照料和使它们受伤，也要受罚。⑥
由于中国学者如劳榦、严耕望，日本学者（这里仅举几个人）如加藤繁、
森谷光雄、滨口重国、镰田重雄、大庭脩、宫崎市定等人的艰苦的研究，文
⑧ 《睡虎地》，第185—190 页 （何四维：《秦法律残简》，D64—D76 ）。
① 何四维：《汉法律残简》，载《通报》，45 （1957 年），第19 页。
② 《睡虎地》，第103—104 页 （何四维：《秦法律残简》，95—96 ）。
③ 汉代官吏荐人不当而受罚事，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193 页注5、第278 页。
④ 《睡虎地》，第127 页以下，第130 页 （何四维：《秦法律残简》，C1、C4）。关于“废”这个术语，
见何四维：《秦法律残简》，90 注5。
⑤ 《睡虎地》，第24 页 （何四维：《秦法律残简》，1）。
⑥ 《睡虎地》，第35 页以下、第98 页 （何四维：《秦法律残简》， 19、86）。
⑦ 《睡虎地》，第35、38—39 页 （何四维：《秦法律残简》，19、21）。
⑧ 《睡虎地》，第96—98、113—116 页 （何四维：《秦法律残简》，82—84、B1—B6 、D127—D130 ）。
⑨ 《睡虎地》，第99—100、 113、115—116 页 （何四维：《秦法律残简》， 86—87 、B1、 B5—B6 、
D131—D132 ）。
⑩ 《睡虎地》，第96—101、112—126 页 （何四维：《秦法律残简》，82—89、B1—B29 ）。
① 《睡虎地》，第43 页 （何四维：《秦法律残简》，27）。
② 见《汉书》卷四，第117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242—243 页）；《汉书》卷九，第279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02—303 页）。
③ 见上面注51。
④ 《睡虎地》，第49、51 页 （何四维：《秦法律残简》，12、15）。
⑤ 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 卷，第93 页以下。
⑥ 《睡虎地》，第33、81、132、141—142 页 （何四维：《秦法律残简》，9、74、C6、C17—C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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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的组织得以整理出来。虽然有关的文字（秦汉两朝正史中的职官志）提供
了很多有关中央政府各部门组织的详情，但对这些部门的实际工作则谈得很
少，而且几乎没有谈到地方行政的任何情况。
此外，细致的研究揭示了有关对文官的训练和任用以及对文官资格的要
求等方面的规定。还有关于文官的入仕途径和俸禄的材料；这些规定一定是
依据现已不存在的法令和章程制定的。⑦更没有想到的是，还有很多的次要
材料，即关于请假的材料，我们掌握的这类片段材料至少有秦代的一个律、
汉代的两个令，还有汉代的三个令、两个先例、一个格。
汉代制定的几个入仕途径，在以后的帝国时期还继续通行，即入仕要通
①
过荐举、考试、袭爵这三种途径。起初，经济状况看来是唯一的要求，这可
能是为了防止入仕的人的贪污腐化，但从大约公元前130年以来，郡被要求
每年推荐两个人进京入仕。这些人的行为必须“孝而廉”；他们先在中央政
②
府机关工作，以后再出任县官。但除去这些道德品质之外，他们还必须精通
在郡的低级行政机关中学过的吏治；最后，这些被推荐者要通过考试，回答
有关时局的问题。结果，某些高级官员有权让他们的后裔在政府任职。这种
惯例虽屡经废止，但仍继续存在。
另一个入仕途径（它的细节我们已不能知）是进太学。太学设立于公元
前124年，有一定数目的博士和50名学生。但200年以后，学生的数目多达
③
几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生不一定是年轻人；为了防止任人唯亲，“孝
廉”的年龄最后提高到至少40岁，这是中央政府不顾一切地力图扼制地方豪
族势力的表现。
① 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32 页以下；支里斯皮尼：《后汉帝国官僚机器征募制》，载《崇
基学报》，6：1 （1966），第67—78 页。
② 《汉书》卷六，第160、164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4、42 页）；《汉书》卷五六，第
2512—2513 页。
③ 《汉书》卷六，第171—172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54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24 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38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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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
如果我们在公法方面知道得很少，如果我们不得不满足于以上所说的大
概情况，那么我们对私法的知识就甚至更不能令人满意了。我们掌握的材料
之所以贫乏，不仅是由于史书上的记载稀少，而且主要是由于私法主要属于
地方的风俗习惯的范畴，只是在触犯私法到了需要惩办时才见之于文字。由
于中、日两国学者的努力，我们掌握了一些诸如有关婚姻、继承、买卖契约
和因负债而沦为奴隶的零散材料。①
早期的礼书描绘了一幅氏族组织，嫡长支（大宗）中的长辈握有相当大
的权力。这个制度在帝国时代继续盛行，但它必须和法家的秦政府所遗留下
来的法规作斗争，汉初的统治者继承了秦国的法规而未加变革。结果，例如
已结婚的成年男子必须从父亲的家庭中分出而单独立户，这是和世代同堂的
儒家理想不相容的。
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制，因为男子只能有一个正式妻子；不过在理论上他
可有数目不限的妾。奴隶之间的婚姻得到法律的承认，虽然我们不知道奴隶
②
怎样得到（或被赐给）配偶的。婚姻有彩礼，如嫁妆，但我们不知道在早期
的离婚案例中怎样处理这些彩礼。我们偶尔知道，一个被判刑的妻子的嫁妆
转给了她的丈夫。③
瞿同祖指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儒家的社会观和法
④
律的混合只是到了公元653年的唐代法典才完成。例如，儒家的伦理要求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