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 第31部分

　　安适之表示一定把韩老的关切带回去，争取尽快取得成果。

　　临别的时候，韩老顺便问了问章秋丽的情况，说青岛的群众很有意见哩，说是一些演员，打着名艺术家的招牌，在那儿搞演出，票价很贵，而节目又很糟，这是要不得的。人民的演员怎么能欺骗人民呢，怎么能演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呢？文艺总还是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嘛，秋丽参加了没有？没参加就好，要是参加了，把分得的钱退出来，好好认识一下这个问题。你们常到这儿来，就要更加严格地要求你们。

　　安适之说，秋丽被朋友们拖去，她本来是度婚假的，又不好意思回绝，只去报了两次幕。不知收了钱没有。回去一定转达韩老的教导，好好认识这个问题。

　　韩老说，什么教导不教导的，只是一个老党员按照党的原则办事就是了。

　　安适之再三感谢了韩老的关怀，走出门庭。在送他出门的时候，夫人顺便悄悄问了一下安适之，有没有法国的一种药，是治前列腺肿大，排尿困难的。她在香港报纸的广告上看到的。韩老有这个病，可总是不愿去治，怕耽误了工作。安适之表示，一定把这药搞来，韩老真应该好好地为党为国珍惜自己的身体。

　　他回到家，立即把秋丽从床上拖起来，逼着她按照自己的口授写了一封信：

　　《××日报》编揖同志：

　　我前些天在青岛市度婚假，适逢几个文艺界的同志邀约在青演出，情义难却，虽推辞再三，还是为演出做了两次报幕。归来三思，觉得不妥。人民演员为人民，应当以严肃的创造回报人民的哺育。报幕之劳，微乎其微，所得报酬却丰厚之至。良夜扪心，不禁汗颜。今将所得报酬，全部奉上，请转送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款少意浓，万望收纳。

　　下面是签名，年月日。

　　章秋丽写完，安适之看了一遍，勾掉了一个“婚”字，又让章秋丽再工工整整地抄一遍。

　　章秋丽打个呵欠，说：“困死了，你这个催命鬼。就这样儿，不抄了。几十块钱的事，大伙儿都拿了，有什么了不起！”

　　“头发长，见识短。没有这封信，你跟那几个钱串子一块儿挨批，弄不好还得受处分。有了这封信，变被动为主动，还得表扬你。笨丫头。”

　　“那明天抄不行吗？这么晚了，抄完了也寄不出去。我就想睡觉。”章秋丽扭动着婀娜的身姿，象个小孩子似地撒着娇说。

　　“好好，我的女王。”安适之搂住她，在她脸上，脖子上蹭着嘴唇。

　　“快去洗澡，我在床上等你。”章秋丽回了他一个吻。

　　等两人在床上拥抱着，秋丽说：“傻子，这就对了。”

　　“什么？”

　　“咱俩合在一块儿，去防备别人，算计那些要算计咱们的人。可别彼此算计，老是疑心生暗鬼的。”

　　“哎呀，宝贝儿，你可懂了。咱们早该这样儿。”安适之说着，关上了床头的灯。　


第三十章

　　七天以后，安适之把给梁晓晨的调令和户口准迁证一齐交给林子午，使林子午吃惊地看了他半天。

　　他喃喃地说：“这，是，你办的？”

　　“嗯。”安适之点点头，“不过，首先是您的功劳。您给一位中央顾问委员打过电话吧？那位老前辈又找了韩老。我只不过去催了催，拿韩老的信去跑了跑人事部门，新华社和公安局，跑跑腿罢了。”

　　林子午一把抓住安适之的手，激动地说：“适之，我也感谢你。看来，我……”

　　安适之笑着摇摇头说：“林老，我的缺点依旧是很多很多。您可不要以一件坏事、一件好事来判定全貌哟。”他又扶林子午坐下，叹着气说，“柏年的病，我心里也难受得很，难受得很……”他好象哽咽了，一扭身走出林子午的办公室。

　　晚上，他和秋丽被韩老叫去，韩老指着一份内部参考文件对他们说：“秋丽给《××日报》的信，我看到了。这样就对了嘛！人不是为几个钱活着的嘛。我在这上面写了几个字，你们看看。”

