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我十九岁的这一年，终于获得也夫金奖的当天，也就是我离高考只有三个月的时候，我居然又被他撞到了。我的冤家，真他妈的——Shit！
第一章天塌下来有高个儿撑着
韩韩把我的金牌抢走之后，我靠着那棵黄桷树发了半天的愣，就返回学校去找熊思肥。熊思肥还在排练厅排练《北京喜讯到边寨》，我透过窗户寻找她，她却先看到我了，支起唢呐朝着我亲热地叫了几声，嘟嘟﹑嘟嘟，那么洪亮又那么厚实，就像是熊思肥的声音一样，一下子让我觉得有了依靠了。我是理科实验班，她是文科班，但她却常在课间跑来找我问数学，一天要来好多回。她在我们教室门口一探头，同学们就嚷起来，“何有力、何有力，你的肥肥妹妹来看你了！“我的脸立刻就烧乎乎的，然后慢吞吞地站起来，埋了头，做得若无其事地样子走出去。我当然不会让她进教室，我就靠在走廊的栏杆上，给她讲解难题。她的难题哪是什么难题啊，豆芽小菜，我瞟一眼什么都明白了，可我怎么讲她还是不明白。
熊思肥越长越胖了，胖得就像是一颗大果冻，但又胖得很结实，胖得很健康，胖得红通通的，就连她额头上、嘴唇上的青春疙瘩都是红通通的呢。她跟我说话的时候，热气一直冲到我的脸上。我往往一边说话一边退，但她总也一边点头一边进，我后来抵住一根柱子，再也退不动了，只好可怜巴巴地看着她。她就笑，“但愿你别犯了高材生通病，和女孩子相处能力差。”我真是有点害怕她。她曾邀请我去她家听唢呐，说唢呐也会发嗲的，可我哪有时间听？我的书包都已经超过了20斤，每天要解多少题！我说，“唢呐又不能当饭吃，唢呐发嗲你也发嗲，你们就能双双考上重点大学了？”熊思肥还是笑，但已经变成了冷笑。熊思肥哼了一声，“何有力，你太愚蠢了。你以为世界全装在你的书包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熊思肥冷笑呢。冷笑让这个面团般的女孩子，忽然变得来很结实、很强大。不晓得为什么，我是喜欢看见熊思肥冷笑的样子的。真的，我觉得自己很虚弱，而熊思肥比我更强大。
我给熊思肥说着金牌被抢的事，眼泪一下子就上来了。我说，“熊思肥熊思肥，我父母还等着看我的金牌呢，妈妈说金牌一定很沉吧，爸爸就说妈妈土，金牌又不是金锅魁。我走的时候他们还在争论呢，可他们哪晓得，自家的儿子连自家的金牌都没能守得住。”
但是熊思肥并不安慰我，她用一块黄手帕慢慢擦完了唢呐，反问我，“何有力，你是文庙中学的高材生是吧？”我犹豫一下，点点头。她说，“你有一米八十了吧？”我说，“是一米七十九。”她说，“哦，是一米七十九，也够高的了。在家你是最高吧？在班上你也是最高之一吧？你也该算个真正的高个了吧？”我含含糊糊点点头。熊思肥忽然哼了一声，“全世界的人都晓得，天塌下来有高个儿撑着。天塌下来你撑得住吗？掉下来一个韩韩就把你打蔫了，你还能撑得住天？”我咬咬牙，说，“你是要我去把金牌讨回来？你知道韩韩住那儿吗？”我当然晓得韩韩住哪儿，可我只想等她说管他住哪儿呢，我陪着你一块去。但她只是说，“应该还是剧院街。”
我说，“嗯，好象是剧院街，可我从没有去过那条街。”熊思肥说，“大剧院多有名啊，找到大剧院，就能找到剧院街，是不是？我再给你一点提示吧，剧院街在大剧院的后边呢，一片坡地上，到了那儿就像到了乡镇上。”我说，“那，你晓得，门牌号是几号吗？”她说，“67号。你进了67号的大门，一问都晓得的。韩韩的家，谁都应该晓得的，对不对？”我说，“那我改天一定去，我一定要把金牌讨回来。”熊思肥的冷笑变成了亲切的微笑，笑得青春小疙瘩都在发着光。她说，“为什么是改天呢，你今天就去，现在就去吧。你爸爸妈妈还等着看儿子的金牌呢。再说，我也想看看啊，摸摸啊，金牌真的很沉吧？”
我叹口气，闭着嘴把气全叹在了肚子里。我说，“好吧，我就去把金牌讨回来。”我瞪着熊思肥，我想她应该明白，我真的是装了一肚皮的鸟气啊。熊思肥好象根本不晓得我在想什么，她从口袋里边掏出两样东西递给我：一只淡蓝色的新口罩，和一把“喜之郎”果冻。
