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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退休就老了。
格非：
你们小年轻害怕衰老，我看大可不必。童年是最美好，但是懵懂无知，青中年时却要到处奔波，老年是最值得过的，阅历、情感和内心都很丰富。现在保健条件不错，退休后二三十年，还是很美好。没必要害怕衰老，我都这么老了！（笑）格非自述
险些当了木匠
1980年夏天，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毫无意外地，我落榜了——化学和物理都没有超过40。母亲决意让我去当木匠。
当时木匠是很让人羡慕的职业。我们当地有很多有名的木匠，但我母亲请不到，她请了家里的一个亲戚。这个木匠因着自己是学手艺的，觉得自己特别牛，很是凶悍。他对我母亲说，这个孩子笨手笨脚的，学不出来的，我要是打他你会舍得吗？母亲只得说，你打吧。我很不喜欢这个跷着腿坐在木椅上的人——我和他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打我？我就对母亲说，我要考大学，而且要考重点大学。母亲睁大了眼睛：
孩子，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连门都没有摸到呢，你要是考上大学，我们都要笑死了。
就在我灰了心，要去当木匠学徒的时候，一个镇上的小学老师，姓翟，敲开了我家的门。他与我非亲非故，素不相识。我至今仍然不知他是如何挨家挨户寻访到我们村的。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夜已经很深，大家都睡了。他戴着草帽，站在门外，把我母亲吓了一跳。他劈头就说，你想不想读谏壁中学——那是我们当地最好的中学。我当然是很愿意的，他说他可以把我引荐给那里的他的一位朋友。
当我拿着翟老师的亲笔信到了谏壁中学，他的那位朋友却告诉我，语文、数学必须拿到60分，不然也无法进入补习班。他说，让我看看你的高考成绩单。
在决定命运的时候，我的脑子还算比较清醒。我知道我的成绩根本不能进入这个补习班，我也知道无论如何不能够把口袋里的成绩单给他看。于是我说，我把成绩单弄丢了。
“你可以去丹徒县的文教局，你去查一查，把分数抄回来。”他说，又给了我一个地址。
县文教局在镇江，青云门六号。在马路边上，我只要随便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就可以回到家，永远地做一个木匠的学徒。可是如果我去镇江的文教局呢？事情结果是一样的，我还是会得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成绩单，还是无法进入谏壁中学，还是要返回家乡，做一个学徒，为我的师傅搓好热毛巾，听任他打骂。
我徘徊了两个小时。镇江对我的家乡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大城市，它实在太远了，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以我的性格而言，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不会轻易冒险，不会去做一些我觉得非分的事情。我觉得我90％是要回家的。我根本没有去过镇江。它对于我的家乡而言，是一个大城市，太远了，而且去了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这对我都是无法逾越的理由。但那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鬼使神差地登上了前去镇江的过路车子。
到了县文教局，正好是下班时间。传达室老头冷冷地说，现在下班了，你不能进去。
我想也罢，我进去又有什么用呢？在我打算掉头离开的时候，有人叫住了我： 小鬼，你有什么事？
我看见两个人，一男一女，往外面走。我说我的高考成绩单丢了，能不能帮我补一下。
男的说，下班了，明天吧。
女的则说，我们还是帮他补办一下吧，反正也不耽误时间。
他们把我带回办公室，帮我查找档案，又问我办这样的成绩单，有什么用处。
我沉默了一下，突然说：“我的成绩单没有丢。”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他们显然有些生气了。
我于是讲了高考的落榜，讲了自己很想去谏壁中学补习，但是没有达到他们要求的分数线。我说我一定要读这个补习班，去考大学。
那个女的说，这怎么行！男的不吭气儿，他抽着烟，盘算了好一会儿。他让我出去等回话。十分钟后，他说，唉，帮他办了。
我那时很小，15岁，穿的衣服很敝旧。大概他是因此萌发了帮助之心。
他们问我需要多少分，我说语文70分，数学80分。说完了很后悔，因为这个分数已经可以考上大学了。我又把分数改过来了，语文68分，数学70分。写完了之后要盖章，但是在这节骨眼上，公章突然找不到了。
他们翻遍了抽屉，打开又合上。这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可能是最紧张的时候。没有章不是完了吗？事实上公章就在手边，大概是当时大家都太紧张了吧。
女的盖完了章，轻轻说了一句：“苟富贵，勿相忘。”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那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美丽的女性。我的感激出于如下理由：
她竟然还会假设我将来会有出息。
我似乎没有说什么感激的话，拿着成绩单，飞跑着离开了。一直到回到家，我一天都没有吃饭，两腿已经虚脱了。
第二年我再次参加高考，开始了我在大学的求学之路。
对我而言，生活实在是太奥妙了，它是由无数的偶然构成的。你永远无法想像，会有什么人出现，前来帮助你。我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相信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呢？为什么我会那么喜欢博尔赫斯，喜欢休谟，喜欢不可知论，因为我觉得生命如此脆弱，而生活很神秘。这跟后来的写作，也有相关之处。
关于暴力的记忆
写作中出现暴力，大概和童年有关。我的童年看起来很平静，似乎与其他人差别也不大。其实在一个敏感的小孩子心里，却是波澜壮阔。