　　章秋丽拿起那文件，见上面有她自己抄的那封安适之的口授信，只不过是大字铅印。这边上，有韩老苍劲的一行铅笔字，道是：“过而知改，亦属难能可贵。文艺界的同志都应当这样。那些到处乱演骗钱的人，应当感到羞耻。”

　　章秋丽看看安适之，忽然觉得鼻子发酸，竟禁不住流下了几滴眼泪。

　　韩老说：“改了就好嘛。把钱给孩子们，更好。不要哭，不要哭。在这里吃完饭再走。”

　　章秋丽依旧伤心，说是对不住韩伯伯的教诲，今后，定要更好地注意思想修养。一边说，一边慢慢地收住了泪。

　　他们在韩老家吃过了饭，又看了电视，才道别回家。

　　路上，在清冷的月色中，章秋丽忽然紧紧地用一只手揽住安适之的腰，深情地说：“你真是个才子，完全可以当个领导。把咱们那约法三章第一条改改吧。”

　　“怎么改，傻丫头？”

　　“把一切都听我的，改成一切都听你的。”

　　“不，改成一切商量着办，谁的意见正确，听谁的。”

　　“真的？”章秋丽止住脚，看着他。

　　“当然。”

　　“来，拉钩儿。”章秋丽伸出右手的食指，象小孩儿一样朝安适之晃动着。

　　安适之笑着也伸出右手的食指，同她拉拉钩，然后笑着搂住她的腰向前走去。

　　一个小女孩儿拉着妈妈的手，奇怪地边走边望着他俩问道：“妈妈，那叔叔阿姨怎么还拉钩儿呢？”

　　“闹着玩儿呢！”妈妈说。

　　“他们怎么闹着玩儿呢？”小姑娘还问。

　　“商量事情呗。商量好了，就拉拉钩儿，跟小孩儿学的。”妈妈说。

　　“商量什么事呢，他们？”小女孩儿并不死心。

　　“真烦。”妈妈说，“商量着怎么要个不老问为什么的小女孩儿”

　　安适之和章秋丽听了都笑起来。

　　安适之说：“对了，咱们也生个小女孩儿吧？”

　　“别做梦了，我得好好玩儿一年。明年再说生孩子的事儿。”

　　俩人笑着，象情人般挽着手臂，在夜的市街上走回家去……

　　这时候，林子午正坐在小车里，亲自把梁晓晨和梅梅送到袁亦方家。

　　老爷子今天分外高兴。他把晓晨和梅梅接到自己家里，请她们母女吃饭，顺便把调令和户口准迁证交给晓晨，并告诉她，在柏年的疾病面前，所有的人都似乎良心发现，连安适之也拚命地奔跑，给她解决了户口和工作调动问题。看来，我们民族传统的美德，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中。只不过有的人这种美德被一层灰烬掩埋住了，一旦遇到危难，在重大事情面前，那灰尘就被吹走，显出心灵中正义的光。他劝晓晨，要不念旧恶，忘掉适之从前给她的困难，他那是一时糊涂。人，过而能改，还是好的。

　　晓晨什么话也不说。她从未把安适之给自己的上级打小报告，说自己曾经支持反对“革命卫生路线”的人这回事记在心上。虽然她因此而在外地生活了七年，她也没有一点怨恨。有多少夫妻两地分居？有多少牛郎织女？她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她记得很清楚，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开过以后，她负责采访医务界的情况。由于她在一篇通讯中报道了新华医院研治冠心病取得了成效，肯定了袁亦方、郑柏年，而引起当时的卫生部长的不满。当时新闻界的负责人曾要她修改那篇文章，以适应“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需要。她坚持不改，这就触犯了上司。此时，上司又接到安适之写的新华医院革委会的报告，说梁晓晨干预医院内部的“革命”；支持“资产阶级反动卫生路线”即“贵族老爷路线”。于是，她被派往西南边疆，而郑柏年又重下干校。在分手的前夕，魏旭之给他们两人主持了婚礼。新婚后的第二天，他们就各奔东西了。

　　七年的分离，固然使她痛苦，但也使她变得更坚强。西南高原的风吹硬了她的翅膀，她更加成熟了，也更加热爱在困难时结识、结合的丈夫。她并不感到不幸，而是觉得找到这样的伴侣是一生最大的幸福。没有离别，便没有相聚时的欢乐。没有时间、空间的考验，也便体会不出爱情的坚贞。时间与空间，不独对于手写的、演出的艺术是至关重要的，对于爱情这门人生的艺术也是头等重要的因素。真正的爱情会超越时空，在永恒的王国里飞翔。