第二章我就像一个枪手在点门牌
我换乘了三路公交车，才磨磨蹭蹭磨到了剧院街。
省人艺的大剧院，是一座五十年代的苏式奶黄色建筑，仿佛是砖石的城堡，门上有浮雕和涡轮，门前有很粗的柱子还有很高的台阶，台阶下是小小的广场和烙花的栅栏。在人们还爱看话剧的时候，这儿是繁华过，但那已是遥远的往事了。大剧院不演话剧多年了；后来演电影，可电影也没几个人看了，就被录像代替了。VCD和DVD普及之后，就连录像也停了。大剧院还被用来搞过商贸会、小吃节，但人艺的老艺术家们投书晚报，痛斥这是金钱对艺术的欺凌……大剧院再后来就什么也没做过了。门窗总是关着，墙面邋里邋遢，如同一个邋遢的破落贵族还带着扑粉的发套。我在大剧院门口下了公交车，栅栏外已经摆满了冷淡杯和烧烤摊。走在这个又热闹又破败的地方，我恍如走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当然，对这个城市来说，我也基本是一个陌生人，因为熟悉的地方，从来只有家和学校这两点。
剧院街在大剧院的后边，而且是在一块舒缓的坡地上，街灯正在东一盏、西一盏，慢吞吞地亮起来。我在廊檐下数着门牌寻找“67”。爆疙蚤树开了花，又芬芳又忧伤。我伸出手指数着门牌，我听着心口在咚咚地跳着，好象一个枪手用枪点着门牌，一个一个地点。门牌的号码顺着梯坎在提高，我点到了66，忽然有些气紧，类似高原反应那种气紧。吸一口气，再点上去，66上边却是68。我也不晓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左边看了、右边看了，的确是66和68。我长长呼出一口长气来，没有67号，是的，没有67号，我到哪儿去找韩韩啊？
我忽然对自己有了一个交待了，我来了，找过他，但他胆怯地消失了。为了证明自己的确是来过，我在66号和68号之间又徘徊了一小会，然后做得满心失望地走开了。
我磨磨蹭蹭地往回走。二十斤的书包背在背上，不知不觉变轻了。我走得很轻松，甚至感觉是饿了。妈妈每天给我三毛钱的零花钱，我舍不得用，一点点地攒起来，希望能够买到一件雪白的、海蓝的，耐克牌子的体恤衫。我很想在六月的高考时，穿着耐克体恤进考场。耐克那个小勾多漂亮，就像十二年来，我作业本上飘满的小勾勾。可现在我饿了，我要犒劳我自己。绕回大剧院的栅栏外，我嗅到了一股焦糊糊的香味：街对面，立着一架卖烤红苕的三轮车，还插着一面标语牌：“防萨尔氏，烤红苕。”已经有两个顾客在等候着，一男一女，是两个情侣的样子，都戴着蓝色的口罩。
我问卖红苕的大爷，“大爷大爷，红苕真的可以防萨尔氏？”老头嘿了一声，他说，“高温杀菌，一匹马都烤得死，还烤不死‘杀死’么？”“老头把萨尔氏说成是“杀死”，平平淡淡的语气，就多了一点杀气。他咽了一口干唾沫，他说，“其实人都是被自己吓死的，对不对，小朋友？”我不是他的什么小朋友，可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我决定用口袋里的三毛钱买上一只烤红苕。三轮车后边是一家小小的冷酒馆，挤满了不要命的老百姓，碰杯的声音，划拳的声音，乱糟糟的，灯光却是屁亮屁不亮，活像一个疑似萨尔氏的病人 。
我在火炉边等了一分钟，四月的晚上还是凉嗖嗖的，但是火炉把我烤得很暖和。红苕出炉了，两个情侣隔着口罩亲了一下嘴，嘴巴在口罩下边扑哧哧地笑，然后就手牵手地走掉了。后来我把红苕捧在手上，红苕烫得不得了，我用两只手反复地拍打着它，躲闪着红苕的烫，也吸收着红苕的烫，我觉得真有说不出的舒服来。我把烤得发硬发黑的壳小心翼翼地剥离开，里边就缓缓地淌出一线红色的苕心来。我伸出舌尖舔一口，是焦糊糊的香味，焦糊糊的甜味，然而又是嫩得不能说。我就站在火炉边，舔了一口，又舔了一口，一直舔到手里只剩下两瓣黑黢黢的红苕壳。
