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秦汉史- 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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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器方面。　　　　①　

　　　　　　　　　　　　　　　　　　　　　　　　　　　　　　　　　　　　　　崇尚阳刚武德　

　　　　　　　　作为一个与非华夏族的“夷狄”发生冲突的边陲国家，秦取得了丰富的　
　　军事经验，在它指挥其军队与其他国家交战时，这种经验无疑大有帮助。它　
　　的人民以在战争中残酷无情而闻名。他们崇尚武德的精神可以秦统治者武王　
　　为例，他喜欢在其周围安置勇武之人；他因与一人比赛举铜鼎，于公元前307　
　　年受伤而死。　

　　　　　　　　　　　　　　　　　　　　　　　　　　　　　　　　　　　　　打破传统的准备　

　　　　　　　　出于同样的原因，秦相对地说能摆脱更纯粹的“华夏”国家文化传统的　
　　束缚，这使它更容易制定激进的革新措施。儒家的荀卿也许是在公元前264　
　　年前后访秦后，不得不承认“其百姓朴”，相当敬畏他们的官员；也承认官　
　　员认真地履行其职责，不偏袒，不结党。但说了这些话后，他为这个国家完　
　　全无儒而表示不安。他所指的儒，无疑是有儒家思想的文人，他认为这些人　
　　特别熟悉旧传统道德。他说，没有这些道德，很可能导致秦最后的毁灭。②　

　　　　　　　　　　　　　　　　　　　　　　　　　　　　　　　　　　任用外来人才的决心　

　　　　　　　　正是由于秦文化上的落后，其必然的结果是它一发现人才就予以任用。　
　　秦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是其他国家不能相比的。商鞅所定的荣誉爵位之一是　
　　客卿，它赐与取得高位的外来政治家（有记载的最早事例出现在公元前289　
　　年）。外来的显贵　（不一定都有客卿的称号）包括商鞅本人、吕不韦、李斯　
　　　　　　　　　　　　　　　　　　　　　　　　　　　　　　　　　　　　　　　　　　　　　①　
　　以及本文没有提到的其他许多官员。的确，秦在用人中唯一能自给的人才是　
　　军事将领。②　

　　　　　　　　　　　　　　　　　　　　　　　　　　　　　　　　　　　　　　统治者的长寿　

　　　　　　　　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中，秦幸运地连续被几个既能干又特别长寿的王所统　

①　见戴维·凯特利：《刀剑的去向：中国统一的反省》，载《早期中国》，2　（1976），第31—34　页。又　

见连续的反驳：威廉·特鲁斯戴尔：《刀剑的去向：凯特利教授提出的几个问题的反省》，载《早期中国》，　
3　（1977），第65—66　页；诺埃尔·巴纳德：《刀剑存在吗？》，载《早期中国》，4　（1978—1979），第　
60—65　页。关于秦代铁剑优越性的论点，见关野雄：《中国考古学研究》（东京，1963），第159—221　
页。关于考古遗址表，见巴纳德和佐藤保合著：《古代中国的冶金遗迹》（东京，1975），第112　页及图　
6c　和6d。这些参考材料表明在西汉时期，青铜剑仍多于铁剑（出土铜剑350　件，铁剑270　件）；只是在东　
汉时期，铁剑才大大超过铜剑　（出土铁剑103　件，铜剑35　件）。　
①　李斯在公元前237　年反对逐客诏令的上疏中，除商鞅本人外提到了在前四朝曾作出杰出政绩的七个外来　

人。见《史记》卷八七，第2541　页以下　（卜德：《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第15—17　页）。李斯的名单　
还可以补充。　
②　秦的三个最著名的将军为白起　（公元前257　年死）、王翦　（前221　年以后死）和蒙恬　（前210　年死）都　

生于秦，虽然蒙恬的祖父（本人也是有名的将军）以前自齐来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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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从而给它提供了政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种连续性只有两次被短命的　
　　统治者所打破，他们合起来的统治时间仅仅持续了八年。这个长寿的统治序　
　　列始于孝公，他统治了24年（公元前361—前338年），商鞅就是在他治下　
　　任职的；然后是惠文王，他统治了27年（公元前337—前311年）；然后是　
　　4年的武王朝（公元前310—前307年），他因举鼎比赛致死而统治终结；然　
　　后是昭襄王，他统治了56年（公元前306—前251年），然后是孝文王（前　
　　250年）和庄襄王（公元前250—前247年）两朝4年的间竭期；最后是秦王　
　　政至后来成为始皇帝的37年统治（公元前246—前210年）。可是这个因素　
　　的重要性不应过分强调，因为长寿并不总意味着能干。例如，当周朝最后在　
　　公元前256年被灭亡时，灭周的秦统治者昭襄王在位已51年，但周统治者赧　
　　王本人在王位上已不少于59年　（公元前314—前256年）。　