记忆中的暴力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我记得祖父曾经用谈笑的语气来讲述一个故事，当时我们村里的一个人，私通日本人。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祖父说，后来我们把他“弄”死了。怎么弄死的？祖父说，就是用绳子把他绑在椅子上，叫了一个剃头的来，用剃刀割断他喉咙。祖父说得轻描淡写，而对于一个小孩子，那些东西是很残酷的，完全不能接受。
我们上学的时候，如果不听话，有些老师会打学生的耳光，打手心。我的语文老师是个苏北人，他说，我不打你，可你知道我怎么惩罚你吗？我会把你的耳朵整个拧下来，让你的血“吧嗒，吧嗒”流到地面上。他就这么说，典型的语言恐怖。
谁都知道，战争是很残酷的，但是那时的很多电影，如《地道战》等，却似乎把战争喜剧化了。“文革”后期的日常生活也不乏暴力的内容。死人、暴力是很好玩的，小孩子喜欢去模仿。渐渐地暴力就渗透入了生活，成了记忆的一部分。暴力在那个时代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很简单，任何人都必须如此接受。
我的一个朋友，从前当过医生。他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有个人被一根长长的钢筋穿过了手掌，大家把这个人手忙脚乱地扛到了医院里，心急如焚地问外科医生该怎么办。那个医生正在吃饭，他冷冷地说，怎么办啊？等一等。我先吃饭再说。吃完了，拿一个榔头，“笃笃笃”就敲了出来。敲出来后，他说了两个字：
行了。而包扎一类的活就留给了护士。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还不是要一点点地敲出来？
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外科大夫。冷酷而理性，还有一点幽默感。在我的印象中，那个时代的外科医生都是这样一种人：
穿着拖鞋，吸着烟，懒散，爱开玩笑，多少还有点神秘感。
死亡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任何一个小孩子都会思考这个问题。你是一个名人，你有很多钱，地位很高，事业很成功，可是你还是要死。我觉得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也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既然我要死，做一个圣徒和做一个流氓，有什么区别？托尔斯泰在苦苦追索：
生活中有什么力量可以安慰我？最后他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在我看来也不是真的答案： 既然上帝给了我苦难，那么上帝认为我一定可以承受。如此而已。
过去那些内心坚固的人们
我与父辈可能难以沟通，但和祖父却可以相互理解。我的祖父有“历史”问题，我也不是很明了。他在监狱里关了25年，从东北放回来，他要洗澡。我那时很小，端着水盆进去，看见一个瘦瘦的老头，坐在一只大木盆里洗澡。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男人的裸体。他已经那么老了，头发都白了。我就跑掉了。
第二天，祖父要带我去拍照。对一个农村小孩子来说，拍照是很奢侈、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祖父把我背到很远的地方，帮我拍了童年惟一的一张照片。我拿着一个烧饼，穿得很臃肿——很可惜这个照片已经找不到了。
祖父和奶奶离婚了，一个人生活。他成天说一些我母亲看起来很无聊的话，做一些很无聊的事儿，把屋子打扫得很干净，或者帮村子里其他人做饭，或者教我背书。每到过年，他会做一大桌的菜，把他的孙子们叫过来吃，每个人发一包花生米，在当时是很贵的东西——用报纸包着的。当时小孩子是不懂什么是“反革命”，拿了花生米，吃完了那顿绝对丰盛的宴席，立刻溜之大吉。他当时对我们有什么期待？他心里有多少不被人理解的痛苦？已经不得而知。
我读大学的时候，和女朋友回老家，祖父要带我去看一个他很崇拜的人，叫仲月楼。他以前不带我去见他，因为这个人很厉害，学问太大了，写得一手好诗和好文章，书法又很好，写了一本研究《红楼梦》的书，几本诗集，文章也很好。祖父说，如果他不想理你，是很正常的。果然这个人第一次看到我时并不理我，眼睛看着别处。我当时也很生气，你凭什么看不起我。我的女朋友当时还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他和她倒是谈得很好，把我晾在一边。
可是我看了他的文才，就不骄傲了。他给自己父亲写的墓志铭是这样的： 呜呼哀哉！我父秉光风霁月之度，锦胸绣口之文，经世邦国之才，奈何生不逢时。
他父亲也会写诗。仲月楼被关押在安徽的一个农场，他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写了一首诗给他，算是诀别，我记得诗是这样的：“遥望皖南天，我儿在那边。云飞去复还，儿怎不言旋？”一个快要死的人写给儿子的诀别诗，就应该这样简单，质朴！我自己做了父亲之后，更觉得这诗太好了。
像仲月楼这样超凡脱俗的人，也有着世俗的生活。他的女儿就完全看不惯他：
你这个人真是不可理喻，写那么多诗，一点用没有。他就和女儿斗嘴，哈哈大笑，像一个老顽童。
后来他不知怎么给我写来一封信。称呼我为“贤契”，信中说，你是学文学的，文字的功底一定很好，你写几首诗给我看看。我当时心里有些虚，怕写不好，老先生说不定再也懒得答理我了。就请了一个中文系老师帮我写两首古体诗，那样也许还可以交往下去。结果他看到那些诗，把我大骂了一通，说你学了三年的大学了，连平仄都搞不懂。现在的大学怎么了得？他帮我把诗全部改了一遍，后面还附了他对文学的一些看法：
大致说，你看，大江之上，风急天高，江水奔涌，才有波澜可观。你如果一直想过安全的生活，最好就不要去搞文学。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却对我影响很深。他一直和我通信，直至他突然辞世。
他有一个姓孙的朋友。和他一样，也是他父亲的学生。在黯淡和孤独的“文革”岁月中，只有这两个人相互扶持和理解。
有一天，孙给仲月楼写去一信：
我决定自杀了！能否先给我写一个挽联让我看看？我们这些无知的人就会说，为什么不去劝他不要自杀！仲月楼说，他说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