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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内尚有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强大的军阀势力和农民军势力，统一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年仅２２岁的李世民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统帅千军万马，开始了他的历时４年多的艰苦卓绝的统一战争生涯。
李世民从出关到攻下洛阳，共用了１０个月的时间，前８个月主要是围攻王世充，后２个月主要是对付窦建德。由于李世民正确地判断了军事形势，衡量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毅然扩大了战役范围，终于一举战败了王世充、窦建德两只劲旅，加速了统一关东地区的进程。通过这次战役，充分显示了李世民的机智果断以及出色的军事胆略和指挥艺术。
李世民统一全国的卓著功绩，使他的威望日益增加，权力也逐渐扩大，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都在迅速增长。他不但掌握着大量军队，还担任尚书令的职务，位居宰相之职，这在唐王朝的上层统治集团中，特别是在李氏兄弟中间有着特殊的地位。除此之外，李世民还在晋阳起兵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利用自己特殊地位和条件，收罗了大批谋臣猛将，逐渐组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这个文武具备的政治集团的形成和他在唐王朝中的特殊地位，使李世民逐渐产生了觊觎帝位的野心。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图谋变得更加强烈和迫切。
李世民显赫的军事地位，引起了他的哥哥皇太子建成的嫉妒，同时也使他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维护自己的皇位继承权，太子建成也大力收罗人马，扩充自己的势力，同时还把弟弟齐王李元吉拉入自己的东宫集团，俩人合谋对付李世民。统一战争结束之后，李世民与太子建成的争权活动也逐渐由暗斗转向明争，最后终于导致了流血政变的发生。
武德九年（６２６）六月初四日，李世民在武将尉迟敬德、侯君集和谋臣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等人的协助下，在宫城北门玄武门设下伏兵，乘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入朝无备，发动了政变，杀死了建成和元吉，取得了皇位继承权。两个月以后，李渊被迫退位，武德九年（６２６）八月，李世民即位，史称唐太宗，成为唐王朝的第二代皇帝，时年２９岁，次年正月，改年号为贞观，从此李世民开始了他新的政治生涯。
第一部分 秦始皇嬴政第15节 两条政治保证
李世民即位以后，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稳定局势，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领导集团。他接受了尉迟敬德提出的“杀人太多，不利于天下安定”的建议，采取了宽大安抚和任用东宫属僚的政策，缓和了政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在稳定局势的同时，李世民又着手整顿父亲在位的宰相班底，逐步建立起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决策集团，建立了以温彦博、王珪、魏征、戴胄、侯君集等人所组成的宰相班底。在这个班子中，即有李世民的旧属，也有原东宫集团的成员。这个班子汇集了当时最杰出的人才，在政治上呈现出明显的朝气和进取精神。通过领导层的改革，李世民不仅牢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也为进一步励精图治、开创贞观之治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贞观初年的形势，对刚刚登上皇位的唐太宗李世民来说是不令人乐观的。当时，统一战争刚结束不久，社会矛盾还没有完全缓和，民心还不十分安定，而且全国各地的自然灾害也不断发生，社会经济仍然凋敝不堪。如何治理这个国家，成为他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经历了隋朝盛世、隋末动乱和灭亡的唐太宗，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隋朝的灭亡。在唐太宗看来，隋朝本是一个十分强盛富庶的统一帝国，仅是储备的粮食就可供全国５０年之用。但隋炀帝继位后不到１３年便分崩离析，短命而亡，原因是什么？他认为主要有３条：一是隋炀帝广修宫室，到处巡幸；二是美女珍玩，争求不已；三是东征西讨，穷兵黩武。由于隋炀帝恃其富强，不顾后患，徭役无时，干戈不停，使老百姓无法生活，终于激起反抗，以至身戮国亡。而这一切都是唐太宗的亲身经历，因此他引以为戒，成为影响他制定统治政策的重要因素。面对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和贞观初年百废待兴、百乱待治的局面，唐太宗经过深深思考，决定以大治天下作为自己的施政方针。
治国方针确定以后，唐太宗首先抓了国家的政治建设，把任贤和纳谏作为保证政治的两条主要措施。
唐朝初年，承袭魏晋以来崇武轻儒的风气，官吏大都由武将充任。这些人是有功之臣，但却缺乏处理政务的能力。要实现天下大治，就必须选拔大批真正懂治政方法的人才，充实各级政权机构。因此，他把举贤荐能，广罗人才视为刻不容缓的事情，对那些推荐人才不积极的大臣，唐太宗则加以严厉批评。他自己也处处留心和访求有才之士，一旦发现即破格重用提拔。
唐太宗虽然求贤若渴，但并不是滥选滥用，也有着严格的原则，即惟才是举，任人唯贤。凡是有才之士，不计较资历地位和亲疏恩怨都能够兼收并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玄武门政变后，东宫集团想谋害唐太宗的有数百人，但唐太宗不计较恩怨，把这些人引为自己的左右，量才加以重用。东宫集团的重要谋臣魏征、王珪、韦挺等人，都是被唐太宗大胆重用而成为贞观名臣的。对于自己的旧属和亲信，唐太宗也不滥加任用，而是量才授予官职。唐太宗有一句话，叫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可以说是对他用人方针的生动概括。
唐太宗用人既注重才能，也十分重视德行。特别是地方官的选拔，唐太宗尤其重视德才兼备，认为这些人是亲民之官，掌握着百姓的安乐。唐太宗下诏规定，县令由五品以上的京官推荐，刺史则由自己亲自选任。为做好选任刺史的工作，唐太宗把全国各州刺史的姓名写在卧室内的屏风上，随时记下他们的善恶事迹，以备升迁和赏罚。同时还规定，地方官每年年终要进京汇报一次工作，由吏部负责考评，依据政绩来认定品级决定升降。
为了扩大选拔人才的渠道，唐太宗还沿用并且发展了隋朝的科举制度，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一般知识分子和官吏都可以参加考试，考中以后，原来是官吏的可以升迁，不是官吏的由吏部给予官职。
