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
队队的驴子来代替人力。就人的生命和资金两项来说，每年都节约了不少。
章帝统治时期帝国南部的交通运输有了明显的改进。在此以前，从交趾
七郡运出商品只能走海路。当时的船只可以在福建沿海唯一可知的港口东冶
停靠，但后来就受到暴风雨和船只失事的损失。公元83年，非常熟悉当地情
况的会稽郡本地人郑弘当上了大司农。他建议开辟一条穿过重重山岭经零陵
郡和桂阳郡的陆路。这条路后来成为正式的交通运输线路，并一直使用到《后
汉书》的一位编撰者生活的时代。①
② 《后汉书》卷二，第115 页。
③ 《后汉书》卷十六，卷608 页。
① 《后汉书》卷三三，第1156 页。东冶的闭塞，见毕汉斯《唐末前中国在福建的移民活动》，载埃盖罗德
与格拉赫恩编：《高本汉汉学纪念文集》（哥本哈根，1959），第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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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帝、殇帝与安帝统治时期
（公元88—125年）
和帝 （公元88—106年）初年出现了对外交事务和窦氏家族在朝廷中取
得统治地位之事提出抗议的时机。公元89年，窦宪发动了一次讨伐匈奴的大
②
规模的远征，关于这样一次战役的意义和适宜性，有人提出了疑问。有许多
大臣，包括司空任隗认为，在匈奴不再采取侵略政策时这样滥用帝国的资源，
迫使部队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艰苦地服役是愚蠢之举。虽然没有人倾听他们的
申诉，任隗和司徒袁安仍继续提出他们的观点，以致有许多同僚担心他们的
③
安全。但是他们得到了107年升任司徒的鲁恭的支持。当时仍任侍御史的鲁
恭请求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不要让人民卷入窦宪发动的战役。他还认为，由
于非汉族人可以比作禽兽，其习性与中国人完全不同，从这一点说，就不应
该允许他们作为杂居社区的成员与汉人住在一起。
另外，匈奴不久前被鲜卑打败，利用这个机会是既不正当又不适合的。
匈奴已从边境防线上往后撤退了一大段距离，要找到他们就得花费巨大的人
力、物力，因而极不合算。鲁恭引用大司农的观点，即现有资源不足以支持
这么大的战役，而且他还说其他官员也一致不同意发动这次战争。同时也不
应该用公众的生命去满足某一个个人——即窦宪——的愿望。①
《后汉书》简短地记载了皇太后反对这种劝告。另一位官员何敞询问这
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他在抗议中还婉转地提到正在为窦氏家族修建的奢华
的建筑。②
有几件事表明，这一时期在吸收官员和养士的标准方面有某些想法。公
元101年的诏令给来自北方、东北和西北人烟稀少地区的候选人以优待；根
③
据人口数，他们被允许比帝国其他地区选送更多的候选人担任官职。 第二
年，刚刚担任司空的徐防建议，应对考试的科目和候选人的等级制度做一些
改变。他迫切地希望五经的文字意义能得到清楚的说明，同时惋惜某些博士
们过于偏爱发挥自己的解释，而损害了传统的解释。这些做法导致人们走上
异端邪说之路，同时在考试的行政管理方面也产生了许多争论。他认为今后
应该更多地注意解释典籍的文字意义，鉴别候选人应该以解释字义为准；那
些不遵循公认的大师的已被接受的解释的人或前后矛盾的人不准入选。④
徐防的建议被采纳，下属官员奉命遵行。公元106年时值邓太后在朝廷
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据说学术正在衰落。新近在尚书任职的范準试图直接通
过传统的力量做些改进工作。他举例说明，过去的列祖列宗皇帝无论怎么忙
或有事在身，都要找时间学习。以往甚至是军事将领，也对指定的经典如《孝
经》有广泛的知识。他提醒皇太后一些匈奴领袖树立的榜样，他们到洛阳朝
② 见本书第3 章《边境和邻邦》。
③ 《后汉书》卷四五，第1519 页。
① 《后汉书》卷二五，第875 页。
② 《后汉书》卷四三，第1484 页；又见本章以上有关部分。
③ 《后汉书》卷四，第189 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第134 页；本书第8 章《文
职官员的吸收》。
④ 《后汉书》卷四四，第15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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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来朝，并在那儿学习。以“永久和平”为名的明帝的时代就已出现了这些
①
变化。这种情况与当时的形势形成了对比：学者很少而博士们过于喜欢闲散
而不愿工作。学术水准的降低是当时政府实行压迫的几个原因之一，因此范
準提出了发展学术的步骤。②
十年以后，邓太后本人采取措施以达到这个目的。她召集了已故皇帝的
40多名侄子、侄女和自己家族的30名成员，准备了专门的房屋让他们居住。
他们的年龄是五岁或更大一点，在教师的帮助下学习古籍经典。她本人亲自
监督这些年幼学生们的考试。一个对她的评论记载，她曾表示，她的初衷是
防止生活方式变坏和恢复以往公认的学术大师的文化影响。她把特权家庭成
员享受的奢侈生活与他们放弃研究学问的努力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她认为明
③
帝统治时期树立了通过注意教育而改善道德标准的榜样。这种主张的真诚性
也许是值得怀疑的。皇太后很可能想通过这个姿态，表示自己愿意迎合已经
建立起来的学术界，并证明自己对国家事务的影响植根于中国传统的价值
观。
