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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伽丘也很忠于女王，他认为，君主的慷慨能够给每一种卓越的成就以报酬，他为女王写了很多近于夸张又确实出自真心的颂歌，在女王因谋杀丈夫之事而受到社会多方攻讦时，薄伽丘还同一些人在一起竭力为女王辩解。
1344—1345年间，薄伽丘创作了长篇叙事诗《菲索拉诺的仙女》又译《菲索拉的女神》，这部长诗描写了仙女和牧羊青年的爱情悲剧，仙女因追求尘世爱情的幸福，触犯了禁令，遭到了黛安娜女神的惩罚。这位冷酷无情极端残忍的女神，厉行禁欲主义，把这一对热恋的青年变成了两条河流，以便把他们永远分开。可是这两条河流没有屈服，最后在亚诺河汇合到一起了。薄伽丘借此讴歌了勇敢、纯洁无暇的爱情，向教会所宣扬的禁欲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提出了大胆的挑战。这部长诗是薄伽丘诗歌中写得最好的诗作，一些精彩的片段，语言清新、凝炼，而又自然。
薄伽丘一生都在为爱情写作，凝结进去的是他对玛丽亚 （菲亚美达）绵绵不绝的思恋，吐出来的是一部部对女性的颂歌和关于爱的绝唱。尘世间徒然的守望被他用巨大的才情、持续的努力升华为艺术的结晶。当薄伽丘回忆这段生死不渝的恋情时，他说：“我这场恋爱，当初叫我遭受许多痛苦，现在痛苦解脱了，只剩下欢乐的回忆。到现在我的灵魂里只剩下欢乐的思念——这是爱情赐给那些未在爱河里灭顶的人的礼物。”
1348年，一场可怕的鼠疫席卷了欧洲大陆，美丽的佛罗伦萨也未能幸免，从3月到7月的四个月中，共死亡四万人，城市的居民去了大半。就在这场瘟疫平息后不久，当人们还记忆犹新的时候，薄伽丘开始了 《十日谈》的创作。当然，如果就《十日谈》的创作过程而言，可以追溯到四十年代中期给女王乔凡娜讲故事的时候。
增添光彩的人
友情纯洁了双眼
1350年，薄伽丘因父亲去世回到佛罗伦萨。
那不勒斯创下的声名早就传到了佛罗伦萨，见多识广和盛情煎熬之后又孕育出稳重之风，这时的薄伽丘的重返故里自然与上一次不可同日而语。薄伽丘立即得到了佛罗伦萨当局的爱重，可以一展才华了。他在共和政体中担任掌管财政的职务，还任过外交官。在任外交官阶段，曾先后七次受共和政体的委托，去跟外国的国王和罗马教皇办理外交事务。
在当时，意大利的封建势力仍很雄厚。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日耳曼皇帝，依然是意大利的最高统治者。在封建势力中。最狡诈者是罗马教皇。教皇不仅是欧洲整个封建社会的精神上的最高统治者，而且还从欧洲各国人民身上榨取了巨大的财富。教皇的一切政策，都是为了保持和扩大自己的统治。不可告人的野心，使得教皇成为维持分裂局面，阻碍国家统一的罪魁祸首。他不仅直接干涉城市政治、煽动城市内部党争，而且挑拨各城市之间的关系，引起城与城之争。薄伽丘在与罗马教皇的交涉中，维护了佛罗伦萨的独立和自由，表明：市政厅是高于一切的，“正义法规”是佛罗伦萨的生命的保障，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薄伽丘的政治理想还没有完全实现。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听到了有关佛罗伦萨历史上党派相残的惨剧。怀着消除党派仇隙，维护祖国和平统一的热望，他步入了政界，渴望能有所抱负，做一些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但是，风浪险恶，独木难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他无力回夭。他深深地感到：那些蝇营狗苟的佛罗伦萨人，尤论是格尔夫派还是吉伯林派，都是应受诅咒的邪恶之徒。目睹各大家族之间的连年血战，各党派的相互倾轧，人们的愚昧、粗野以及教会人士的贪婪、虚伪、腐化，他希望自己能写出一部作品，抨击贪欲，建立秩序。写作《十日谈》的思想逐步酝酿成熟了。