　　　　　　　　　　　　　　　　　　　　　　　　　　　　　　　　　　　　　　行政因素　

　　　　　　　因此，很明显，更具决定性的因素是提高行政效率的计划、农业改革计　
　　划和商鞅留给秦的一心一意追求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计划。这方面的重要性远　
　　远超过了其他的一切，以致除了在前面对商鞅变法作了叙述外，还须在这方　
　　面作进一步的评述。　
　　　　　　　　　　　　　　　　　　　①　
　　　　　　　以下的论述是根据1975年在今云梦县（位于华中湖北省武汉西北约45　
　　英里处）境内的小小的睡虎地出土的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书作出的。竹简从也　
　　许是生活在公元前262至前217年的一个秦地方官员的墓中发掘出来，此人　
　　曾在当时秦的南郡任职。这些文书一部分肯定属于秦国法典的有名称的律；　
　　一部分通过问答方式解释法律和法律程序；一部分是为指导执法官员而系统　
　　阐述的推理的“典型”案例（其中有询问嫌疑犯，调查绞死的情况，父亲揭　
　　发儿子，报告通奸等）。　
　　　　　　　这些有名称的律绝大部分论述行政法，有“田律”、“■苑律”和“仓　
　　律”等共十八种名称。未命名的法律的答问虽然同样涉及大部分行政法，但　
　　幸而也提到少数刑事问题，如盗劫、杀人、闹事和性犯罪等事。文书中的证　
　　据表明，材料确实早于公元前221年秦的统一，虽然许多内容也许只早半个　
　　世纪或更少。然而，在基本内容和精神方面，大部分材料似乎可以溯源于商　
　　鞅时代。　
　　　　　　　秦以严刑峻法闻名，这些法律对此并无反证，但也没有鲜明地予以证实。　
　　当然，这部分地是由于这些法律不完整，也由于许多法律是行政法而不是刑　
　　法这一事实。提到了死刑，但次数不很多，被定为死刑的那类犯罪是预料得　
　　到的：例如，异父同母子女的乱伦，夸敌以惑众的行为。有三四处材料提到　
　　了砍掉左足的刖刑或劓刑，但更普遍的是程度不同的强制劳动。　
　　　　　　　对违反行政法的行为，最普遍的惩处是罚物　（与以后中国法律的情况不　
　　同）。秦的强烈的军事气氛可从以下的事实中看出：最多的罚物以一甲或二　
　　甲（罚二甲的情况很少）计数；较轻的，一盾或二盾；再轻的，罚缴钱。最　