安帝统治时期展开的关于礼仪体制问题的讨论，也许反映了当时争权的
各主要党派之间敌对的或不同的利益。已经制订的规矩是，大多数高官和州
牧既不必，也不准去按传统服三年丁忧。因此这个做法在其他各界已经快要
不实行了。公元116年，邓太后决定应该让高官们在服丧期间按照习惯离职，
作为改进道德标准的手段。她得到以正直知名于世的刘恺的支持；刘恺自107
年任太常，112年晋升为司空。
当时有人认为，指望州牧及郡守遵守这项规定是不实际的，刘恺反对这
种观点，他认为高级官员应该把遵守这种规定当做职责范围的一部分，以便
①
树立一种模范行为的榜样。由于这一主张，皇太后能够进行改革了。这实际
上是国家高级官员第一次实行服丧期间离职三年的规定。
但是，改革的寿命并不长。121年尚书令对这种规定提出质疑，他举出
光武帝曾废除这种规定，因此应恪守此成例。这种观点受到已被刘恺举荐为
官的陈忠（陈宠之子）的反对。他指出，这项制度从王朝立国一开始就在其
身份不低于萧何的人物的指导下产生了。光武帝废除它的原因在于当时政局
不够稳定，需要把行政管理简化到最低限度。他论证说，有一切理由把离职
服丧三年的规定作为汉帝国文化传统与政治传统的一部分保留下来。然而，
宦官们却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这种做法要重新安排人，非常不方便。结果，
②
高官们从121年起不必服丧，或者说取消了他们的这种权利。154年高官们
在服丧期间又再次必须离职，两年以后，这项规定扩大到较低一级官员；159
年高级官员又暂停执行这项规定。③
快到和帝统治末期及以后，又出现了减少宫廷的奢侈性消费的几次尝
① 即“永平”，明帝的年号，公元57—75 年。
② 《后汉书》卷三二，第1125 页；《后汉书》卷七九，第2546 页；《资治通鉴》卷四一，第1567 页注明
这个奏折产生于公元106 年。
③ 《后汉书》卷十，第428 页。
① 《后汉书》卷五，第226 页；《后汉书》卷三九，第1307 页。
② 《后汉书》卷五，第234 页；《后汉书》卷四六，第1560—1561 页。
③ 《后汉书》卷五，第234 页；《后汉书》卷七，第299、302、304 页；《后汉书》卷四六，第1560—15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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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通过快递手段从南方诸州为宫廷供应特定品种的新鲜水果当时已经形成
惯例，许多被迫执行这一艰巨任务的人死于途中。当皇帝得知这项工作十分
④
艰苦时，便下令不再运送水果（103年）。公元106年，当局下令减少供应
朝廷宴会的异域珍馐，以便减少办事机构承担的费用。同一年还取消了鱼龙
①
曼延百戏等。次年，为了补足禁卫军中一支部队的缺额，黄门的吹鼓手的编
制被削小。饲养马匹的饲料，除实际用于宫室车马之外，均减少一半。皇宫
办事机构制造的非宗庙和陵墓所需的商品都停止生产。②
上述裁减的部分原因是认识到了民众的困难。在永初时期 （107—113
年）的初年，持续的干旱和洪水导致许多地区成灾。108年任御史中丞的范
準抓住机会上奏，强调节俭的必要。他认为，制造或者消费那些浪费的、或
者对朝廷工作的运转非必须的物品的官方机构，如那些负责皇帝餐桌的菜肴
或者制造工艺品和各种设备的机构，应该作出节约措施。他还提出政府应该
遵循公元前92年的先例，组织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来检查各州灾情的事实
③
及其原因；他还为救灾提出了几项进一步的积极措施。范準的意见被采纳
了，某些商品被散及贫民。他本人奉命到帝国的东北地区巡视，他在那里建
立了公共的谷仓并成功地提出了一些当地所需要的救灾措施。④
公元109年下诏采用的一项节约措施可能是由于皇太后的发怒。她已经
感到身体不适，在为她祈祷的祝辞中有被认为是王朝命运要有所改变的话。
皇太后得知以后愤怒地采取步骤，以防止发生这些不祥之事。另外，她砍掉
了一年一度为完成警卫任务的士兵举办的送别宴会和会上的音乐表演。与此
同时，还把参加“大傩逐疫”活动借以驱除流行病的120名“侲子”减少了
一半。在第二年（110年），实行的节约措施按等级递减官员的俸禄。①
恰在这个时刻，关于汉代政府为了保持对帝国西北地区的控制而花费这
么大的资源是否值得的问题被提了出来。羌族的部落已经给中国这个地区汉
人住地的安全带来了严重麻烦。为了保护这些移民区，已经提供了相当多的
经费用于供给、运输和人力。公元110年任谒者的庞参（135—136年升任太
尉）建议，对政府说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减少费用，全部从凉州撤出，把不
能在西北养活自己的全部居民迁往畿辅。他相信，这样的迁移将会更加有效
地集中中国人的力量，以便加强边防。
庞参的建议遭到虞诩的反对，虞诩当时是太尉李脩属下的郎。虞诩认为，
不能仅仅由于保持当地的政权需要一定的经费而放弃前代皇帝留下的由汉朝
廷控制的土地。没有西北地区的安全，前汉京畿一带，包括皇室陵墓的遗址，
都将失去屏障。最后他指出，凉州当地的居民长期以来对汉帝国怀有好感；
④ 《后汉书》卷四，第194 页；《资治通鉴》卷四八，第1559 页定此事发生于103 年。
① 《后汉书》卷五，第205 页；《后汉书》卷十，第422 页；《资治通鉴》卷四九，第1564—1565 页。接
待活动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 公元23 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的导言》 （莱顿，1979），
第201 页注744。
② 《后汉书》卷五，第208 页。
③ 《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