同时，薄伽丘与彼特拉克的友谊也进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1351年，佛罗伦萨当局要招聘当代著名学者到新成立的佛罗伦萨大学任教，薄伽丘力荐延聘放逐在外的彼特拉克。他以佛罗伦萨共和政体代表的身分，亲自去帕度亚邀请放逐的彼特拉克返回佛罗伦萨，并且传达了当局退还从前没收彼特拉克的产业的决定。
彼特拉克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真正代表。他在法国古城卡尔奔特腊群山之中的温都克斯山第一次提出“人学”和“神学”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在担任阿维农教皇宫廷的秘书时说深信新时代的远景已经接近人间。他一生中都在思想和文学上进行反对宗教禁欲主义的斗争，把罗马教廷斥作“悲哀的逆流，恶毒的寺院，异端的教堂和谬误的学校”，虽然他曾是教皇的秘书，在根本上不否认宗教和教会的存在，但他对教会和封建主全力维持的禁欲主义教条确实深恶痛绝。
彼特拉克主张意大利的统一，反对贵族暴政的统治。他尤其怀念古罗马的光荣，要以古罗马的精神来恢复意大利的统一。这情绪表现在他的几行诗里：当勇者武装抵抗野蛮的狂暴的时候，战斗不会很长，因为往古的勇敢精神，仍以生命温暖着意大利的心房。
彼特拉克很早就指出“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于我就够了”，“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凡人要关怀世间的事”。他把文艺复兴理解为：（1）“从古罗马帝国晚期（五世纪）到他所处的时代（十四世纪）这千年间正是欧洲的黑暗时代”，既毁灭了古典文化的精华，又毁灭了公众品德的精华；（2）当时的粗野状态还不太根深蒂固，人可以改变那种状态，因此他号召人要设法摆脱“黑暗时代”，来一个“古代学术——它的语言、文学风格和道德思维的复活”。他对青年一代寄予期望——掌握古人才华的奥秘，“这遗忘的沉眠”将很快被驱散，人总将“在过去的纯洁光照中迈步前进”，人类的创造力将空前发挥出来。这种很简单的概念，就成了十五世纪人文主义者根深蒂固的信念。
彼特拉克的这一切思想都深深影响了薄伽丘。两人之间的频繁交往和生死不渝的友谊，使得他们在对人性的尊崇，对教会禁欲主义的荒谬，对意大利民族统一问题，见解趋于一致。比较起来，薄伽丘的人文主义思想又更加富有生气。与彼特拉克不同的是，他并不相信基督教能拯救人们的灵魂，也不迷恋僧侣的苦行主义，他的身上更多地具有新时代的气息，他是一个新兴资产阶级有代表，为资产阶级文化的勃兴起了重大的作用。对于此后文化的贡献，彼特拉克的抒情小曲远不及薄伽丘的《十日谈》，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艺术的自觉
1350年，薄伽丘去罗马观看了圣年的隆重盛景。朝圣者到罗马来，不分时间，不分季节。尤其是每逢五十年一次的圣年，他们更是蜂拥而至。因为据说在圣年能得到大量的赐福和免罪。1350年是第二个圣年，编年史家维拉尼估计总共有一百二十万人进了不朽城的大门。他们不顾旅途上的种种不便和意外事件，不顾透风的窗户、冰冷的房间、坑洼的道路、有虫子的床、变质的食物、劫道者、土匪、谋财害命的家伙、大胆的暴徒、雪崩、地震、战争、好抢劫的军队和穆斯林海盗。罗马向信徒们提供了独特的有利条件。然而，严格地说，这种旅行并非必要，通向天堂的道路不止一条，为了将罪和蒙神恩完全可以有其它较为便宜、迅速和安全的途径。不离开自己的村庄，照样可以过圣洁的生活，奉行高尚的道德原则，从而达于圣域。
事实上，寻求神恩正逐渐退化成了去罗马旅行的一种借口。当然，只有在罗马才能参拜圣殿、圣所和圣像，参加高级教士主持的仪式和极不平凡的节日活动，向神求得对重罪的赦免和解脱，这些特殊权利始终是人们离家而来的主要原因之一。但随着岁月流逝，它们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已经减退，人们参观宗教建筑不仅是因为它能唤起敬畏与启示，而且是为了欣赏它新颖的世俗之美，它那美妙的装饰和点缀其间的艺术品。对圣母画像，人们逐渐也不仅是膜拜她那超自然的神父，而是欣赏美妙的画技，推崇画家的名声和赞赏模特儿的美貌。