我把红苕舔得只剩下两瓣黑黢黢的壳，滚烫的苕心把我的舌头都舔木了，我还舍不得似地接着舔。突然，我听到耳边一个女人在嘎嘎嘎地笑。我大吃一惊，猛地回过头来，那女人已经笑得把下巴搁在了我的肩膀上。
第二章我提着这个女人该往哪儿搁？
她还在嘎嘎地笑着，笑得真的是开心死了。她披着黑色的风衣，风衣上铺满了浑浊的灯光，她被风衣和灯光覆盖着，露出一张粉白的脸，就像戴了一只白口罩。但是，千真万确，她没有戴口罩，她的脸是比口罩还要白，就像敷了一脸的白胭脂。我是不懂女人的，可我懵懵懂懂晓得一点点，敷粉的女人不会年轻了。她嘎嘎的笑声如同风里挟着沙尘暴，一边笑着，一边喘着气，“笑死人了，笑死人了，还从没有见过这种瓜娃子！”她笑得迷迷糊糊的，把她的下巴支过来，搁在我的肩膀上。
我赶紧退一退，愣了愣才回过神，她笑的瓜娃子就是我自己。我的脸立刻烧起来，啪地一下扔了红苕壳，拔腿就走了。但我刚刚跨出一条腿，就被女人一把揪住了领口子。我忽然觉得很恐怖，我说，“请你放了我、放了我、放了我吧，我还赶着回家呢，我妈妈在等我。”
“我妈妈？哦，对不起，是你妈妈……你妈妈是谁啊？”她迷迷糊糊地重复着，像在反问我，又像问自己，她似乎很认真地想了想，想得很头痛，就伸手敲敲脑门，嘎嘎的声音变成了急促的呃……呃、呃、呃……她的身子偏偏倒倒，试图朝着前、后、左、右，任何一个方向倒下去，又摇摇晃晃，呃啊呃地支撑住。她伸手揪住我的后领口，就像落水的人抓住了一棵树。我赶紧伸出手去扶了她一把，一个呃从她嘴里扑出来，恰好扑在我脸上。刺鼻的酒味又酸又涩，差点要把我熏死了。她被我扶着，身子却还在慢慢地往下滑，一直滑到了街面上。
我叫了一声，叫得凄凄楚楚的，我说，“啊呀，她死了！”我不停地拍打着女人的脸，女人的脸冰凉的，我拍上去就像拍着冰凉的橡胶皮。我叫着，“醒醒，醒醒，你为什么不醒醒呢？”她动了动嘴唇，她的眼睛是眯着的，现在虚了一条缝。她看来是没有死，因为她轻声轻气地说，“你打我做啥子？做啥子呢？”我很不安地看着她的脸，她惨白的脸上红了一小块。难道是我把她的脸蛋打红的？我嗫嗫嚅嚅地说，“对不起……我只是想你醒醒，我怕你再也不醒了。”
她拿空出的手拍拍脑门，“再也不醒是什么意思啊？”
我不晓得应该怎么回答她。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可笑，我怎么会在这儿缠上这种事。既然已经醒了还啰嗦什么是不醒呢？我丢下一句话就想溜，“再也不醒就是再也不醒了。”忽然那女人一下子站起来，把我的去路挡住了。她轻声轻气地笑着，“再也不醒就是死了是不是？”
我想说是的，但是我不敢。我说，“不是。”她啪地煽了我一耳光！
我脑子一片空白，差一点哭出来，可我就那么傻乎乎地站在那儿，就像在等着挨第二个耳光。但是，那一耳光似乎耗尽了女人全部的力气，她又倒了下去了，跪在地上哇哇地吐起来。她吐了很多很多，吐出来的全是水。或者说，吐出来的全是酒，深色的、黏稠的、恶心的酒，散发着黏黏糊糊的酒味道。吐着吐着，她的头就向着那一滩脏东西栽下去。
我一把揪住了她的后领子。我居然就这么把她提起来了，我没有想到她的身子居然这么轻，轻得就像是一个纸草扎的人。我把她提在手里，忽然很惊慌，我不晓得提着这么一个轻飘飘的女人，该往哪儿搁？我对卖红苕的老头说，“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呢？她，没有死。”老头拍着他的红苕，他看也不看我和她，见惯不惊地，淡淡地，他说，“我看她看得多了，她当然死不了。她死了多少回了，还活转过来了多少回。”我说，“可我怎么办呢？我总不能一直这么把她提着吧？”
老头说，“小朋友，你要送佛，就送到西天吧，把她送回家。”那女人慢慢在我手里转过来，把手搭在我肩上，她喉咙里咕哝着，“送送我，送我上西天。”女人的身子又在朝着地上滑。我慌忙伸手一拦，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