正是由于唐太宗采取了求贤纳才、知人善任的用人政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因此在贞观时期，罗致了大量的优秀人才。纵览贞观一代，可谓人才辈出，群贤荟萃。贞观十七年（６４３）二月，唐太宗命图画家画于凌烟阁的２４位功臣，就是最佼佼者。他们是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尉迟敬德、李孝、高士濂、李靖、萧珞、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瑾、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秦叔宝等。此外还有著名的文学之士姚思廉、陆得明、孔颖达、颜师古等；卓越的书法家和画家欧阳询、褚遂良、阎立德、阎立本等；杰出的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吐乐、执失思力等。这些谋臣猛将、文人学士都在贞观之治中贡献了自己的才干和智勇，成为唐太宗广开才路得以收效的生动体现。
唐太宗还特别注意虚怀纳谏。魏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告诫成为唐太宗虚怀纳谏的重要指导思想。为了达到兼听博采的目的，充分发挥各级官员的作用，唐太宗还从制度上做了许多改革。他诏令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在中书省值班，以便自己随时召见。军国大事和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都要先由宰相讲座议决，然后由皇帝批准颁行。在一般政事的处理上，要求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要充分发挥互相检查的作用。凡军国大事，负责起草文告的中书舍人要各抒己见，诏旨写成后，要经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查，再送交门下省审定，有不适合的地方都要据理力争，不要苟且雷同，马虎从事。这些措施避免了权臣专权和君主独裁现象的发生，保证了各项政策法令制定的正确和恰当，为开创贞观时期君主虚心纳谏和臣下鲠议直言的一代新风创造了条件。
为了达到求谏的目的，唐太宗还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诏令宰相入阁商议军国大事。必须让谏官和史官列席；二是重赏敢于进谏的官吏。同时唐太宗还要求大臣从各个方面直言进谏，不要放过小事。由于唐太宗虚心纳谏的开明作风，使朝廷中出现了一大批敢于直谏的大臣，贞观前期著名的有魏征、王珪、杜如晦、房玄龄等，后期著名的有马周、刘泊、褚遂良等。这些人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起了良好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最杰出的当数魏征。
魏征原来是太子建成的重要谋士，玄武门之变后得到唐太宗的重用，先后被任命为谏议大夫、给事中、尚书右丞、秘书监等职，位列宰相。他前后共向唐太宗进谏了２００多件事，大多数都被唐太宗采纳，对贞观前期的政治起了重要的影响。魏征为人正直，敢于直言，凡是正确的意见，不但要说，而且要坚持到底，即使唐太宗大发雷霆，魏征也神色不移，毫不退缩。因此，唐太宗既喜欢他又害怕他。
唐太宗把魏征看作最好的谏臣，魏征也确实起了重要的监督作用。魏征死后，太宗十分痛心，无限感慨地说：“用铜作镜子，可以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衰的道理；用人做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过错。现在魏征逝世，使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第一部分 秦始皇嬴政第16节 “律、令、格、式”
“律、令、格、式”，
完备实用的法规体系
为了创造一个良好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实现大治天下的治国方针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唐太宗又进行了法制的改革和建设，采取慎刑宽法和严格加强法制的措施。
为了明确赏罚的标准，唐太宗任命房玄龄、长孙无忌修改《武德律》，制定《贞观律》。《贞观律》的刑罚，比《隋律》减轻了一些，后来长孙无忌组织１９名法学家，专门为《唐律》作注，到永徽年间才完成，即《唐律疏议》。这是封建社会最完备的法典。五代以后各朝法律大都以此为本酌加增改。
此外，《贞观律》又定令１５４６条。所谓令就是国家的制度和政令。同时还修改了武德九年的制敕，把３０００条精简为７００条，称为格。格就是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作为考核官员的依据。最后又定出尚书各部和诸书各部和诸师、监、十六卫的工作章程，称为式。律、令、格、式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国家制度到社会经济生活，以及民间的婚丧嫁娶等方面，都有详细规定。凡是违犯律、令、格、式的，一律按法律处理。
为了保证律、令、格、式的贯彻执行，唐太宗亲自选拔了一批正直无私、断狱公平的人担任法官，并亲自检查法官对案件的处理情况。他一再告诫大臣们说：“死者不可复生，用法务在宽简。”并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以免出现冤案。同时，唐太宗还规定对死刑要３次上报中央，被批准后方可执行。
第一部分 秦始皇嬴政第17节 贞观大治，清明廉俭的政风叹为观止
法律贯彻的好坏，关键在于皇帝的态度。贞观时期，唐太宗不但能够以身作则，遵守法律的约束，对自己的亲属和部署要求也非常严格，如有触犯刑法者，严格依法处理，从不徇私枉法。
唐太宗以身作则，执法如山，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起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使贞观初期逐渐形成了执法严肃，令行天下的好风气。社会环境安定，政府官吏都能够做到清正廉明，王公贵戚和豪族大姓都不敢违法乱纪，欺压百姓。由于法制严明，不但犯法的很少，被判死刑的也很少。
在进行政治和法制建设的同时，唐太宗又致力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当时，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经济破败，民户凋残。面对这种困境，唐太宗一方面大力提倡戒奢崇简，节省开支；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农民得以逐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唐太宗提倡戒奢崇简，并以身作则。他继位后，住的宫殿还是隋朝建造的，大部分都已破旧。一般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的宫殿。但唐太宗为了节省开支，在贞观初年一直不允许修作。唐太宗还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