　　她是宽容的。一切善良、正直的人，心都是博大的。她不但不记恨安适之，反倒感谢他的成全。毕竟由于他的奔走，自己才终于又回到丈夫的身边。是的，丈夫的生命已经不久长了。那就让这不长的岁月，过得更充实，更美满，用爱与温存填满每一秒钟吧。

　　街上，行人如织。夜间九点半到十点半，是北京夜的市街上最后一次人来车往的高潮。

　　晓晨搂着梅梅，下巴蹭着女儿柔软的浓发。她的心充满苦与甜。她知道，她生活中二个更新的、更难的阶段到来了。她以悲壮的心情，迎接这新的生活。

　　故乡的人们呐，你们都是朋友和同志。她凝视着车外的人流，默默不语。

　　汽车在夜的市街上，在明亮的灯火中前行。　


第三十一章

　　一辆奔驰牌汽车停在水洼子胡同白天明家门口。一位穿西装的中年男子，跳下车，在灯光下看了看门牌号码，便举起手敲门。

　　天明开了门，见是一位生客，便问，“您找谁？”

　　“请问，白天明先生是住在这里吗？”来客用很标准、但比较生硬的普通话反问他。

　　“我就是。”

　　“啊，太好了。我叫童建中，从美国纽约来，吴珍小姐托我带点东西给您。”

　　“啊啊，请进，请进，童先生。”

　　童先生回身对汽车司机说：“先生，您能不能过一个半小时……”他看看白天明。

　　白天明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笑着说：“假如童先生没有别的约会，我希望您能多坐一会儿。”

　　童建中立即眉开眼笑，说：“我今晚没事，是专门来看望您的。”又回头对司机说，“那，就请您过两个半小时，十点半左右来接我好了，可以吗？”

　　司机点点头说：“可以。十点半准到。再见！”

　　“再见。”

　　汽车开走了。白天明接过童建中的手提包，开了院灯请他走进院子。童建中站在院子里，却不进屋，而是环视着这个小小的庭院。

　　这个院子很小，除了四间北房，一间很小的做厨房用的东房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可以称之为建筑的东西了。南面是一道院墙，其实是另一个院落北屋的高大的山墙。西面便是夹道似的门洞，一个小小的院门通向胡同。院子里，栽着两棵树。一棵是丁香，另一棵也还是丁香。不过花色不同，一棵开雪白的花，另一棵却是紫色的花。每年春天，当五月的暖风吹走顽固的严寒，这小院里便首先绽开了紫色的丁香。一朵朵小花，仿佛仰起小喇叭，向着头上的蓝天，吹奏着生命之歌。紫丁香艳而不香，起码没有那么浓郁。白丁香却不同了。它的花期稍迟于紫丁香，花朵也不娇艳，可是当它默默盛开的时候，那醉人的芳香便从庭院中溢出，甚至可以飘满胡同，引动得街坊四邻都来赏花寻芳。白天明不在北京的时候，花也失去了主人，常常被人剪走花枝，以至于伞状的树冠，成了参差不齐的痢痢头。现在，经过了白天明的一番修整，要好看一些。但，花期早已过去，只有肥大的叶子掩映着黑枣核一般的种籽，一串串躲在枝头。

　　童建中出神地望着小院，喃喃地说：“又见到了，又见到了。”

　　“童先生在北京住过？”白天明问他。

　　“嗯嗯。我是四川人，可生在北京。我家住在圆恩寺——；好象离此不远。”

　　“对对，走十几分钟就到。”

　　“也是这样一个小院，好象比它大一点，有八间房。院里也有树，不过是海棠。春天开起花来，很美很美的。记得有一年春天下了大雨，我把花瓣放在纸叠的小船里，顺着水沟流到街上。我光着脚，一直跟着小船跑……”童建中完全沉浸在儿时的回忆里。

　　白天明默默地看他，不愿破坏了他的回忆。

　　童建中叹口气：“我十四岁离开北平，那是一九四八年秋天。从此一别三十四年。三十四年呐……”

　　“您以后可以常回来。假如您喜欢，而且不怕不方便的话，就到这儿来住。”白夫明说。

　　“哎呀，那可太好了。”童建中说，看着白天明，笑了笑，“可我的父亲是国民党右派，我本人在思想上也是反共的。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