①　本文论述所依据的文书可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1978），第15、　

24—26　、32、43、56、94、104—105、113—114、142—143、150、154、173、225、263　页。关于这些文　
书的注释本见何四维：《秦法律残简：1975　年湖北省云梦县发现的公元前3　世纪的秦法律和行政规定的注　
释译文》　（莱顿，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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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的惩处似乎是谇，此字可能表示“谴责”；据推测，谇将写进受谴责官吏　
　　的功过簿中。有许多律只说触犯所定之罪要受惩处，而没有具体说明应受什　
　　么惩处；还有一些律根本不提惩处，而只正面提到应怎么做。在这方面，秦　
　　的法律与以后王朝更成熟的法典（653年唐的法典及以后的法典）大不相同，　
　　以后的法律对每种违法行为都定有具体的惩罚。　
　　　　　　　商鞅的连坐原则在这些公认是很不完整的法律中未被强调。的确，有一　
　　条法律对群盗的确处以特别重的惩罚，但这种群盗的形式很不一般：文中称　
　　为“害盗”（显然是一种警察）的官吏放弃他们的正常职守而进行群盗活动。　
　　只抢一钱，而如果是五人共同行盗，每个参与者都断去左足，并黥面，参加　
　　强制劳动。对比之下，抢劫660钱以上的很大数额，而如果共同行盗的害盗　
　　少于五名，则受轻一等的刑罚，即黥劓并参加强制劳动。如果盗钱220至659　
　　钱，刑罚又减轻到参加强制劳动而不劓鼻，抢1到219钱，则流放而不参加　
　　强制劳动。如果平民犯小偷行为而无暴力，如偷他人价值不足一钱的桑叶，　
　　罚处劳役30天。　
　　　　　　　毫无疑问，从现代的观点看，甚至上述刑罚中最轻的一种似乎也是残暴　
　　的，但也许很难说，就比在其他许多地方和时代所发现的刑罚更残暴。（例　
　　如，在1818年前的英格兰，从店中偷价值五先令的货物就要处死。）　
　　　　　　　在行政法中，有的对个人（不是集团）责任的要求竟达到不合理的程度，　
　　如在关于政府所有的牲畜的规定中：“牛大牝十，其六毋（无）子，赀啬夫、　
　　佐各一盾”　（《秦律杂抄·牛马课》）。但是，就大部分法律而言，它们似　
　　乎并不是不合理的，例如，《■苑律》规定：“叚（假）铁器，销敝不胜而　
　　毁者，为用书，受弗责”　（意即借用铁具，因破旧不堪使用而损坏的，以文　
　　书上报损耗，收下原物而不令赔偿）。　
　　　　　　　引人注目的是坚持计量的精确性，这从秦专门规定布的尺寸的律中可以　
　　看出，秦政府把这些布与金属货币一起发行，作为交换媒介：“布袤八尺（约　
　　1。85米），福（幅）广二尺五寸（约58厘米）。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　
　　不行。”　
　　　　　　　另外，又有两个关于衡和量的令，如官员定制不准确，误差量器不超过　
　　7％，衡器在1％以下的，罚一甲或一盾。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行政工作中坚　
　　持规定的手续和精确性：“有事请殹（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　
　　请　（即不托人）”（《内史杂》）。“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到日月夙　
　　　　　　　　　　　　　　　　　　　　　　　　　　　　　　　　　　　　　　　　　　　　　　　　　　　　　①　
　　莫　（暮），以辄相报殹（也）”（《行书》）。　
　　　　　　　农业生产和保存自然资源两者的重要性在几条秦律中也被认识到了。其　
　　中之一指示各县保存种植庄稼的记录。这些记录要登记降雨量和受雨的耕地　
　　面积，以及发生的旱灾、涝灾、风灾、虫灾和其他灾害及其后果。在规定的　
　　年份，各县都要将这些报告上报京师，上报时使用差役和驿马，以便在阴历　
　　八月末到达都城。另一条秦律具体规定了种植不同种类的谷物、豆类和纺织　
　　纤维作物应使用的种籽的数量。还有第三条秦律，它尽管措词含糊，似乎规　
　　定从第二个春月起，在大部分情况下显然持续到夏天，森林伐木、截水、掏　
　　鸟窝、毒鱼、布设陷阱和捕网等活动都被禁止。一个明显获准的例外是为新　
　　死的人伐木制作棺材　（这是对传统家庭伦理的一个有趣的让步，虽然部分地　

①　一个或两个世纪以后的行政文献的证据表明，这个手续肯定在继秦之后的汉代实行；见鲁惟一：《汉代　

的行政记录》（剑桥，1967），第1　卷，第39　页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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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受到卫生考虑的启发）。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容许对这些法律文字作进一步的分析；这些文字　
尽管存在许多文风和术语方面的问题，但除了其他价值外，还有可能提供关　
于不同社会集团的法律地位的宝贵材料。但是，前面所引的秦律足以证明，　
它们实行了大大地有助于使秦取得胜利的原则：在行政过程中坚持效率、精　
确性和规定的程序；强调精确的计量数据；注意改进农业生产和保存自然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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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帝国：改革，成就和暴政　
　　　　　　　　　　　　　　　　　　　　　　　　（公元前221年—前210年）　

　　　　　　　公元前221年到前210年秦始皇去世这段时期中的大事将分九个方面来　
　　详细叙述。虽然大部分事件都有具体的年份　（大部分在前221年），但有几　
　　件事，如筑路、造长城和建造宫殿，必定在第一次提到它们时已经进行了多　
　　年。可以理解，秦始皇之名与大部分事件有联系，但可以证明，有几件重大　
　　事件的真正发起人是秦始皇的丞相李斯。在其他诸如军事征战和筑路建城的　
　　事件中，它们必须由军人来干，而在这10年中，最著名的军人是蒙恬。改革　
　　始于几个政治性的行动。①　

　　　　　　　　　　　　　　　　　　　　　　　　　　　　　　　　　　　　从王到皇帝　

　　　　　　　帝国一统一，秦统治者第一个有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