经过了多少个世纪，艺本才第一次因其自身而被欣赏。其实，宗教艺术本来就不完全是赞美上帝和圣徒，它同时还赞美男人和女人、美好的事物、尘世生活的快乐、色彩、阳光和辛勤劳动。在修女和大胡子神父的身后，意大利的画家们得意地描绘了玲珑的小镇和美妙的风景，小得只有靠得很近才能辩出全部细节：墙壁、塔楼、教堂、街道、正在做活的手艺人、河里的轮船、阳台上的妇女和儿童、吠叫的狗、阳光里晒着的鲜艳衣物、庄稼汉和猎人。薄伽丘甚至可以在意大利的艺术与生活中嗅出地狱的硫黄味、渎神的气味。这时的意大利成为基督教世界中最富有、最迷人、最有教仰、信仰不诚却又聪明的国家。意大利逐渐改造了人对宇宙的观念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他们承认人类既能行善也能作恶的巨大能力，承认人类的美德、缺点和本性，他们的本性既不同于其他动物，又不同于天使。一场革命的序幕已经悄悄拉开。
薄伽丘是最早窥见舞台的人。专在朝圣的人群里，他嗅到了异教的、不敬神而且亵渎神明的气息。他把所有的感受和日臻完善的语言艺术结合起来，写出一部煌煌巨著《十日谈》。
《十日谈》的创作，完成于1348—1353年间，从酝酿到成书，大致花了十年时间。作家最初写这些短篇的时候，只是为了那不勒斯的女王爱听而写的，所以并无连贯的思想与统一的计划。但在把这些短篇缀连成篇时，作家又进行了巨大的加工与订正，使通篇贯穿了统一的宗旨与意图，融贯着反对封建制度、反对罗马教廷、要求祖国统一和深刻的人文主义思想。作家在该书序言中直言不讳地申明，他写这本书，是奉献给为爱情所苦恼的女士们的。他说：“淑女们读着这些动人的故事，说不定会得到一些乐趣，同时还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因为从这故事中她们可以认识到什么事情应当避免，什么事情可以尝试。”作家是在通过对女性崇拜的大胆表白，宣扬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理想和对封建教会势力进行勇敢的挑战。
《十日谈》以1348年佛罗伦萨发生的一场可怕的黑死病为背景，有十个青年男女（三男七女），侥幸活了下来，相约逃到郊外一所别墅避难。那里尽是一片青葱的树木，生意盎然，清泉流水，室内清静雅致，如象从黑暗的中世纪，来到了阳光灿烂的人间。十个青年男女就在这里住了下来，除唱歌跳舞外，就轮流讲故事，每天轮流做“国王”和“王后”。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十天共讲了一百个故事，故名《十日谈》。这些故事分别取材于欧洲中世纪的传说，东方民间故事，如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历史事件、宫庭传闻以及街谈巷议的资料等。薄伽丘借他山之石为己用，巧妙地加以收集、整理，然后在创作过程中把这些故事情节移至意大利，以人文主义的思想观点进行加工改造，运用市民文艺的新形式，生动形象地反了意大利广阔的社会现实。
中世纪的故事总是描写抱着光荣动机的侠义骑士和高尚少女，故事总笼罩着传奇的气氛，人物总是隐隐约约不大具体。意大利的《十日谈》里却都是实实在在的人：商人、僧侣、手艺人、小店主和亲王，他们情欲旺盛，胃口又好，说着市场上和酒店里那种流利而丰富的方言。
这些东西和教会宣扬的道义是大不相同的，读者不会从中学到如何避免犯罪，如何与邪恶斗争，如何保护弱者，如何控制自己的本能，如何尊敬别人的美德，如何改良周围世界和如何使灵魂得救。他能从中学到的主要是如何在别人的欺骗、出卖、傲慢和狡诈面前保护自己；如何利用别人的弱点，看穿别人的伪装；如何享受生活的乐趣：比如接近健壮的村姑、雇用脸红的女仆、品尝精制的酒菜、交结愉快的同伴和战胜弱小的敌人。在这些故事里，世界上一切残酷无情的东西都被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很少加什么褒贬。温顺谦和的人、轻信的人、天真的人、戴绿帽子的人，都受到嘲笑。他的不幸不仅被信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有魄力的人，既聪明又强壮的人，办事不择手段、对人毫不宽容